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发展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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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成为中国目前主导的文化形态。然而。大众文化具有的负面价值削弱了其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期的积极作用。因此，精英文化之于中国大众文化的特定历史意义在于，精英文化能够对大众文化进行必要的文化启蒙，用形而上的纬度提升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内涵，使得大众文化的发展符合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现代化转型文化启蒙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市场经济大潮的勃兴，意识形态的日益宽松，中国社会的媒介形态和文化结构经历了一个不平静的由一元到多元的演变历程，而由大众媒介推动的大众文化成为主导的文化形态，精英文化则处于边缘化的状态。本文探讨的是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精英文化立场对于大众媒介的大众文化所具有的特定历史意义。

一、大众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转型期的负面价值

对于中国文化领域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大景观便是大众文化的兴起。大众文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在大众传媒时代伴随着工业化、都市化的进程而出现的。事实上，大众传媒自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了与大众文化的联姻，大众媒介在大众文化的建构中起着核心的、限定的角色，大众文化也是一种媒介文化。或者说，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在文化表征上往往呈现为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由大众媒介催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历史上最为复杂多维的文化现象，因此对于大众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大众文化就需要作全面而辩证的分析。事实上，中国的大众文化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特定历史时期具有着双重的意义和价值，既要肯定其自身具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内容，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其缺陷与不足。从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角度看，大众媒介与大众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大众文化)的兴起有着自身的合法化依据。中国的大众文化不仅以世俗化的形式启蒙着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思想观念，而且冲击和消解了改革开放之前那种单一的意识形态，解构了文化一体化的传统文化格局，从而进一步影响着社会的多元化和民主化趋势。然而，大众文化的市场逻辑却导致人们放弃理性、价值、人的终极关怀等深层的文化价值取向，放逐理想所具有的精神向度，转而倒向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并造成中国当代社会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这一切又削弱了大众文化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积极作用。

与传统的文化形式相比，大众文化无疑具有赤裸裸的商品属性，而且也不打算掩盖自己与资本的关系。可以看出。大众文化背后彰显的是一种鲜明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大众传媒则是它的制造者和传播者。由于对市场利益的觊觎和追逐，有些文化生产者和媒体甚至不惜牺牲自身的品位、格调和深度。1995年在广州创办的《南方都市报》曾公开宣称，要实践传媒大亨默多克的办报语录，这就是“提高报纸发行量很简单，那就是降低格调”。媒体从根本上讲是应该服务于公众利益的，而大众媒体在市场逻辑的操纵下不仅对消费文化极度热情，更为严重的是丧失了自身对于消费主义话语的批判纬度，放弃了自身守望环境的社会责任，以至于造成对媒体公共性的伤害和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消解，最终导致对大众公共利益的损害。

而且令人担忧的是，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的市场化导向，不仅会加剧媚俗的文化消费品的流行和泛滥，更重要的是会掩盖消费主义背后隐藏着的中国社会现实的矛盾，遮蔽隐藏于消费关系中的权力关系，消解现实问题背后的制度追问。比如，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分配的不公，社会底层的艰难，在逐利逻辑堂而皇之的高歌猛进之下，都在华丽而喧嚣的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的覆盖下被遮蔽和忽略了。哈贝马斯曾指出，商业逻辑会导致媒体的非政治化倾向。报纸的内容由于商业化必然走向非政治化、个人化和煽情，并以此作为促销的手段。布尔迪厄也发现，商业逻辑会导致媒体对收视率(发行量)的片面追求，让媒体丧失其自身的文化品味和政治功能，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乃是信息的垄断和排斥，排斥了公众为行使民主权利应该掌握的重要信息，使受众的政治知识趋向于零，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并吸引到一些没有政治后果的事件上去。。渐渐地媒体就以轻松的娱乐的东西剔除了公共领域的严肃内容。尽管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讲，媒体的首要任务是激发公众对国计民生、社会和国家安全等重大社会问题的关心，但是媒体越来越多地报道无关痛痒的小新闻，热衷于小道消息和煽情性新闻，将深刻重大的社会问题浅薄化，这无疑极易造成大众精神境界的沉沦和文化理想的迷失。

大众文化另外一个异常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过度娱乐化，以娱乐取性思考和价值追问，而目前这股全球娱乐化狂潮正在席卷中国。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所言：“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但是，娱乐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决不是一种自我选择，而是在消费主义原则的支配下被控制、被操作的结果，娱乐实质上已经成为一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表征。因为娱乐是一种资本行为，所有娱乐产品都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商品拜物教的痕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的娱乐均为复制的、模式化的，虽然从表面看上去形式多样，丰富多彩，但其内容却显得苍白而贫乏，模式是千篇一律的，结构是简单重复的，趣味是肤浅平庸的。归根到底这毕竟是一种表面化的生活方式，无法解决人类深层精神困境的种种问题。

究其实质，这种消费性主导的大众文化，是建立在放弃意义追问和现实思考的前提下的。大众文化在给人们带来享乐和满足的同时，会抑制人们的判断能力，消解人们对现实的不满与内在的超越纬度，使大众习惯于无思想的平面化的生存模式。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曾分析揭露了西方大众文化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使人们失去思想和深度，从而在平面化的文化模式中逃避现实，沉溺于无思想的享乐，从而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都被使用，甚至在娱乐消遣的状况下，也会被灵活地消费。……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当人们以经验的直接性取代价值的超越性，以瞬间的体验取代永久的回味和深层的思考，人类那些那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那些深刻的、内在的、独特的东西便被遮蔽和忽略了。

总之，大众文化如若无节制的产生和扩张，一方面不仅会淹没文化艺术追求个性、反抗现实的自由超越精神，使之堕落为一种平庸的的商业性文化消费；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在技术理性的压迫下，还会使人成为物的附属，导致人的主体性的丧失。遗憾地是，我们看到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中，随着大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加深，中国的大众文化已经开始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裹挟下攻城掠地、战无不胜，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潮逐渐盛行且日益泛滥，导致了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人文精神的失落，理想价值的缺失，和现代人心灵的无所昄依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一切已经成为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媒体领域和文化领域迫切需要反思的问题

二、精英文化之于中国大众文化的特定历史意义

大众文化的症结在于，其所宣扬的是一种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体系，不再追问生命的向度与理想的意义，使大众淡化对形而上的人文思索。而精英文化是一种知识分子文化，关注社会理想，追求永恒价值，呼唤人文精神，主张反思和批判现实，能够形成不断超越自身的内在动力。因而，精英文化是一种自觉的文化，担负着为社会大众营造精神家园的重任，是社会文化理想和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

因此，精英文化之于中国大众文化的特定历史意义在于，精英文化能够给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一种超越的理想，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终极价值尺度。而且，在承认大众文化发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同时，精英文化能够对大众文化进行必要的价值批判和文化启蒙，用形而上的纬度提升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内涵。因此，在中国现代化进程走向深入、市场经济建构进入实质性阶段，精英文化不能丢弃自身的立场和责任。亦不能将自我消解于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之中，而应该持守自身的文化立场，肩负起自身无法推卸的并且也不能推卸的特殊历史使命。

1.持守精英文化之于大众文化的文化启蒙立场

在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文化启蒙是一个必然的和核心的环节。文化启蒙是以人自身的现代化为宗旨的、倡导一种以人的主体性生成为核心的文化立场。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文艺复兴和以新教伦理为内涵的宗教改革，就属于这种以人自身的现代化为宗旨的文化启蒙。而文化启蒙的精神内涵恰恰是大众文化所欠缺的，这就造成了大众文化最为致命的缺陷。从这个角度而言，精英文化无疑应该持守以现代化为核心的文化启蒙立场，这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而言是十分迫切的时代要求。

理性且实事求是的考察中国现实，可以看到现代性的发展进程在中国是极不均衡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现实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那就是中国社会依旧存在着的十分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换个角度看，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杂陈的大众文化在我国的发展进程也是极不均衡的。在大城市中，文化消费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和国际接轨，与之相应的大众文化发展得也较为迅猛。但是在农村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大众文化的影响也许就十分有限了。“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而在目前的中国，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还远没有发育完善和成熟。考虑到这些因素，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仍然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新生事物”。而现代性依然是尚未达到的一个目标，那么，现代性的启蒙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就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然，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以及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综合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已经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大国。然而，这还不是～个国家完全实现现代化的充分必要条件，应该说，这些内容是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却不是现代化的全部内涵。从深层内涵上看，现代化并非简单的物质层面的发展，而是一种文化的深刻转型，代表着人类社会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的转变，它既包含社会层面的现代化，也包含人自身的现代化，因此，现代化是一个总体性进程。而在后一方面，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还存在着很大差距。人自身的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的深层的和核心的内涵。而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它的转型直接关系到人自身的现代化。文化启蒙所追求的人自身的现代化就是指人由传统主体向具有现代性的现代主体的转变。如果只在经济和技术的层面推进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而没有相应的文化转型，社会大众不能由传统的自在自发的主体向具有理性主义和人本精神的现代主体转变，将会导致被切割的、片面的现代化，从长远讲不可能导致现代化的根本成功。中国近代以来曲折艰难的追求现代化的历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却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即我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朝气蓬勃之际来实现由传统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至于出现自身的弊端和危机，并开始接受批判和责难而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这就是说，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使得原本应以历时形态依次更替的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也使得转型期中国的文化景观呈现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置的错综复杂的景象，造成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深刻的文化冲突。从文化角度而言，其中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大众文化的崛起对于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所造成的种种复杂多维的影响。

不可否认，大众文化客观上对技术理性的负面效应和工业文明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而中国的大众文化又对于中国多元文化的建构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大众文化质疑真理和普遍价值的绝对权威，怀疑任何终极性解释，这种后现代主义特质使得它不仅消解中心、消解历史、消解宏大叙事，而且消解人之主体性和现代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种文化价值判断具有一种“非现代化”和“反现代化”的倾向，这对于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中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进行价值批判和文化启蒙就成为十分必要的时代要求。

2.以形而上维度提升大众文化的人文品格

大众文化的一切弊端，其根本点在于人文精神的缺失。真理、理想、永恒价值等精英文化所维护和推崇的形而上学问题统统被消解，它所追逐的无非是现世的物质享乐。大众文化本身是一种彻底世俗化和功利化的文化，所以形而上问题在大众文化中被当作过时的东西受到冷遇就是很自然的。但是，形而上追求是植根于人类本性的一种本体性冲动，虽然在大众文化的世俗性浪潮的冲击下被淡化，，但这绝不意味着这种追求就会消失。因为，人类自产生之日起，就始终渴望能够超越自身的现实处境，不断提升自身的精神向度，迈向一个更高更完满的理想世界，形而上追求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超越的渴望。更为重要的是，形而上追求不仅仅涉及人对世界的认知问题，还涉及到人的灵魂和精神在世界上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否则，人将成为大地上真正的无所皈依的漂泊者和流浪者。但人是不能永远漂泊流浪的，必须要为自己的心灵寻找一个可以栖息的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说，形而上追求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中都是促使人超越自身的精神动力，都是人心灵深处的渴望和需求。

精英文化是以形而上追求为己任的，因此有必要、更有责任提升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的人文品格，引导大众文化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这种提升和导引并不是否定人们正常合理的感性欲望，而是制约大众文化中泛滥成灾的审美需要，为大众文化确立必要的价值尺度和审美趣味的标准，引导大众的审美活动走向一定的超越层面。我们承认大众文化的合理价值，但并不代表我们对之持全面肯定和赞美的态度，因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毕竟不是同一的。大众文化之于社会大众的影响力在于，它并不是仅仅简单地满足大众的感性要求，与此同时，它还在塑造着大众的心理结构及其精神品位，进而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和现代化进程。因此，用形而上的纬度来提升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内涵，是一切有责任感的文化知识分子和媒体人的自觉使命。

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文化提升作用，或者说“化大众”的作用，需要通过与大众文化的交汇和整合才能达到。否则，精英文化所倡导的现代化人文精神，也只能是少数知识精英所拥有的封闭的人文精神，而不会成为中国大众的普遍的行为模式。我们已经知道，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虽然已经肜成了多元的文化格局，但是并没有形成一种均衡发展、既相互制约又和谐共处的景观，而是呈现出一种激烈的文化冲突。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而言，彼此分离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谁也无法单独构建起支撑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相对统一的内在文化精神。因此，我们需要本着“和而不同”的原则，促进中国社会多元文化之间的有机整合，形成一种有利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导性的文化精神，那么，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互相渗透、互相交会就必然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如今的大众已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文化消费能力，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能够对他者的宣教进行反驳、不屑，抑或附和、赞同。这就使得精英文化在处理与大众文化关系时，需要采取平等的对话关系。因此，精英文化提升大众文化的人文品格，不能继续坚持传统的单向灌输的教化模式，而应积极主动地采取探讨、对话式的双向交流模式，以促进以人之主体性为内涵的现代化的人文精神，能够在普通大众的生活世界中得以生成。而精英文化亦可在这种对话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姿态以保持自己的生命活力。这就是说，“精英文化已经不再是居高临下的布道者，而是推心置腹的商讨者，它应该在互动之中帮助大众树立真正的主体自我，认清现实的真相，并自觉意识到现代性贫困的危机，从而产生对现代性启蒙的内在需求。”

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精英文化对形而上的思索和追问，必定会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而被越来越多的大众所理解。随着普通大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思想有内涵有品格的文化追求将会赢得更大的商业成功，这种趋势反过来无疑将促进大众文化健康而长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