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差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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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方文化在生成的地理环境层面的差异性

中华文化是孕育在神州大地上的文化，其地理环境从整体性来看，《尚书》中是这样描述中国的地域范围的，“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根据《尚书》理解，中国的地理格局是，东临茫茫大海，这是古人难以预约的天然屏障，西北则是荒凉沙漠，西南这是高原耸立。由此可见，创造中华文化的人民们生活在一个与外界基本隔绝的领域，概括起来说，中华文化的生成环境是一个半封闭的大陆性环境。但也正是这个半封闭的大陆性环境，使中华文化避免了许多西方游牧民族的侵袭，因这种天然屏障是当时生产力落后的游牧民族无法跨越的鸿沟，这正好使得中华文化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下，不断的繁荣与发展。从气候与地形方面来看，中国的领土版图跨寒带、温带、亚热带与热带，地形则是西高东低（以平原为主），呈三级阶梯状分布，降水量也是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递减，因此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许许多多不同的民族，。

西方文化的生成环境主要集中于地中海、两河流域以及尼罗河流域，例如苏美尔文明、爱情海文明、迈锡尼文明、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以及希腊罗马文明都诞生于此。这片区域最主要的特征是宽阔的海洋性特征比较明显，于是西方文化是由游牧文明（捕猎文明）进化演变而来的。总而言之，西方文化的生成环境是宽敞的海洋性环境，这种环境在古代社会，使得游牧民族流动性强，而政权也不断的更迭（这种更迭不同于中华民族政权的内部更迭，而是外部政权的取而代之），经常使得某些地区的文化不能得到平稳发展，是西方文化导致断层的重要原因。

二、中西方文化在类本质层面的差异性

中西方文化的类本质突出的是两种文化的主要特征，并不是说中华文化有的特征西方文化就完全没有，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两种文化毕竟还是存在着文化的共性特征。中西方文化的类本质特征到底是什么呢？本文仅从中华文化的主“静”特征与西方文化的主“动”特征作简略论述。

从中华文化的生成环境来看，中华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农业的发展，在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民以食为天”是很正常的现象，农业不仅是立国之本也是人民的生存之基。农民也就不得不禁锢在土地上进行自己的农业生产活动，加上沉重的封建租税，徭役负担，人们只愿专心从事农事活动，而不愿意冒着风险去下海经商或者另谋生计。同时封建社会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和严密的户籍制度等，减少了人口的流动性。于是中国的古代社会是宁静的村庄和勤勤恳恳的农民组成的平静画面。因此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也多少带有“主静”色彩。诗经中的《硕鼠》篇描写的生活场景，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陆游的“把酒话桑麻”等许多的诗词歌赋都凸显了中华文化的“静”的意境。尤其是15—17世纪的中国文化“静”得像一滩死水。在八股取士的影响下，几乎失去了生机，史学界的乾嘉学派没有创新，思想界的万马齐喑，文学界除几部《红楼梦》、《西游记》可圈可点外，这种“静”的特质差点断送了中华文化的命脉。

然而西方文化截然不同，从古代时期，西方文化的基础是城邦文明的兴起，无论是希腊罗马还巴比伦，其游牧民族是创造的主体，他们驰骋草原，繁衍生息，创造了不逊于农业民族的文化。就是他们这种流动性强的民族造就了西方文化“动”的特质。早期他们四处奔跑狩猎，后又进行海商贸易，这使得在他们眼里“商业的价值高于一切”，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方文化也是商业文化的代表。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动”的特质愈发明显，他们开始侵略扩张，使其他民族臣服于他们的铁蹄之下。

三、中西方文化在连续与断层层面的差异性

所谓文化的连续性与断层性就是指这种文化从产生到发展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过中断的现象，按照这个逻辑来看，我们分析中西方文化时，不难发现，中华文化是连绵不绝的，西方文化是断断续续的。

中华文化的发端应该是原始社会，因为自人类产生又开始有了文化，从文化的记事工具上来讲，早期中华文化的体现是结绳记事、刻木纪事、图画记事，后来有了陶文、甲骨文、金文、小篆、楷书、隶书等多种记事文字；从中华文化的哲学是想来讲，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百家争鸣，汉代儒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元理学，明清朴学；或者从中华文化的文学体裁来看，诗经，诸子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三个方面都能体现中华文化是连续的，它拥有强大的生命力，至于为什么中华文化有如此强的韧性在此不加赘述，但可以从中华文化的生态环境（如地理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等），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证（语言、经济活动以及民族心理）等方面进行探讨。至于西方世界的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希腊、哈拉巴、玛雅等）的文化，大多盛极一时，犹如昙花一现之后灰飞烟灭，所以西方文化出现过大幅度的“断层”。这就说明中华文化有绵延坚韧的特点，对于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重大的激励。

总而言之，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远不止以上这些，例如陈序经先生的著作《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中，还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概括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差别，陈佛松先生在其著作《世界文化史》中将中西方文化的区别宗教文化与儒家文化；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方及哲学》将“中国文化定格为伦理型文化，西方文化为政治型文化”，除此之外庞朴、张岱年等文化界大师都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进行过研究，由于篇幅有限，不加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