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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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观念

（一）历史演进的文学观念

胡适在谈到《白话文学史》的写作目的时说：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2](P1)他又说：这一千多年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的发达史。[2](P4-5)胡适创造性的将中国文学史，以文字形式来分，归纳为白话文学与文言文学双线的发展，认为整个中国文学演进的过程，就是作为“活文学”的白话文学逐渐战胜“死文学”的文言文学。但是他也意识到，“历史进化有两种：一种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种是顺着自然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进，后者可叫做革命”[2](P5)。他认为以前中国的白话文学发展，只是不自觉的演进。即使是中国近代文学，虽然胡适认为已是古文的末路期、白话文学较快发展期，但仍是无系统的，仍旧是“无意的，随便的，并不是有意的”，“不曾明明白白的主张白话的文学”[3](P185)。基于文学进化的观念，胡适强烈地认为，今人应该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文学，而文言文学仍旧阻碍与束缚了白话文学的进化。所以，胡适通过《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一系列著作，自觉地用文学革命的意识，号召加速推动中国文学的进化，实践了他对文学历史进化的认识和主张。胡适在他的《词选》自序中，将词分成不同的历史时期。第一时期为晚唐到元初，他认为是词的自然演变时期，是词“本身”的历史；元到明清之际是曲子时期，是词“替身”的历史；而清初到现今则是模仿填词的时期，是词“鬼”的历史。在词学研究领域，他有着明晰的思路，像他打算做三个时期的长短句选本，分别选取代表三个时期的词家作品。除了把握词宏观的历史演变进程，对各阶段词的性质他也有自己的定位和认识。比如我们现今看到的，反映词第一时期的《词选》中，他将这一时期的词又分为三个阶段，歌者的词，诗人的词，词匠的词，较好地把握了词在这一时期的细微演变。在《词选》自序中，他还清晰地指出中国文学历史演进的发展公式，即：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们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术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天才堕落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生机剥丧完了，只剩下一点小技巧，一堆烂书袋，一套烂调子！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了。四言诗如此，楚辞如此，乐府如此。词的历史也是如此。[4](P498)另外，中国文学惯用套语。在《读沈尹默的旧诗词》一文中，胡适就指出：凡文学最忌用抽象的字（虚的字），最宜用具体的字（实的字），例如说“少年”，不如说“衫青鬓绿”；说“老年”，不如说“白发”。[5](P120)在胡适看来，这些套语在他们的缘起时代，都是合情合理的，能引起具体的浓厚的意象。但是因为古代和当今时代毕竟不同，经过时代的迁转改变，很多套语在古代，读起来可以感受到背后的情味，但如今却早已失效。所以胡适认为当今学者应该“从根本上下手，学那用具体的字的手段。“”古人说‘河桥酒幔青’，今人可说‘火车汽笛声’”。[5](P121)这种鼓励今人避免用陈陈相因的套语，做“新套语”的主张，也反映了胡适历史进化的眼光。在章回小说的考证中，胡适特别注重发现小说的历史流变。像对《水浒传》的考证，就梳理了宋江在《宋史》中的记载、南宋民间的“宋江故事”、《宣和遗事》中对梁山泊好汉的描写、元曲里的水浒故事、明代《水浒传》各版本等一整条小说演进脉络。胡适说：传说的生长，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你添一枝，他添一叶，便像个样子了。[6](P341)对文学的研究，以考证其作品和版本的历史演变为主，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性的研究方法，而具体的考证过程，又是后文将谈到的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支撑。但是必须指出，注意挖掘小说“母题”滚雪球演进背后所涉及到的种种时代原因，则是充分体现了胡适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对其文学研究的指引。胡适自己就说：这种种不同的时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物———这便是我要贡献给大家的一个根本的文学观念。《水浒传》上下七八百年的历史便是这个观念的具体的例证。不懂得南宋的时代，便不懂得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何以发生。……不读《明史》的《文苑传》，不懂得明朝中叶的文学进化的程度，便不懂得七十回本《水浒传》的价值。……这叫做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7](P395-396)

（二）实用功利的文学观念

胡适的白话文学革命，洋溢着浓重的参与现实的意味。具体说，便是文言合一，便于现实教育，便于现代人沟通交流，便于适应时代思想和情感表达，用文学上的革命，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胡适《白话文学史》、《词选》等著作，也注重服务他时下的文学革命，展现白话文学的历史渊源和其文学革命的合理性、必然性。这种带有功利主义的书写，其实也正是他实用文学观的具体体现。胡适善于用实用的眼光发现古典文学中涉及写实意义和功利目的。胡适认为“文学既是要‘救济人病，裨补时缺’，故文学当侧重写实，‘删淫辞，削丽藻’‘，黜华于枝叶，反实于根源’”[2](P362)。所以他直白表达了“伟大作家的文学要能表现人生———不是那想象的人生，是那实在的人生：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和恐惧”[2](P256)的观点，肯定了杜甫用诗写“实际的人生苦痛，社会利弊、政府得失”[2](P355)的价值，肯定了元白的文学主张是“为人生而作文学！文学是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补察时政’，至少也须能‘泄导人情’；凡不能这样的，都‘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2](P351)。胡适认为，初盛唐的文学不过是文学的儿童和少年时期，他说：天宝末年大乱以后，方才是成人的时期。从杜甫中年以后，到白居易之死（846年），期间的诗与散文都走上了写实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实，由天上而回到人间，由华丽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现。[2](P258)用成人的阶段来肯定这一类写实主义文学，足可见胡适对文学参与现实，发挥实际功用的看重。又比如，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反对金圣叹所认为的，《水浒传》是作者“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所写的无聊之作。他说：宋元人借这故事发挥他们的宿怨，故把一座强盗山寨变成替天行道的机关，明初人借他发挥宿怨，故写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后反被政府陷害谋死。明朝中叶的人———所谓施耐庵———借他发挥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做成一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7](P394)金圣叹所说“饱暖无事，又值心闲”的观点，可以说是为文学而文学的阐释。而胡适看到作品背后的功用目的，认为其是一部“发挥宿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这种对文学作品现实意义的发现，体现着其功利主义的文学眼光。在《<醒世姻缘传>考证》中，胡适说：（《醒世姻缘传》）是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我可以预见：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社会风俗史的学者，必将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教育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经济史（如粮食价格，如灾荒，如捐官价格等等）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政治腐败，民生苦痛，宗教生活的学者，也必定要研究这部书。[8](P271-272)胡适把一部文学著作的意义，从单纯的文学写作解放出来，去看待小说中涉及的婚恋观念、风俗习惯等等，评价其对反映古代社会真实状况的功用，以及对当今其他学术领域的帮助，并又从这些实用角度，反过头来充分肯定了《醒世姻缘传》的文学价值。

（三）开放包容的文学观念

胡适在《谈谈<诗经>》中，主张将《诗经》附会的解释全部推翻，“完全用社会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眼光从新给每一首诗下个解释”[9](P414)，认为要想真正了解这些作品的题旨意义，就“必须多研究民俗学、社会学、文学、史学”[9](P419)。胡适在考察文学作品的同时，并没有局限在文学这一领域，主张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来帮助文学的理解和研究。胡适并不墨守中国文学中涉及的本土方法、思潮、理论等等一亩三分地。他受海外文学思潮和理论影响巨大，自然也具有了一种开放的文学观念，将视野很自觉地投向了西方文学，常常用西方文学的种种方法、观念来治中国文学之学问。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首先就谈到：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即以散文而论，我们的古文家之多比得上英国的培根（Bacon）和法国的孟太恩（Montaigne），至于像柏拉图（Plato）的“主客体”，赫胥黎（Huxley）等的科学文字，包士威尔（Boswell）和莫烈（Morl-ey）等的长篇传记，弥儿（Mill）、弗林克令（Franklin）、吉朋（Gib-bon）等的“自传”，太恩（Taine）和白克儿（Buckle）等的史论；……都是中国从不曾梦见过的体裁。更以戏剧而论，两千五百年前的希腊戏曲，一切结构的功夫，描写的功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10](P52)胡适看到了很多西方文学方法在中国文学中的缺乏，说明了他的文学观念是开放的，学习的。然后，他在此文又论到，要想为开创中国新文学做预备工作，就必须学习西方文学的方法，“西洋文学真有许多可给我们作模范的好处，所以我说：我们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10](P53)。胡适的《传记文学》一文，单就中国传记文学这一块来研究。他看到了在中国两千五百年的文学史中，传记文学非常不发达。这篇文章的主旨和目的性很明确，就是谈论中国传记文学的情况，鼓励中国传记文学的书写。但是他没有单谈中国传记文学，而是用较长篇幅关照了西方传记文学，例如希腊时代的传记，基督教里传记，文人和总统的传记，还有科学家的传记，以此来给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

研究方法

讨论了胡适的文学观念之后，我们应该探讨他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中，到底使用了什么样的的研究方法。在前文的论述中，已经论及胡适受到西方实验主义和中国传统朴学的影响。实验主义就是一种方法论，而清代朴学的方法，也为胡适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融会贯通后，胡适形成了自己的治学之法，概括成一句话便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对待古代文学的研究中，胡适可以说是很好地贯彻了他的这一核心方法论。大胆假设，不是凭空胡乱假设，而是在占有了一定知识和材料的基础上假设。比如胡适对《醒世姻缘传》作者的考证，他推测作者为蒲松龄或者蒲松龄的朋友，而这个假设的前提，是他知道书中提到的“杨梅疮”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后逐渐传入中国，使他知道了成书的大致年代，同时认为蒲松龄的作品《江城》与《醒世姻缘传》结构很像。胡适说：不曾证实的假设，只是一种猜测，算不得定论。[8](P236)他对待假设的认识，使其治学方法不先入为主，不凭空瞎猜测，也不主观臆断结论，判定假设的正误，一切以随后的求证说话，可见胡适治学的客观性。而假设后小心求证的过程，最重要的是证据的搜集和可靠。胡适的严谨首先体现在他对待证据的态度上。胡适说：方法只有一条路，就是寻求证据。只有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是他们论战胜败的标准，也是我们信仰与怀疑的标准。[11](P70)胡适注重一手的证据，“我虽然承认杨钟羲先生（《雪桥诗话》）确是根据《四松堂集》的，但我总觉得《雪桥诗话》是‘转手的证据’，不是‘原手的证据’”[12](P514)，尽可能不通过别人著作里的引述来获得证据。而且对待已有的证据，他并不满足，要进一步求证。他会问：（1）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2）什么时候寻出的？（3）什么人寻出的？（4）地方和时间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5）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12](P76)正因为有了这么多疑问，胡适在随后的求证过程中才能很好地把握证据的真伪，使学术更严谨，得出尽可能准确的结论。除此之外，胡适也特别注意求反例，他说：科学方法最浅最要的一部分就是“求否定的例”（Negativeinst-ancesorexceptions）。顾亭林讲易音，把《革》传“炳、蔚、君”三字轻轻放过不题，《未济》传“极、正”二字，亦然。这便不是好汉。[13](P322)现在很多学者做学问，往往将不利于假设的证据隐藏掉，置之不论。而胡适注意寻找反例，一旦有反例的出现，便推翻之前的推测，进行新的假设和求证过程。以上从总的方面初步探讨了胡适的科学方法，下面将考察其科学方法的几种具体做法。

（一）比较法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虽然是以白话文学作为主轴，讲白话文学的历史和发展脉络，但是它常用文言文学同白话文学做比较。比如《白话文学史》里说：庙堂的文学可以取功名富贵，但达不出小百姓的悲欢哀怨：不但不能引出小百姓的一滴眼泪，竟不能引起普通人的开口一笑。因此，庙堂的文学尽管时髦，尽管胜利，终究没有“生气”，终究没有“人的意味”。两千年的文学史上，所以能有一点生气，所以能有一点人味，全靠有那无数小百姓和那无数小百姓的代表的平民文学在那打一点底子。[2](P16)庙堂文学能取功名，却不能引起悲欢哀怨，平民文学则刚好相反；庙堂文学时髦，但没“生气”，平民文学有“生气”。所以他在《白话文学史》中说道：我不能不用那传统的死文学来做比较，故这部书时时讨论到古文学的历史，叫人知道某种白话文学产生时有什么传统的文学做背景。[14](P7-8)在《<水浒传>考证》中，胡适比较了高文秀与康进之笔下的李逵形象，通过比较，看出高文秀的李逵做事精细，而康进之的李逵则是细腻风流的词人形象。迥异的差别，使得胡适看到元代“戏曲家对于梁山泊好汉的性情人格的描写还没有到固定的时候，还在极自由的时代”[7](P377)，这对于胡适研究水浒传的演进过程有重要的帮助，而这正是比较法带给胡适考证研究的好处。又像《<西游记>考证》，为了探寻《西游记》的演变，胡适广泛使用了比较法，比较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很多人物、情节在《西游记》中的存在情况。比如《西游记》中偷吃蟠桃的故事，便源于《诗话》中的情节，但《诗话》中偷吃蟠桃却是唐僧指使，猴行者很畏惧不敢偷。又比如在《诗话》中，尚未有猪八戒这一人物，而沙僧此时还是以深沙神的形象出现。所以通过比较，看出了人物、情节或变异，或扩充，或从无到有等等情况“，使我们明白南宋或元朝已有了这种完全神话化了的取经故事，使我们明白了《西游记》小说———同《水浒》、《三国》一样———也有了五六百年的演化的历史”[15](P467)，这是通过比较法获得的考证结论。在《<醒世姻缘传>考证》一文中，他利用蒲松龄做的十七种白话曲词，同《醒世姻缘传》做比较，“把《醒世姻缘》里最特别的土话列举出来作为标准，然后去看那些聊斋曲本里有没有同样的土话：如有同样的土话，意义是不是相同，用法是不是相同”。[8](P250)胡适通过比较两种文本的文字，证明蒲松龄也能写很好的白话文学，且为最终考证出《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提供了一大证据。而胡适还注意这种比较之法的严谨性。他认为一般的文学书，利用文字比较作为考证之法会存在错误。因为即便文字相同相似，也可能是作家故意模仿抄袭。所以他利用比较法考证之前，先明确指出，这种比较法单独用在《醒世姻缘传》的考证中是可行的。他说：第一，《醒世姻缘》用的是一种最特别的土话，……看不懂的土话，决不会有人模仿。……第二，《醒世姻缘》不是很著名的小说，不会有人模仿书中的土话。第三，聊斋的白话韵文都是未刻的旧写本，决没有人先预料到某年某月有个某人要用他们来考证《醒世姻缘》，就先模仿《醒世姻缘》的土话，做出这些绝妙曲文来等候我们的考证。第四，聊斋的白话文学被埋没了二百多年，决不会有人模仿聊斋的未刻曲文里的土话来做一部长篇的小说。[8](P251)正因为有了这一段前提条件，我们才说胡适的考证是严谨的比较研究过程。

（二）归纳法

归纳法重在从个别到一般的逻辑，利用同类的举例归纳，推出某种观点。像上文提到的《<醒世姻缘传>考证》中，胡适利用聊斋的白话曲词与《醒世姻缘传》的土话做比较。但同时，在比较之后，最终也用到了归纳法。他的具体做法是将《醒世姻缘传》文中多次出现的具体土话，如“待中”、“中”等，与白话曲词中多次出现的同一土话罗列在一起，作为一例，以此类推，举出众多的例子。再通过归纳众多的例子，得出了它们同出一位作家的观点。胡适《<醒世姻缘传>考证》中的上述举例，虽然取自于他的朋友胡鉴初所做的相关工作笔记，但是这种归纳法的应用，却源于胡适的建议和引导，其实也体现了胡适对归纳法的使用。在《<水浒传>考证》中，胡适将同为元朝戏曲的《双献功》、《李逵负荆》、《燕青博鱼》、《还牢末》、《争报恩》中，带有共同梁山泊背景的内容加以罗列，从而得出“元曲里的梁山泊大致相同，大概同是根据于一种人人皆知的‘梁山泊故事’”[7](P375)的观点。胡适的《<水浒传>后考》同样用到归纳法。他收集到多种版本的《水浒传》，于是“把《水浒》各种本子综合的内容，分作六大部分，再把各本的有无详略分开注明”[16](P47)。他首先说明各部分的终始范围，即从哪到哪，如“自张天师祈禳瘟疫，到梁山泊发现石碣天文———即今本《水浒传》七十一回全部”[16](P47)，然后分条列举了各版本在这一部分的内容有无、异同。通过六部分的归纳，它得出了相关的证据。比如“第一，今本七十一回的《水浒传》各本都有，并且内容相同。这一层可以证实我的假设：‘新百回本的前七十回与今本七十回没有什么大不相同的地方’。第二，《忠义水浒传》（新百回本）第七十一回以后，果然没有田虎与王庆的两大部分。我在《考证》里说新百回本已无四寇，仅有两寇，这个假设也有证明了。……”[16](P49)。从个别例子的归纳总结，到一般性的假设、证据乃至结论，正是归纳法的作用所在。

（三）演绎法

演绎法和归纳法的区别，主要就在于一个是从个别到一般，另一个是从一般到个别的逻辑过程。在《读<楚辞>》中，胡适根据“最古的，都说是黄帝发明的。中古的，都说是周公发明”的例子，得出“古代有许多东西是一班无名的小百姓发明的，但后人感恩图报，或是为便利起见，往往把许多发明都记到一两个有名的任务的功德簿上去”[17](P66)的一般性结论，把黄帝、周公等看成吸纳各方发明功劳之箭垛。随后，胡适根据此结论，演绎出屈原也是这类“箭垛式”人物的假设。他说：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作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这时候，屈原还不过是一个文学的箭垛。后来汉朝的老学究把这时代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从此屈原就又成了一个伦理的箭垛了。[17](P66)虽然他对这一假设，之后并未进一步搜求证据验证，但演绎方法，却是实在的应用到他的研究之中。又比如《<醒世姻缘传>考证》中，胡适假设作者是蒲松龄或者他的朋友。这个假设的大前提是同一作家写的不同作品，写作风格和细节往往相似。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江城》，和《醒世姻缘传》结构非常相似，从而演绎推理出《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可能为蒲松龄本人或他的朋友这一假设论点。演绎法重在由一般到个别的逻辑推理，至于假设是否能成为真理，则需要用其他科学方法加以论证，而《<醒世姻缘传>考证》一文的核心内容，便是基于此假设展开的考证。

（四）修正法

修正法的意思就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持续关注一个问题、不断用新资料新发现来修正之前假设推论的方法。或佐证得到进一步证实，或反例推翻之前的假设去重新假设。在考证《红楼梦》的过程中，胡适不是一蹴而就得到结论，而是通过《<红楼梦>考证》初稿、改定稿、《跋<红楼梦考证>》、《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等一系列文章一以贯之的。其中很多观点，是经历几年、十几年的时间，才通过材料的不断验证改定，最后成为定论。拿曹雪芹生卒年这个细致问题来说，在《<红楼梦>考证》中，通过对曹雪芹与敦诚兄弟的交往以及《红楼梦》流通情况的考证，胡适将曹雪芹的生卒年断定为，生于康熙末年（约1715-1720），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约1765年）。在《跋<红楼梦考证>》中，他根据敦诚的挽诗修正了曹雪芹的生年约为康熙五十八年（1719），卒年为乾隆二十九年（1764）。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中，他通过脂本朱评所言，最终将曹雪芹的生年定为约康熙五十六年（1717），卒年为壬午年除夕即1763年。胡适在谈到《白话文学史》的出版和六年前的初稿相比时也说：这些新材料大都是我六年前不知道的，有了这些新史料做根据，我的文学史自然不能不彻底修改一遍了。[14](P6)由于胡适写作《白话文学史》时随写随即付印排版，很多涉及的内容，在排好版或者已经印好无法改动之时，又有新资料新证据发现，使得前面的推断出现错误，胡适都通过后记或者再版时加以更正。比如像敦煌新史料的发现，使胡适知道了在隋唐之际便有白话诗人王梵志，使中国文学白话化进度又提前了几百年，大大修正了他之前对白话化进度的假设。无论是归纳法、比较法还是演绎法，都重在共时性问题的考察，强调现有资料的推演和论证。而修正法重在历时的考察，毕竟很多资料的发现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思维的周全也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胡适众多的文学研究中，如对待《西游记》、《水浒传》版本流变、作者生平等等问题的考证，这种修正法的应用更是不胜枚举。

结语

上文论述胡适很多的文学观念与方法，在其当时和后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其对中国文学史双线发展的进化演变把握，具有开创性。他对民间文学的推崇，人民大众对文学作用的认识，是人民性思想的直接体现，对之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影响深远。他实用功利的文学观，在使文学服务现实的过程中，也提升了文学的价值。而开放包容的文学观，使得中国文学的视野更加开阔，很多胡适当年提倡的借鉴西方文学的思路，在其之后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学习和应用。在《<醒世姻缘传>考证》中，他有意识地展示其“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研究方法，直言为后人教授思想方法时提供实例。而我们不得不说，胡适这种一以贯之的科学方法，早已在学术界生根发芽。对材料存疑，大胆的提出假设观点，任何结论以证据说话，一步步去伪存真，获得更接近于真相的答案，这是胡适文学研究方法带给我们的积极影响，成为学术研究的普遍共识，也是我们这些后学必须要学习的。但是也应看到，胡适的文学研究，主要还在于文学外部的研究，从历史、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的版本、作者、社会背景等等问题，并未真正进入到文学作品的赏析、批评中去。比如他的小说考证，“以作者生平、作品版本以及小说故事情节的演变为主,不涉及文本的解读和艺术分析,不进入作品的内部,因此基本上是一种‘历史的方法’而非文学的方法。胡适的文学研究极少艺术分析，偶有评论也往往不得要领”[18]。所以，我们在考察和借鉴胡适的文学研究的同时，不能简单地学到其科学方法的外壳，即便是专门的文学实证研究，也应“有助于对文学特质的把握，有助于文学作品的解读，也就是说，最终要回到人本与文本上来”[18],这是在文学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

作者：纵欣辰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