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强者制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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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文化产业已成为产业结构的重要环节；主宰金融证券业是强者获胜的法宝等进行讲述，包括了以大众传媒为支撑的文化产业已经与制造业一道成为美国财富的主要来源、经济全球化中，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的全球化的程度最深、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更使许多美国富有者从大众媒介中获益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人类是一个由国家层次、跨国家层次和超国家层次的行为主体与民族、国家多元主体共同支配的“全球性社会”。“美国制造”的世界文化资源早已成为了美国的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本。当代文化同步化动力主要是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他们设计了模拟全球的投资计划与营销策略。主宰金融证券业是强者获胜的法宝。美国由于在金融领域里不断实现制度创新，其金融市场已成为全世界最有活力、效率最高的“投资者天堂”。游戏规则的设计者最懂得赚钱的门道，并能巧妙地逃脱和转嫁金融风险。

[关键词]多元主体；文化产业；金融证券业

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一场新的战争——经济战争，已经取代军事战争，成为当今世界一部分人夺取另一部分人财产的主要手段。世界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彻底的革命，这一次伟大转变比以往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意义更加伟大，孕育了人本主义伟大革命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为人类接受东方价值观，形成一种和谐文化创造了越来越成熟的物质条件。最能反映这一点的主要是4大产业的发展：信息产业、金融证券业、生物产业和文化产业。本文主要从文化产业、金融证券业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文化产业已成为产业结构的重要环节

美国国会研究中心在一项报告中说，“我们必须承认国际间的大众传媒的流向是不平衡的，而美国是主要的源头……今天存在一种打上‘美国制造’字样的世界文化”。特别是文化产业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量倾销，已经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文化渗透的手段，它在不知不觉中实施文化的浸润。以大众传媒为支撑的文化产业已经与制造业一道成为美国财富的主要来源。而且，大众传媒亦由此而成为美国文化的政治影响力的主要策源。现在，虚拟经济不仅能够实现一个国家内部的共同利益，甚至已经超越国界，正在把许多国家联结成为一个统一整体，欧盟就是一个典型，正在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建立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的国家，文化产业即是其结构中的重要一环。资本的社会化和经济的虚拟化形成了美国人的共同利益。随着美国通信网络的全球扩张，美国成为世界范围内大众传媒的总策划和总导演，同时亦是全球大众传媒的最大受益者，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更使许多美国富有者从大众媒介中获益。

“全球化”是一种以实现人类共同利益或者实现与人类共同利益不相违背的民族、国家利益为目的的市场、法律和政治的多元化进程，它的服务对象是整个人类共同体或与人类共同体不相违背的民族、国家，所保护的客体是人类的共同利益或与人类共同利益不相违背的民族、国家利益，进而使得世界变成为一个由多元主体共同支配的“全球性社会”。因此，在这种全球性社会中，许多国家层次、跨国家层次和超国家层次的行为主体与民族、国家一起开始在世界事务中或全球性问题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全球化时代的个人已非传统的个人，那种个体归属于血缘、地缘、职缘共同体结合在一起的现象已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以现代的个人与跨国运动和国际组织、亚社会和种族团体、跨社会的准团体等之间发生紧密的关联。社会学家吉登斯也将这种个人层面看作全球化之一极，表现在跨国公司的白领阶层对美国生活的追随中，表现在学院知识分子对美国学术的模仿中。前者直接服务于资本主义的跨国经济，后者间接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大众远离本民族文化的传统。全球性的标准愈普遍，它所能囊括的特殊性就愈多，这不仅对个人层面适用，而且对民族的选择也适用。但对于国家主权和共同体而言，经济的力量巨大而无孔不入，必然会带来强烈的冲击，甚至可能使延续几千年的生活习惯迅速解体，使国家统治者不得不臣服于经济的压力或诱惑，给社会带来迅速的变革。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文中所表述的，冷战后国际冲突的起因可以定格为一种“文明的冲突”，它将在欧美文明与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之间凸现出来。[2]美国的全球战略在从“强权性的霸权”向一种软性的“渗透性的霸权”转换。在政治上的效果则是把人们从其传统的阶级和社会的圈子中分化出来，并使得人和人之间产生隔阂。主要目标是文化干涉(在最广泛意义上而言包括意识形态、思维、意识、社会行动等)，而文化产业则是其政治、经济不同的渗透、浸润液。

跨国公司的经营者、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领袖，他们异口同声地为这种资本的全球赢利而喝彩。他们都认定，经济全球化会促进整个人类福利巨大发展，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会从中收益，它不仅会实现经济上的“双赢”，而且还会带来政治和文化上的“互惠”。倡导者认为要想全球化就要经济自由化，经济自由就要顺应市场规则来行事。批评全球化的人士认为，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好处过多地流向了发达国家，而且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是那些富裕国家。瑞士联邦主席奥吉认为，许多人对经济全球化抵触，是因为它造成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本来全球化应该是世界大同，但现实却是金融市场对一个个经济体的“蹂躏”，外国竞争对手挤垮本国企业，以及发达国家所作的决定把社会搞得天翻地覆。这些异议的声音，主要来自那些人口占多数、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他们迥异的立场与欧美诸国形成一种对立。他们的论证逻辑就是：全球化，究其实质是一种美国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就是美国的经济侵略。文化问题也如出一辙，但有其特殊的地方。

美国文化产业在全球贸易中的确是最大的赢家，它的地位至今在世界上无可匹敌，这种地位的取得所依赖的主要就是全球化的贸易。美国政府虽然没有文化部门，但却对文化产业给予了鼎力扶持，这凸现在美国文化产业经营的跨国化上。美国文化产业的投资者，无论是好莱坞的电影制片厂还是流行音乐的唱片公司，其实都是以外来跨国资本为主的。难怪德国著名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认定“市场全球化”的第三项指标就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归因于跨国公司的增多。这类公司在作决策时日益不依赖于所在国，因为它们能够采用新的撤资办法(并以此相要挟)。”显然，在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各种生产要素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越来越快的频率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重新配置，各国和各地区越来越被纳入到不断扩大的、日渐统一的世界市场经济之内。这就使得美国文化产业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全球贸易输出，以供全世界的更多消费大众去消费；另一方面，则是全球文化生产，以使美国文化产业投入再生产。如今美国电影业已经开始把生产制作移至本土之外，以降低电影制作的巨大成本，同时利用第二市场试图通过随机价格来增加收入，这便是一种全球生产与销售一体化的商业策略。在美国文化产业所需的成本中，无论是资本的投入和产出，还是技术信息抑或人力资源，都在全世界独居榜首。黑默林看来，“文化同步化的过程与资本主义的扩散，两者自有关联......跨国公司是主要的玩家：当代文化同步化的主要人，主要是大多数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它们设计了模拟全球的投资计划与营销策略。”[3]美国文化产业的商业神话，背靠的不仅是国内资金的集中，而且更有赖于外来投资的激活和推进。只有在金融全球化时代，美国文化产业才能获得更大的资本来源，从而在国际市场上继续立于不败之地。近些年来，美国文化产业的经营总额高达几千亿美元，它同时为美国国内提供了1700多万个就业岗位。英语的统治地位是在1960年代获得的，全世界讲英语的人数达到了2.5亿人，如今这一数字已经翻了4倍之多。它的全球影响力就可想而知了。伴随着这种文化资本的输出和争夺，美国文化还在倾销一种“消费主义”观念。由全球文化的现实可见，那些受到美国文化影响的国家，不仅包括那些本来就具有高消费传统的高生产国家(如法国、加拿大)，而且还包括那些低消费和低生产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后者这样的国家中，如果要消费美国这种文化，就必须事前舶来一种高消费的观念，而后，美国文化产业才能在这里更好地占据市场。在各种跨国公司的运作和促动下，消费主义观念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持续增长，为美国文化产业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二、主宰金融证券业是强者获胜的法宝

经济全球化中，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的全球化的程度最深。主宰金融证券业是强者获胜的法宝。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曾列举了美国拥有压倒性优势的14个方面，其中，第一个方面便是“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第二个方面是“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第五个方面是“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

哈贝马斯认为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制度的结构性转变”，主要依据于国际贸易、金融市场、跨国公司、高技术产业等层面的不同指标来运行。哈贝马斯还指出，“市场全球化”的第二项指标就是“金融市场的全球网络化推动了短期投资，加速了资本流动，致使流动性成为增强的资本更容易摆脱各国税务部门的监控；各国政府本身则遇到国际贸易的压力，后者能对利率和预算作出反应。”[4]“国际金融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项有巨大创造性的业务，有许多新的、常是大胆的发明设施和一些新市场的创造。其不仅需要技术设备的良好状况，需要新型的经验，还需要非常专业的跨国的亚文化。在这些亚文化中，这些发明可以传播，被人们接受、获得成功，直至被购买”。[5]国际市场的注资就是这种成功战略的一环，例如，美国当初纵容房地产市场的“超负荷”发展，鼓励大家借钱投资“房地产”，要求储蓄“实物”资产，创造条件让高风险的次级债抵押贷款机构很容易地发行“次级债”，而且设计好“信用强化”机制(投资者在遇到风险时可以变现，赎回次级债，并让信用评级单位提高债券的信用等级)，引诱大量投资者参加这场游戏。由于在金融领域里不断实现制度创新，美国的金融市场已成为全世界最有活力、效率最高的“投资者天堂”。

美国通过发行美元来购买别国生产的廉价商品，从而形成高消费，其他国家通过大量出口来弥补内需不足，从而推动工业化进程，即所谓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我们知道，当一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就会增加该国的外汇需求和本国货币的供给，进而引起外汇的汇率上升和逆差国汇率的下降。在美国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这种模式中，虽然美国要承受经常性的贸易逆差，但它并不需要付出什么，其国民可以购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进口商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东亚国家虽然能持续保持贸易顺差，但出口企业只能获得微薄的加工收入，工人收入低下，从而抑制了国内消费，形成对出口市场的过度依赖。美元本位制下特殊的国际经济格局具有诸多不公平性，美国处于结构性的优势地位，而美元需求国则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

二战结束后，美元一直享有作为国际主要外汇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特殊地位。1998年，美元占各国外汇储备的64%。但欧元诞生后，国际金融体系逐渐变为由美元和欧元主导的“两极”，美元的地位因此被削弱。外国商业银行用美元提供贷款时，需要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存入相当于货款数量50%的准备金，这批基金是不付利息的，也即美联储每年从国外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无息贷款。据统计，目前在美国以外流通的美元约有2000-2500亿，美国政府每年从中可获得150亿美元。在欧元诞生后的5年内，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可能损失0.1-0.5%。欧元的启动还将影响美国的贸易。

在当今国际金融市场上，欧元向美元提出了种种挑战。目前，欧元已占到世界货币市场的24%、债券市场的31%、全球资产管理机构投资货币的38%、世界储备资产的13%，欧元区外已有50多个国家把他们的货币盯住欧元。欧元与美元的竞争，实际上是欧美之间综合国力的较量，经济实力是最终的决定因素。欧元现在就取代美元还为时过早。如果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根本无法维持在欧洲的强大地位，也不可能既保持庞大的防务设施，又不降低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准。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强势左右着欧盟。北约一直是欧洲防务的基石，故美元的强势具有基本面的支撑，美国金融证券业反过来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全球化时代，次国家层次、跨国家层次和超国家层次的行为主体，不仅与民族、国家一起努力解决着各种全球性问题，而且还正在建构和发展一种崭新的不同于传统国际秩序的新秩序，并对民族性与全球性或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进行重新整合。全球化必将导致一种在协商自律基础上的统一。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并非像主权国家一样建立在国家强制力之上，相反，这种联合是各国基于利益之间的互惠互利而自愿结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强权政治和多极政治的终结，上述强者的谋略应引起我们深思。市场的主导和互利的动机将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