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文化战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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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缘文化作为构成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影响着国家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已日益成为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理论研究的崭新视角。在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进程中,中国应当充分地运用各种文化因素,制定合理的、符合当今国际关系特征的对外文化战略,积蓄文化“软权力”,实施外向型文化发展战略,积极推动各种形式的文化外交,提升文化贸易规模与水平,在开展文化交流的同时维护我国文化安全。

在国际政治理论领域,20世纪80年代之后兴起的批判理论颠覆了传统理论对文化的忽视。后现代主义理论指出,权力制造了知识,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相互连接关系,知识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权力关系。批判理论打破了主流理论的思维定式,揭示出主流理论忽略社会和文化因素的缺陷。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多文化的,西方文明是独特的,但不是普世的,多元文化的世界是不可避免的,文明的差异是今后国际冲突的根源。约瑟夫·奈的“软权力论”把价值标准、市场经济和西方文明定义为软权力的因素,提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无形吸引力胜于军事强制力,推进了人们对文化作用的认识。建构主义则认为:信仰、规范、观念等文化内容,建构了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本文拟从地缘文化的崭新视角分析东亚一体化过程中中国的对外战略。

一、地缘文化与国际关系

近来,地缘文化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学者普遍认为,地缘文化是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或手段,其表现有三:

第一,地缘文化是构成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地缘文化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在确定国家实力、制定对外战略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文化因素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自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1993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文化角度去研究国际政治。冷战结束后,地缘文化一词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频繁出现的概念,地缘文化以“软实力”的形式越来越在一国的综合实力的构成中占有重要位置。如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就曾明确提出,“政治和经济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

第二,地缘文化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地缘文化深刻影响着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在国家层面上影响对外政策的内容,在个人层面上影响决策者的对外决策方法,从而地缘文化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首先,地缘文化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内容和目标。这是早期研究文化与对外政策关系的学者所普遍强调的,即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决定这种文化载体在对外政策中的特定文化价值观念。冷战结束以后兴起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文化不仅影响国家行为的各种动机,而且还影响国家的基本特征,即所谓的国家的认同。文化的定位功能为确定对外政策提供了观察世界及自身的视角;文化的定向功能决定了对外政策的价值追求;文化的规范功能为对外政策的选择限定了范围;文化的认同功能为对外政策中确定与别国的关系提供了文化基础。其次,地缘文化影响决策者并通过决策者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外交政策是由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民族性的人来制定的。地缘文化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能够成为这个国家利益代表的国家领导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代表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领导人则反映了地缘文化需求。他们在制定对外政策的过程中必然有意无意地把存在于他们意识深层的地缘文化价值观体现出来。再者,地缘文化影响对外政策制定的机制和过程。地缘文化影响一个国家基本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而后者则制约着这个国家总的对外政策制定的机制和过程。最后,地缘文化影响到一个国家外交政策执行和实施的方式和手段,从而使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拥有独特的文化和民族特色。

第三,地缘文化差异是引起国家间关系对立和冲突的动因之一。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坚固壁垒迅速破解,社会理想的诉求和社会制度的认同逐渐被现实的民族———国家利益追寻所取代,民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在新一轮的世界秩序重构和各自角色认定的过程之中,依附于文明形态的民族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性的认同危机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分化重组过程当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化亲缘性的杠杆作用,一切价值判断、行动准则及其正义性,莫不以文明形态的亲疏远近为依归,这差不多成了当代国际关系中人人心知肚明的原则。在亨廷顿看来,文明是利益政治的过滤器,文化实体借助政治实体实现自身伸张,政治实体把所归属的文化价值的伸张视为自身的利益。也有的学者指出地缘文化既不是国际政治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更不是主要条件。地缘文化只为国际政治活动提供背景材料和活动舞台,诚然,关于地缘文化与国家间关系问题,仍是一个刚刚展开的论题,但是地缘文化差异是引起国家间关系对立和冲突的动因之一,已经被大部分学者接受并认可。

二、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因素

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和角色也悄悄发生了改变。无论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的7种文明划分,还是贝克“当代文化的空间分布构型假说”中的辩证———“三态世界”,中国都被定义为儒教国家,并且和更大区域的东亚社会联系在一起。在相当普遍的认知当中,儒教已成为中国新的阵营标签。近年来,学术界提出过“东亚经济圈”、“华人经济圈”、“汉字文化圈”之说。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在其主持的现代化进程研究的系列成果中进一步阐述了东亚发展中的文化因素,使得东亚研究进入一个新领域,即文化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再认识。实际上,华人经济圈也好,汉字文化圈也好,都不同程度地蕴藏了中华传统儒学的历史基因。在东亚的发展过程中,在置身于这种发展的社会的人的思维中,除了政治、经济等因素之外,的确需要正视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基因的存在。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事实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反映东亚崛起的几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哲学上受儒学思想影响,在行为上均表现出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统治和西方价值观束缚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在离开其发源地的本土之后,在新的自然、人文环境下,突出了“和为贵”的儒家宽宏风范,与当地的传统文化融合一体,迅速形成的日本儒学、韩国儒学、南洋儒学等,犹似移枝嫁接,成为同宗的不同品系,而且这些品系都是当地社会文化的重要构成,而不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幽灵(个别国度里确有幽灵式的存在,当然也只是在非主流社会的人群中悄然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它们当之无愧地成为所在国的思想和文化财富,而在表现形式上则可以完全不同于历史和现实的中国思想文化。因为真正优秀的文化,是可以而且应该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为人类的进步、繁荣作出贡献的。据此,笔者认为:第一,无论是儒家文化圈,还是汉字文化圈,都体现了一种超乎国界的价值内涵,只要甩掉政治的和民族的偏见,这种价值便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得到应有的体现。第二,只要真正认识到这种价值,经历过数千年的磨砺、荡涤洗礼的古老的中华文明便会在任何新的环境中焕发青春。第三,为了体现上述价值,承传优秀的古典文明,为了我们所在国度的更快发展,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一代)通过汉字了解儒家思想精髓和文化内涵,是我们崇高的义务和历史的责任。经历了数百年贫穷、落后,饱受天灾人祸、战乱入侵和西方列强歧视蹂躏的东亚各国(曾以掠夺他国充实自己的日本例外),正在或已经走出曲折的迷途,转入现代化发展的轨道。由于他们共同的历史背景,加上分布在南洋各半岛、群岛上的数千万具有汉字文化传统的侨民及其后裔,使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上的互补性愈见加强。应该说,这是一种独特的优势。日本早已充分地利用了这个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地区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地注意并有意识地移植儒学思想精华。可见,在世界范围内,汉字及其所依附的文化之发扬光大,遇到了难得的机遇。

历史的经验昭示我们:经济与文化是相互依存的,超国界的中华文化,推进了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反之,经济的发展必可带动文化向深层次演进。只要有这样的清醒认识,我们所从事的中华文化传播、华文教育、华文文学等事业,就一定会克服重重困难,渐渐繁荣、兴盛起来。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不仅需要可支配的物质资源作支撑,同样需要文化的支持和道统诠释赋予的合理性。回溯历史我们看到,西方列强无不采用文化手段推行其殖民或霸权政策,牟取国家利益,例如“文化殖民”、“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扩张主义”、“文化霸权”等形式的政治扩张,无不是西方列强在推行强权政治时所制定的文化战略形式,西方的强权扩张因此披上了“神圣的”文化外衣。我们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化外交也是如此,截然不同于历史上西方国家推行的文化战略,但是文化战略在地缘战略中的地位不容忽视,文化战略成为地缘战略中一个特殊渠道和特殊领域。鉴于文化战略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应当充分地运用各种文化因素,制定合理的、符合当今国际关系特征的对外文化战略,积蓄文化“软权力”,并以我国具有巨大影响力和优势的儒家传统文化,用有利于人类整体利益的价值理念展示我国先进文化的风采;同时也应以坦诚的胸怀去吸纳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丰富营养,“文化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文化的自我保护与自觉扬弃相结合才是文化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中国在东亚地区地缘文化战略东亚各国目前也非常注重文化合作,例如东盟在建设经济共同体的同时,也正致力于建设“社会—文化共同体”。2008年12月正式生效的“东盟宪章”明确规定东盟共同体将由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安全共同体、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组成。东盟公民通过历史联系和文化遗产的共同体意识而相互交往,通过共同的地区认同结合在一起。为此我们必须制定东亚地缘文化战略,这是我们各项文化战略的一个方向。

(一)实施外向型文化发展战略

坚持以走出去为主,以当代为主,以进入国际主流社会为主,大力实施中华文化外向型战略。目前,我国与已建交的145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签署了七百五十多个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近千个国际文化组织和机构有着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这是指全球范围而言。东亚地区,是我国儒家传统文化最有影响力的地区,东亚的历史、文化、政治,甚至东亚经济现代化都深受我国儒家文化影响,因此在东亚地区,我们更应该贯彻文化走出去战略,积极、广泛地开展战略性文化交流,增进与东亚各国的互信和了解,尤其是宣传并取得东亚各国对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了解和支持。近几年的“中国热”是中华文明恒久魅力的真实写照,更是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充分体现。“中国热”是弘扬中华文化的良机,也是化解“中国威胁论”的有效途径。目前,一些国家别有用心地鼓吹“中国威胁论”,我们除了用和平发展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来回应这些无稽之谈外,更应该注重用文化交流的手段,用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展现中国人民宽广博大的胸怀,用洋溢着东方神韵的哲学和智慧表明我们历来珍爱和平的愿望,化解无知和偏见带来的矛盾,把我们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信息传达出去。面向东亚各国主流社会,面向东亚各国公众,把一个真实客观、和平发展、朝气蓬勃的中国介绍给东亚人民,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文化交流滴水穿石、润物无声的功能,才能让东亚各国正确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并喜爱中国。

(二)积极推动多形式文化外交

第一,设立专门文化推进机构,根据东亚各国的特征,战略性地制定有效的政策。以中央为指导,地方为生力军,驻东亚各国使领馆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为前方阵地,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意识。中央方面可以以签订各种协定的方式,从整体上提高中国和东亚地区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水平和档次。例如,2005年5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将加强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研发和信息共享。《备忘录》还规定各国应鼓励和支持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培养文化领域的人力资源以及加强文化企业的合作。这个《备忘录》的签订对中国意义重大。

第二,推行对东亚地区文化外交,重视、推进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文化外交”,可以定义为围绕国家对外关系的工作格局与部署,为达到特定目的,以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或手段,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对象开展的国家或国际公关活动。“文化外交”的突出使命就是在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进程中,发挥锦上添花或雪中送炭的作用。2007年,中国在东亚文化交流又有大手笔,例如“2007中韩交流年”和“2007年日本中华年”,很好地宣传了中国灿烂文化,增进了与相关国家人民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况且,中国在东亚各国,尤其是日、韩两国的文化年和其他形式的文化交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各国同属儒家文化圈,历史文化传统相似,不畏巨浪东渡扶桑的鉴真和尚,日本一批批的“遣唐使”,以及吟诵着唐诗的新罗文人,都证明了各国历史上与中国文化交流的不朽业绩。中国目前致力于建设的“和谐世界”,可以说既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必然结果,也传承了东亚文明中“和合文化”的传统。“和而不同”,不仅是中日韩文化外交的原则,也是中国东亚地缘文化战略的指导原则。文化交流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将极大助推东亚各国的政治、经济融合。中国的文化战略秉承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精神,引导东亚各国共同致力于东亚区域合作。

教育交流是文化外交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以日本为例,目前,日本在华留学生数量不到两万人,中国留日学生八万人左右,教育部表示将制订一系列政策促进中日学生、教师进行交流学习,并鼓励中日双方共同培养留学生,为中日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创造良好的环境。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合作,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互信、互利的合作,从官方和民间双重角度促进中日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将为中日关系朝着持续改善的方向稳定发展而添加新的动力。这同样适用于中国与东亚其他各国的教育交流。

第三,普及汉语、传播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相结合,提高汉文化的影响力。现在汉语在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并逐渐成为东亚地区外交和贸易领域的通用语言,有比肩英语的趋势。2004年起,我国教育部开始在境外建设汉语推广机构“孔子学院”,通过与国外的大学或者教育机构合作的方式,主要在国外招收学习汉语的人。这些孔子学院目前遍布全球二十多个国家,其中包括东亚的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促进了汉语和汉文化的传播和普及。东亚各国逐渐认识到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和汉语的重要性,积极开展汉语教学。中国政府应泰国政府的请求,将协助其培养和建设高水平的泰国籍对外汉语教师队伍,派遣中国教师去泰国学校工作,并且免费提供教材。

(三)提高文化贸易规模与水平

国内外学者一般把文化贸易分为硬件贸易和软件贸易两种。一般来说,硬件指用来生产、储存、传播文化内容的器物工具和物态载体,如摄影器材、视听设备、影视器材、舞美设备、游戏和娱乐器材、艺术创造和表达的工具等,软件则指文化内容和文化服务,包括广播电视节目、电影动画片和故事片、印刷品、出版物、视听艺术、表演艺术、载有文化艺术内容的光盘、视盘和多媒体、娱乐、会展等,本文所指文化贸易主要侧重于软件方面。

中国目前的文化贸易还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和水平都比较低。以2007年为例,我国出口总值为26616亿美元,出口商品的种类集中在工业制成品、化工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等,服务贸易的出口总值为333.4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0.01%,这其中电影和音像的出口总值为0.3亿美元,仅占整个服务贸易出口总值的0.1%,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就世界总体看,文化贸易强国多为西方发达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过去二十多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迅猛增加。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美国、日本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进入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东亚各国除了日本、韩国文化贸易能力较强以为,其他各国的文化贸易能力都比较低,但是市场广大,因而潜力巨大。

加快发展对东亚的文化贸易,对于我国东亚地缘文化战略和我国东亚整体地缘战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展对东亚文化贸易,有助于传播中国的文化理念,促进东亚各国对中国的了解,树立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具有一般商品和文化特殊商品的双重属性。对于国家的对外文化贸易,不仅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具有外交、外宣功能,传播了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这就要求中国的文化企业不能只在国内发展,更要走出去,首先瞄准东亚市场。这就要求我们做大做强一批具有较强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同时,提高从事对外文化交流人员的能力,学好用好世界贸易基本规则。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文化产业的自我崛起争取国内发展空间,使中华文化在东亚乃至世界文化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党关于中国正面临着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为我国在东亚的文化战略提供了契机,文化交流的任务是一方面紧紧围绕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和对外整体工作大局,发展与世界各国的文化关系,巩固友谊、增进了解、促进合作、共谋发展;另一方面牢牢抓住战略机遇期,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为基本方向,支持和鼓励我国文化产品的出口,推动中国文化产品参与东亚国际竞争。

(四)切实维护我国文化安全

国家文化安全一般是指国家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利益得到维护,个性化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择得到尊重,“个性文化”得到独立自主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有着鲜明的民族、国家和制度烙印的“个性文化”大体上可分为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两类。所以国家文化安全包括两个基本层面,即意识形态安全和民族文化安全。针对文化安全两方面的内容,我们在与东亚各国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也应当注意保护我国文化安全:第一,在对东亚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用民族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也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民族文化,这是增强国家文化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一个战略要点。”第二,正确对待各种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异质文化。与东亚各国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目的就是互相学习先进文化,增进了解和信任,并非以意识形态划分交往对象和领域,因此应当正确地对待非社会主义文化和异质文化。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应该宽容地对待异质文化的价值观、理念、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尊重东亚各国人民的选择和追求,建立平等对话、沟通的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文化的矛盾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