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文化在当代图像发展趋势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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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代化、都市化和全球化所构建的当代语境中,移民文化的当代图象呈现出新的取向。移民文化是一种创新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对它的研究需要改进。要史论结合、外为中用,不断深化。深圳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移民文化,它凸显了中原文化的风貌,具有独特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层面的文化特色,也构成了特有的“城市名片”。作为一种深圳精神,它将永远不会消失。

关键词:移民;移民文化;深圳

中国是人口大国,文化大国,也是移民大国。当我们站在有着“移民城市”之称的深圳特区的土地上,思考移民现象和移民文化这一论题时,会很自然地感受到:古代的移民和当今的移民,虽然其发端已经和今天远隔千年,但是正像一根红线始终贯穿着中国历史一样,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大批移民,一直推动着中华文明的发展。

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中国,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奇迹。人们在考察其博大精深而又充满奇幻的文化演进的过程中,清楚地看到了它与人口迁移———即移民现象的紧密联系。自西汉以来,北方人口大批南下,边疆的少数民族就大举内迁,形成了一幅蔚为壮观的移民画卷。明清以后,汉族人口再次大举从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些原本是汉族人口的核心分布地区广泛向西南、东北乃至台湾等边疆地区迁移和拓展。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也同样引人注目。可以说,中国海外移民规模之大、分布之广,早就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发现移民文化在当代图像中所呈现出的新取向。对于移民文化进行研究,是文化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移民的产生及移民概念的理解

关于移民产生的时间,目前在学术界已几乎不存在争议,就是“古已有之”。由著名学者葛剑雄、曹树基、吴文弟先生合著的《中国移民史》(六卷本)和《中国移民简史》等著作,均已对此作了十分详尽的权威解说。就是说,移民现象既是一个世界现象,也是一个历史现象,它不是近现代社会特有的产物。

早期人们的迁徙使人类遍布于全球,只不过当时的移民是自发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就世界范围而言,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移民开始受到国家政权的控制,人员流动的随意性降低。这个时期的移民主要发生在各个国家范围内,不仅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的影响。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由于它需要把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扩大到世界范围,人员的流动也更趋活跃和扩大,几乎遍及全世界。在这种条件下,由于各国各地区都逐渐被纳入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以,移民形成的原因和去向也跟着复杂起来。这种流动绝不是随意的,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所促成的。对于这种现象,国外的一些学者将其称为“越境移民”现象。对此现象的研究,不但包括了移民国的人士,而且也包含了移居国的人士。就拿美国来说,在移民大量涌入的20世纪20年代、50年代以及1965年以后,都曾出现了大批关于移民问题研究的著作。

据日本广田康生《移民和城市》等书介绍,二战后的日本,由于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在1990年也修改了移民法,即“出入境管理法及难民资格认定法”。随之而来,流入日本社会的各国移民也急剧增加。其中包括日裔巴西人、秘鲁人,以及越南、泰国等亚洲各国的越境移民。由于大量移民的产生,对于移居国的经济、文化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移民和移居国居民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所以对移民问题的研究,也就逐渐在丰富和深化,国内外的大量著作,显示出对上述问题的认真探索和研究。

在谈到“移民”这一概念的含义时,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流动人口”、“流民”、“迁移人口”等词语。应该说,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从现代汉语的研究角度,“移民”这一概念,兼有动词和名词两种词性:“作动词时,‘移民’指一部分人口从原居地迁移至其他地方居住;作为名词,‘移民’则指进行迁移行动的人。”[1]所以,有的专家指出:作为“移民”的定义应该有了两个基本要素:即长距离的迁移和具有法律结果的迁移。所谓“法律结果的迁移”,主要指入了居住地的户籍。这样,未取得户籍的人,即使在居住地已居住了较长的时间,也不能算“移民”。[1]应该说上述研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种定义并不完全适用于历史时期中国移民史的研究。[1]即使从近年来我国的移民现象来看,特别是深圳的移民现象来说,上述对“移民”概念的定义也显得狭窄了一点。就深圳这个城市而言,实际的居住人口已经超过了1千万,而取得户籍者,仅为170余万。其余的八九百万人,确有相当多人属于“一般的流动人口”,但似乎也不能简单地一刀切。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虽然暂时还未取得该地的户籍,但他们已经对移居地具有了一定的归属感,而且对当地的语言、文化等状况也有了一定的适应性,并力趋使自己能主动地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生活中。这些特点,正是“移民”与“一般流动人口”的不同点。一般的流动人口只是把移居地当作赚钱或其他功利性目的的地点,一旦目的达到,或是又发现了更好的移居地,他们就会很快离开,根本谈不到对移居地的归属感。虽然他们所带来的文化也会对移居地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流动人口自身却保留着他们原有的文化。正因为这样,我们说深圳是个“移民城市”,其“移民”的概念不但包含着已入了户籍的人口,而且还包含着那些已经在深圳生活多年、来自较远地区、对深圳已经产生了归属感的人们。这些人虽然也属于“流动人口”这个大范围,但他们确实已经是“移民”了。他们和“深圳人”一样,已经把特区看作是自己的“家园”和“第二故乡”,他们和移居地的人们一道,在共同的家园里创造着共同的移民文化。

二、移民文化是一种创新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

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文化的形成,需要历史沉积,而且有着诸多复杂的人文、物质成因。而随着人口迁移所产生的移民文化,对于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也就是说,就实质而言,移民文化对原有文化来说,乃是一种创新的文化。荷兰学者彼得•李伯庚在《欧洲文化史》中指出,不但大量流动人口会对移居地的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就连本国旅行都会引起某种文化的演变(更不要说跨国旅行了)。作者在该书中写道:“不仅出国旅行,即使在本国旅行,也能引起文化的演变。例如,长期的贸易往来带来了语言上的交流,丰富了欧洲语言的词汇和思想。西班牙在穆斯林统治下700年,西班牙语中自然吸收了许多阿拉伯词汇。意大利和土耳其的贸易使意大利语言中吸收了土耳其词汇。当荷兰的航海事业达到了顶峰时,荷兰的船运词汇也为其他语言(包括俄语)所吸收。旅行也使人们对不同地区的地理、经济、政治、道德、风俗等有所了解。最后一点,旅行使各国知识界联系起来,形成世界性的各族文化是一个重要因素”。[2]在建设一代新文化的过程中,尽管时间漫长,因素甚多,但是各种文化形态的冲撞和影响,彼此的冲突和融汇,对于形成一种多元的具有包容性的主流文化,即创新文化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在中国文化数千年的发展史中,可以得到明证。

首先,让我们来看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和融汇。宋代自立国之始,就因外患之忧,长期与辽、西夏与金等游牧民族的政权相对峙。双方战争频仍,的确让老大的宋王朝饱受被动挨打之苦。然而,在那种战乱的年代,却使彼此所代表的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冲突产生了奇妙的双重效应:一方面让契丹、党项、羌、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正如王世贞在《归潜志序》中所说,北方中国竟奇迹般地创立了一个“人物文章之盛,独能颉颃宋、元之间”的文化天地。另一方面,北方剽悍的草原游牧民族的凛然之气,也深刻地震撼了细腻丰满的宋文化。范仲淹与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正是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孕育产生的。[3]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汇。张岱年、方克立指出:“中国文化不仅在内部各族文化的相互融汇、相互渗透中得到发展,而且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先后受容于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中国文化系统或以外来文化作补充,或以外来文化作复壮剂,使整个肌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外域文化系统也在中国文化的广泛接触中汲取营养,滋润自身的肌体”。[3](P120)梁启超认为,中外文化的第一次大交汇是在晋唐间。[4]但从汉代开始,中国的本土文化就开始了与西域(即中亚和西亚)文化及南亚次大陆文化的交汇。正是这种交汇,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同时也在让外来文化“本土化”的过程中,促进了外来文化的发展。像佛教哲学传入中国,固然大大提高中国哲学的思辨等能力,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孟轲、庄周等人的思想融入佛教,也使佛学宗派吸收了丰富的华夏营养,得到了新的发展。我们对移民文化的认识,也应立足于这一高度。

由于不同的移民承载不同的文化,而移民又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所以,如果一个地域的移民来源多,那么移民文化就丰富。移民的类型不同,也会影响到移民文化的构成。具体来说,移民文化因受如下因素的影响而具有新的文化特征。

1.由于对移民文化的认识离不开对移民类型和移民本身的了解;又由于移民与移民文化的密不可分,所以,不同的移民类型(这里会涉及到移民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移民本身的素质)以及移居地移民的数量和他们居住时间的长短等,都会影响到移民文化的特点。

2.由于移民文化是多种文化的相互冲击、融汇而成,一般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甚至会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移居地原来文化的新文化。美国当代历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先生就曾说过:“我一想到要写一部美国移民史,立即发现移民原来就是美国的历史”。[5]这可说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

3.大量移民聚集在移居地以后,会让此时产生的移民文化较少包袱,较少框框,具有较大的开拓性和开放性,比较容易接受新生物,比较容易进行新的探索和实验,这正是移民文化独具的魅力。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举美国社会为例,指出:“美国是由那些为了建立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而从欧洲的封建制度下逃出来的小资产者和农民建立起来的”。由于这是一个“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社会,[6]即一个比之过去的封建社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因此才有了很多历史上较少出现过的奇迹。例如通过个人的勤俭奋斗,发财致富,终于走到富人或资本家的行列。与过去的社会相比,也才最容易接受新事物,最容易产生发明创造。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更在这方面创造了举世震惊的巨大奇迹。

4.由于移民文化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因此它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也是丰富多彩、不拘一格的。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移民文化所具有的创新性。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著名学者和教育家蔡元培就指出:“综观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生出一种新文化。如希腊人与埃及及美琐波达米诸国接触,所以产出雅典的文化。罗马人与希腊文化接触,所以产出罗马的文化⋯⋯就在中国,印度文化接触后,产出十世纪以后的新文化,也是这样”。

关于移民文化的创新问题,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里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从国内目前已经发表的大量移民文化研究的著作来看,有不少是注意到这一问题了,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我们认为仍需要加以改进。

一是关于“史论结合”的问题。从国内目前对移民文化的研究来看,对移民文化的“史”的研究成果偏多,而对于“论”的方面,似感不足。包括对移民与文化的互动,移民文化究竟如何有力地促进文化的创新,特别是这个新文化又将如何适应未来的发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更好地建设一种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等问题,都很值得探讨。还有就是如何从总体上认识移民文化的发展趋势以及“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对移民文化的影响等,也都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二是关于“外为中用”的问题。近几十年来,随着国外对“越境移民”等问题的日益重视,各国不但出台了很多政策(尤其是日本、澳洲、加拿大、英国等国),而且出版了大量的有关移民文化的论著。这些论著有不少把移民问题和社会变迁、现代化等问题相结合,从而对移民文化的内容有了很大的丰富。很值得我国学者的关注、评论乃至借鉴。

此外,对于“移民文化”本身的探讨也需要不断加以深化。正如美国有代表性的人类学家克鲁伯(A.L.Kroeber)和克罗孔(ClydeKluckhohn)等人合著的一本论述文化的专著中所罗列的从1871年到1951年80年间关于文化的定义,便有164条不同的说法;而冠上“移民”之后,当然就更为丰富了。如何进行分析,加以全面理解,就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三、深圳的移民文化之魂

作为在移民潮中诞生的深圳特区,可以说是在滚滚移民大潮中飞溅的一朵极为耀眼的浪花。深圳的移民现象和移民文化,的确给当代中国的移民潮涂上浓抹重彩的一笔。当人们站在深圳的地王大厦等许多经典建筑物旁时,怎能想到二十几年前,这里还是荒滩一片的一个边陲小镇!历史就是这样地借助移民的航舷,让20世纪80年代乘风破浪的中华民族大舒了一口久已想抒的豪气!

由于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排头兵,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亲自扶持的典型,因此,它的成长历程和成功奇迹,就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再加上深圳毗邻香港,成为香港文化向内地辐射的中转站,在香港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中占据特殊地位,这也增添了对深圳的移民文化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对深圳移民城市文化的现实考察中我们发现,深圳的移民文化至少具有这样几个特色:

(一)在南北文化的交融中,凸现中原文化的风貌,却又不失“岭南文化”之“根”

与香港的移民不同(香港的移民不但包括大陆人,还包括英国人、日本人、菲律宾人、澳大利亚人、美国人、法国人等等,可以称为国际化的移民),深圳的移民主要是大陆人,或者说是“大陆的北方人”。这种“北方文化”虽然与“岭南文化”同为一个国度,但却具有明显的反差。当然,“影响深圳的北方文化并不就是铁板一块的”,“这其中包括楚湘文化、巴蜀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东北文化、吴越文化等等”。[7]正是这个原因,随着北方移民的愈益增多,“来自北方中原地带的母体文化正逐渐抵销香港文化的过极影响”,[7]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内地的“务实作风、利益趋向、风水观念、理想精神等等,这些颇有代表性的文化因素在深圳文化的成长中”就起了巨大的催化作用。[7](P93)日本学者广田康生指出:“所谓移民就是指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进行整体流动,并往往引发一些问题”。[8]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整体的流动”,另一个就是“引发一些问题”。

我们认为,所谓“整体的流动”,既有移民原有的文化向移居地的流动,也有移居地的“土著文化”对移民所带来的文化的“反流动”。正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相互冲撞之中,产生了新的“移民文化”。非常明显,这种“移民文化”的生成,或者说新的“移民文化”的主流成分的构成,其结果必然是:或者是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占上峰,或者是移居地的“土著文化”占上峰。由于深圳的移民人口占绝对优势,所以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当然构成了新的移民文化的主流成分。只是值得注意的是:包孕有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等丰富内涵的“岭南文化”特有的“根”,对新的移民文化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人们知道,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特色分明、有着巨大影响的文化之一。它既不同于有悠久华夏文明的老北京文化,也不同于江浙文化和巴蜀文化,而是自成一体,影响深远,带有浓厚南国特色的地域文化。岭南文化的灿烂丰富、多姿多彩,早为世人所称道。这不仅是因为这里地处南国,有着特有的丰富物产,像苏轼的诗中所说的“曰啖荔枝三万颗,不辞长做岭南人”,而是在于它确实在文化的方方面面上都毫不逊色。例如,驰名世界的饮食文化,岭南的宗教文化、客家的民俗文化,以及在古老而又年轻的潮汕平原上活跃的海内外贸和人们的商品意识,久负盛名的潮州瓷器及刺绣等等。值得人们关注的还有因海外潮人的数量之多、影响之广(约在千万人以上,遍布世界60多个国家)而形成的特有的文化特色。人们已经把“海外潮人”看成是岭南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些岭南文化的特色,显然对凸现中原文化风貌的深圳移民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超级秘书网

现在要说到深圳的移民文化所“引发的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大多数移民者在刚刚踏上深圳这块热土时,难免会产生某种“陌生感”乃至“危机感”,需要有一个“重新调整”和“个体认同”的过程。如果能顺利完成这个过程,当然很好。许多来深圳的创业者们从艰辛的奋斗到最后的成功,就是明证。然而也有一些带着盲目性闯深圳的人,到达深圳以后,有的因为生计的不易,工作的艰辛,加之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待遇,往往是或拂袖而去,或铤而走险,这也给年轻的深圳带来了诸如治安、卫生等问题,这是应当引起人们严重注意的。只有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建设深圳的移民文化。

(二)在物质的、观念的,尤其是制度层面上的文化特色印度文化接触后,产出十世纪以后的新文化,也是这样”。

关于移民文化的创新问题,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里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从国内目前已经发表的大量移民文化研究的著作来看,有不少是注意到这一问题了,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我们认为仍需要加以改进。

一是关于“史论结合”的问题。从国内目前对移民文化的研究来看,对移民文化的“史”的研究成果偏多,而对于“论”的方面,似感不足。包括对移民与文化的互动,移民文化究竟如何有力地促进文化的创新,特别是这个新文化又将如何适应未来的发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更好地建设一种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等问题,都很值得探讨。还有就是如何从总体上认识移民文化的发展趋势以及“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对移民文化的影响等,也都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二是关于“外为中用”的问题。近几十年来,随着国外对“越境移民”等问题的日益重视,各国不但出台了很多政策(尤其是日本、澳洲、加拿大、英国等国),而且出版了大量的有关移民文化的论著。这些论著有不少把移民问题和社会变迁、现代化等问题相结合,从而对移民文化的内容有了很大的丰富。很值得我国学者的关注、评论乃至借鉴。

此外,对于“移民文化”本身的探讨也需要不断加以深化。正如美国有代表性的人类学家克鲁伯(A.L.Kroeber)和克罗孔(ClydeKluckhohn)等人合著的一本论述文化的专著中所罗列的从1871年到1951年80年间关于文化的定义,便有164条不同的说法;而冠上“移民”之后,当然就更为丰富了。如何进行分析,加以全面理解,就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范春玉.移民与中国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10.

[2]彼得•李伯庚.欧洲文化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339-340.

[3]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4.

[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5](美)奥斯卡•汉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