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对疾病隐喻的定位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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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反对阐释文化批判桑塔格隐喻

论文摘要:《疾病的隐喻》是桑塔格对于疾病隐喻的质疑与批判。桑塔格通过考察诸如结核病、癌症、艾滋病等疾病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被隐喻成一种道德评判、心理评判的过程，揭雾了意义“阐释”的荒谬性和压迫性。这部文集是桑塔格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对“反对阐释”理论的进一步阐发，是一部文化批判的经典之作。

1964年，当代美国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发表“反对阐释”的批评文章，自此，“桑塔格”这个名字便与“反对阐释”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杰姆逊曾说，“反对阐释”本身就是一个巫待阐释的事实，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应该说就是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对“反对阐释”的一个极好阐释。

《疾病的隐喻》是桑塔格于1990年1月出版的一本文集。该文集收录了桑塔格两篇重要论文篇幅较长，作者自己有时称之为“小书”:《作为隐喻的疾病》(IllnessasMetaphor)最初连载于《纽约书评》(1978年)，由于反响巨大，后略作修改由纽约法拉尔一吉鲁出版社于同年出版;《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andItsMetaphors)由同一家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两篇在时间上相隔近12年的论文之所以合为一集，是因为它们的主题相同，即都是考察疾病(诸如结核病、癌症、艾滋病等)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被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被隐喻成了一种道德评判、心理评判，并继而成为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以及如何由一种疾病进人另一种疾病的隐喻过程。桑塔格写作这两篇文章的目的是想净化“疾病”中的隐喻性语言，把那些戮附在疾病之上的各种意义剥去，让疾病以疾病本来的面目呈现。这本合集可以说是桑塔格“反对阐释”理论的具体化，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把那种具有堂·吉坷德色彩和高度论辩性的‘反对阐释’策略运用到了身体上”，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此乃文学活动之传统宗旨)，而是从意义中剥离一些东西。”

作为一位文艺批评家和小说家，桑塔格对疾病的兴趣，主要还是缘于其个人体验。她曾身患癌症，在持续数年的奔走治疗中，她不仅得忍受由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还得承受那些加诸在疾病之上的隐喻和意义所带来的痛苦。而且她认为后一种痛苦远比前一种痛苦更加厉害，因为它常常以道德批判的方式让患者蒙受耻辱。为了平息患者对疾病的想象，至少让患者不必再遭受比疾病本身更多的苦痛，桑塔格带着自己对疾病的深刻体认和理智思考，质疑和批判了关于疾病隐喻的各种神话，试图通过对鬼魅般萦绕在疾病之上的那些隐喻的“祛魅”，瓦解有关疾病隐喻的象征秩序，以此颠覆那种压迫性的权力话语。《作为隐喻的疾病》发表于桑塔格癌症康复之后，而当20世纪80年代末艾滋病成为一种新的流行病时，桑塔格发现原来她所反对的那些东西依然还在，便又写下《艾滋病及其隐喻》。这两篇文章不是有关疾病的医学专业论文，而是有关疾病的意义和隐喻的文化批判论文，是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批判，或者说是对关于疾病(当然不仅仅止于疾病)的那种竭力寻找意义的隐喻性思维方式的批判。如桑塔格所言:“使疾病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抚慰作用。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们。它们必须被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

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中，桑塔格开宗明义:我并不想描述疾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想描述围绕疾病所编造的种种惩罚性或感伤性的幻象和陈见。“我的主题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的情形……我写作此文，是为了揭示这些隐喻，并藉此以摆脱这种隐喻。桑塔格反思和批判了有关结核病和癌症的那些流行的隐喻。她指出，围绕这些疾病所编造的种种幻象和神话，其实是对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一个医学假定可以包治百病的时代，出现的那种被认为难以治愈的疾病的非理性反应;同时也是在一个科学至上的强调“可控制性”的时代，对那些似乎不可控制的东西显示出的非科学态度。桑塔格看认为，在尚不明病因的情况下，疾病所唤起的是一种古老的恐惧。所以，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的癌症在找到足够有效的治疗方法之前，也会像19世纪的结核病一样被视为是传染的。桑塔格说，相当数量的癌症患者发现自己的亲朋好友在疏远、回避自己，自己的家人也把自己当作消毒的对象，倒好像癌症真的成了一种传染病。人们不愿与患有神秘恶疾的人打交道，认为与恶疾患者打交道是一种过错，或者会带来厄运，“或者更遭，是对禁忌的冒犯”。人们甚至不愿提及诸如癌症之类的名字，仿佛单就这种病的名字就足以致人死亡。对疾病的恐惧感和疾病本身的“神秘性”正是隐喻的滋生地。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癌症一死亡，一旦获悉某人患了癌症(还有19世纪的结核病)，“无异于听到他的死刑判决”，癌症就这样成了生命的对立面，成了死亡的同义语。癌症的死亡意义不仅在文学作品中经常被阐发，甚至一些医疗机构的肿瘤专家也有意无意地在强化这种观念。他们向患者撒谎，隐瞒实情，认为大多数癌症患者都承受不了真相，都不愿被贴上那种使人“身败名裂”的死亡标签。这种对待疾病的非理性、非科学态度，在桑塔格看来，无疑给病人带来更加沉重的打击，使病人遭受了比疾病本身更大的痛苦。由于惧怕被人“另眼相看”，一些癌症病人也不能坦率的谈论自己所患疾病，一旦得知自己患有癌症，就会感到受了贬抑或身败名裂，“就会在道德上感到低人一等”。因为附加在癌症疾病之上的诸多污名让患者知道，“一旦患上癌症，就可能被当作一桩丑事，会危及他的生活、他的晋升机会、甚至他的工作，所以癌症患者往往对自己所患疾病表现得极为谨慎”。

桑塔格认为，对癌症患者撒谎，以及癌症患者自己撒谎，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在发达工业社会里人们对死亡的拒斥。桑塔格说:“既然死亡现在成了一个毫无意义、令人反感的事件，那么，被普遍认为是死亡同义语的那种疾病当然就被当作某种需要加以掩饰的东西。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这种疾病“与当初围绕结核病患者并至今仍围绕着癌症患者的那种禁忌”有关。或者说，关于癌症事件撒谎，不仅因为这种疾病被认为是死刑判决，还因为它被赋予了令人感到厌恶的意义，它是不祥、可恶、令人反感的象征。

桑塔格用对比的方法列举了有关结核病与癌症种种流行神话，尽管它们仅仅是两种疾病，但却被作了贫富、优劣的阶级和等级划分。由于结核病被认为相对于癌症来说不那么痛苦(尽管结核病的死亡是相当酷烈和痛苦的)，所以人们通常认为它提供了一种从容的死法，于是它成了具有贵族色彩的浪漫病。一百多年来，人们一直乐于用结核病来赋予死亡以浪漫意义，把它视为“一种有启迪作用的、优雅的病”。自18世纪起，结核病就与浪漫主义联系在了一起，从英国的感伤主义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世纪的文学中，更是充满了对结核病人死亡的美好想象。《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小爱娃之死、《董贝父子》中的儿子保罗之死，都是结核病的那种“不令人恐怖的、极乐世界般”的美好死亡。而在《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狄更斯则把结核病描述为一种可以使死亡变得“优雅”的“令人肃然起敬”的疾病。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赋予结核病人的死亡以道德色彩，认为这样的死是抛弃了粗俗的肉身，超越了庸俗的健康，使人格变得空灵。于是结核病成了那些感觉超群、才华出众、热情似火的人易于感染的一种病，成了艺术家专利的疾病，雪莱、济慈、梭罗就是这样的艺术家。对结核病的浪漫化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人们在托马斯·曼的《魔山》中以及卡夫卡的作品中仍可以看到。

然而，没有人以看待结核病的方式看待癌症，因为癌症通常被看作是中产阶级生活导致的病，一种与富裕、奢华及工业经济相联系的病，一种与工业社会中紧张、压抑、焦虑的时代性格相联系的病，它不具有罗曼蒂克的特征，一般不被认为是一种适合浪漫人格的病。所以，尽管结核病曾一度被情感化地加以看待，被认为是对个性的一种提升，然而，人们看待癌症时却带着一种非理性的厌恶感。癌症病人的死被视为是卑贱的、痛苦的死，与结核病的“柔弱性格”相比，也许是癌症之死较酷烈，或者说它是一种世俗之病，不允许被浪漫化、精神化，不允许被赋予抒情诗般的色彩，总之，它没有产生出类似结核病的那种美好幻象。

在桑塔格看来，对癌症的理解，支撑着一种“明显充满野蛮色彩的治疗方案”，“既然患者的身体被认为是受到了(肿瘤的)攻击(‘人侵’)，那惟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反击”。所以，在关于癌症的诸多隐喻性描述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那些隐喻事实上并非取自经济学，而是取自战争语言”:如“放射疗法”、“化学疗法(化疗)”、“杀死”、“轰击”、“摧毁”等，这些军事术语是每一位医生和患者耳熟能详的。这种军事化的修辞，让人感到，对癌症的治疗好像就是以身体作为战场的一场殖民战争。

桑塔格指出，军事隐喻一度甚嚣尘上，越来越融人对疾病临床状况的描述中，即使在一些公共健康教育中，这种粗略的隐喻也被使用。譬如，“疾病经常被描述为对社会的人侵，而把减少疾病所带来的威胁的种种努力称之为战斗、抗争和战争”，在对刚刚过去的SARS、禽流感及历史上任何一场大规模的传染病的描述中，军事隐喻的确司空见惯。桑塔格反对的正是这种隐喻，认为这种隐喻性的夸饰“把疾病打上了耻辱的印迹，进而殃及到患者本人”，使患者蒙受污名，从而加剧了患者的痛苦。同时，桑塔格发现隐喻扭曲了患病的体验，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妨碍了患者尽早地或作更大努力地寻求有效治疗。因为它使患者对诸如化疗之类的有效治疗方式产生恐惧，而求助于诸如食疗和心理疗法这类几乎完全无用的方法。在这种意义上，隐喻和神话是致命的说法一点儿也没有夸张。桑塔格就是要消除这些隐喻和神话，瓦解癌症的神秘性。她要告诫人们:“要正视癌症，它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尽管是一种重病，但也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它不是上苍降下的一种灾难，不是老天抛下的一项惩罚，不是羞于启齿的一种东西。它没有‘意义’，也未必是一纸死亡判决。”所以桑塔格说，“《作为隐喻的疾病》不仅是一篇辩驳文字，而且也是一篇告诫文字，

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的出现使癌症变得平淡无奇。先前加在癌症之上的那些负担转移到了艾滋病之上，于是癌症已不再是那么神秘、那么令人恐怖的疾病了，艾滋病代替了癌症充当了最神秘、最恐怖的角色，承担起大得多的耻辱感。在《艾滋病及其隐喻》中，桑塔格剖析了围绕艾滋病而生发的种种谬论，揭示艾滋病是如何被作为道德和政治的隐喻来迎合俗文化的需要。桑塔格指出，艾滋病(AIDS即AcquiredImmuneDeficiencySyndrome，译作获得性或后天性免疫缺损综合征)并非一种疾病的名称，而是对导致一系列疾病的临床状态的一种命名，或者说，是从艾滋病人身上显露出来的症状建构的病理特征。因此艾滋病只是“一种临床的构建，是一种推演。然而，这种被定义或被建构的产物现在却成了当代“瘟疫”的代名词。艾滋病之所以被隐喻为“瘟疫”，不仅仅因为这种疾病是那种导致了传染病史上最致命的疾病，更是因为它有辱人格、让人丢脸、使人无地自容。就癌症而言，隐喻几乎不涉及病因问题(事实上，癌症病因至今仍不太清楚)，它主要被视为“身体地理”的一种病。而关于艾滋病的隐喻描述更侧重于它的传播方式，更强调那些导致疾病的东西。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令人想到滥交、反常的性行为(如同性恋)、放纵、犯罪(即沉溺于非法的化学制品)等这些极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在大多数人眼里，染上这种病是对个体行为的惩罚，是咎由自取，它唤起的不再是理解，而是厌恶。桑塔格认为，把疾病视为惩罚，是对病因的最古老的看法。“但在古代那些被解释为惩罚的疾病，如《俄狄浦斯》中的瘟疫，并不认为是丢脸的”。“就疾病在那时所获得的意义而言，疾病是群体灾难，是对共同体的审判。惟有伤残，而不是疾病，才被看作是对个体的报应”。这与麻风病及随后的梅毒、艾滋病的情形显然不同。

在桑塔格看来，那些被描述为令人憎恶的疾病，是那些被提升到“瘟疫”来看待的疾病，即是那些不单单危及生命，而且还使身体发生变异的疾病，如麻风病、梅毒、霍乱以及癌症(癌症也曾被不甚准确地称作“瘟疫”，认为是一种严重的流行性传染病)等。这些早期“瘟疫”滋生出的隐喻变体，现在已附着在艾滋病之上。于是，艾滋病成了这样一类疾病的隐喻:它不仅可憎，是报应，而且是群体性地人侵、攻击。它既是一种个体病，又是一种群体病，因为患者既被作为个体，又被作为“高危群体”之一员。桑塔格指出，与艾滋病相联系的“高危群体”是一个“不偏不倚的官僚机构用语”，它“使那种以所发生的疾病来判定共同体之腐败的陈旧观念得以复活”。这种前现代地看到艾滋病的方式与把梅毒、癌症想象为对某个个体罪过的惩罚的现代方式形成对比，梅毒、癌症都基本上被认为是个体行为，是显现为个体的疾病，它们几乎尚未被归并到哪一个群体中。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梅毒，曾被视为是那些具有原创性思想和原创性艺术创造力的人的精神疾病，从而在一些艺术家那里进行了浪漫化想象。波德莱尔曾说过:“要从两个方面来感受革命!我们所有人的血液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们所有人骨头里都有梅毒一样;我们都有一种民主的传染病和一种梅毒的传染病。福楼拜也有一句相似的话:梅毒，谁都或多或少携带着它。波德莱尔、福楼拜等人自己患有梅毒，他们乐于把梅毒普泛化，以此缓解梅毒带来的道德压力和羞辱感。而且波德莱尔似乎还不止于此，他还要把梅毒与政治联系起来，甚至暗示梅毒也是一种反叛的政治激情，因而又使这种疾病获得了某种政治意义。于是，梅毒就从仅仅是一种病，变成了一种时代流行病，由曾是一种道德病转变成一种政治病。然而，艾滋病却无论如何也没有出现这种补偿性神话，它像癌症一样，没有与精神活动建立联系，没有进行道德提升和政治升华。

桑塔格指出，在一个人们自信灾难性的流行病一去不复返的时代里出现的艾滋病，无疑给那些内行的谴责家提供了卖弄修辞的机会。尽管艾滋病最初以流行病的形式出现是通过异性间性传播的，而那些公共道德卫士们仍把艾滋病描述为一种特别是对西方同性恋者的惩罚。诸如艾滋病是“上帝对一个不按其所立规则生活的社会的一种道德审判”，是“道德颓废的后果”，是“对偏离常规行为的惩罚”，是“自然的报复”，之类的批判性言辞听起来已不足以引起太多的惊奇，因为以隐喻的方式看到传染病，特别是性传播(确切地说是体液传播)的流行病历史已久，自15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围绕梅毒而生发的喋喋不休的种种谬见已经对艾滋病即将承担的诸多污名有了预见性。艾滋病这种流行病不仅被认为是一个道德事件，还是一个政治事件，它还“充当着第一世界的政治偏执狂们表达自身意念的理想工具”，欧洲国家大都强调艾滋病的非洲起源，艾滋病既被看作有关第二世界威胁的一个象征，又被视为来自第三世界人侵的一个意象。极权主义为了试图强化人们的恐怖感，一种外来占领迫在眉睫的危机感，它们从艾滋病那里找到了可资利用的资源。艾滋病成了一切政治意识形态的隐喻。正如桑塔格所说:“有关‘意志’的整个政治—即不宽容的、偏执狂的和恐怖政治软弱的政治—全都盯上了艾滋病。在这里，艾滋病成了对付国内外敌对力量和异己分子的最顺手的修辞学工具。

《疾病的隐喻》应该说是一部文化批判的经典之作。桑塔格通过对疾病隐喻的反思与批判，试图从文化象征领域颠覆压迫性权力秩序，这也是她反对阐释的要义所在。在桑塔格看来，阐释是基于一种隐喻性思维方式，正是这种方式创造了一个充满意义(文学的、道德的、政治的)“影子世界”，并试图用这个虚幻的世界取代或遮蔽真实世界。正像亚里士多德对隐喻所下的定义，“隐喻，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在这里，“现实发生了两次分裂，分裂为实在之物与其替代版本。既有事件，又有事件的图像，既有事件，又有事件的影子。于是，“此物”或“实在之物”由于被其替代版本所置换而变得不复存在，正是这种“真实”的缺失鼓励着人们去挖掘文本背后的意义，于是，阐释应运而生。也就是说，“深度”以及依赖于深度的“阐释”就是建立在隐喻的基础之上的。桑塔格认为，隐喻不仅使现实发生了分裂，词与物、能指与所指也发生了分裂，以至于词已经远离了物，再也找不到物;能指也不再有所指涉，而成了一些语言游戏。在这种意义上，阐释不是用来说明什么的，而是用来掩盖什么的。超级秘书网

所以，桑塔格说: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痔，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我们的世界已足够贫痔了，足够枯竭了。要去除对世界的一切复制，直到我们能够更直接地再度体验到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这段文字不仅表达了桑塔格对现代艺术的忧虑，同时也流露出她对人们生存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由于隐喻或阐释而日益遭至破坏、日益贫痔枯竭的忧患意识，这是一位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在这种意义上，《疾病的隐喻》不仅是一部文化批判之作，其中还寄寓着一位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人类生存的伦理学。桑塔格认为，由于隐喻性思维对世界采取了“阐释”的观照方式，致使纯洁透明的现实文本不再被接受。于是，荷马笔下诸神的行为便有了道德意义;希伯来的《圣经》也成为精神的范本，甚至人类所患的疾病也成了某种象征。桑塔格对用这种隐喻性阐释方法挖掘文本潜在意义的做法颇不以为然，她认为这是“智性对世界的报复”，结果是用意义的“影子世界”遮蔽了具体可感的现实世界。

为了直面真实世界，桑塔格决心祛蔽。但桑塔格并未完全否定隐喻和阐释，她曾说，人的思维离不开隐喻，就像一切思考都是阐释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些必须加以反对或应该抛弃的“隐喻”，并不意味着反对“阐释”就一定不正确。在这里，桑塔格实际上反对的是一切体现为权力意识形态的那种专制压抑，如内容对形式、意义对文本、理性对感性、本质对表象、主体对客体、有权者对无权者等等的压抑，她要颠覆一切压抑性的等级秩序，让边缘与中心进行对话。她追求的是一种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一种民主的、多元的、和谐共处的生存状态。或者说，反对隐喻和阐释(大写的)其实是为了更广泛意义上的隐喻和阐释(小写的)，一种交往对话。所以桑塔格以反对“阐释”为策略，悬置价值判断，以保持价值中立，让多元的感受力来对抗单一的一种阐释，让无数的历史小叙事来对抗单一的大叙事，通过瓦解权力压迫集团的意识形态，来构建一个被压迫集团的乌托邦。然而，无论乌托邦，还是意识形态，都不过是政治修辞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