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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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西方文化快速渗入中国后，国内的发展从街道、马路等基础设施，到市政体制，管理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趣味等均表现出明显的西方化[1]。例如上海“，从市政建设与管理，上海士绅自治运动，到上海人的行为方式，婚丧嫁娶礼仪的变化，多有西方的影响，……这不是仿照租界，而是学自泰西”[2]，西方文化的到来为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生机，也正因如此，使得西方文化在中国很快得到了一定的认可，并快速蔓延，甚至于北京市政公所及其官员认为：“要使中国强大，便意味着沿着西方道路进行现代化”，这些都使得西方的发展理念和生活方式在中国城市化历程中打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中国的现代城市化发展中捕捉到大量西方化的元素，鳞次栉比的高楼和平整宽阔的柏油马路，一方面显示着现代社会失去了情感的理性、利益，另一方面也严重违背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过分依赖外来异质文化作为核心指导来进行城市化的发展，必然会使之与本土的环境产生不适应性，与本土的文化产生强烈的摩擦，若不能很好地将中西方文化相结合，则必然阻碍本国的城市化发展。

中国的传统文化重于集体，现代社会重于个人西方文化认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崇拜有限和自然，而不是超凡脱俗的崇高理想境界。为此，他不愿使他的神带有令人敬畏的性质，他也根本不去捏造人是恶劣的罪孽造物的概念。”[3]所以作为以西方文化为发展内核的现代城市化发展，整体也随之表现出对于个体欲望满足的重视，强调个体价值实现的重要性。而传统的中国是宗法社会，强调的是集体的存在和发展，个人价值的实现是在满足集体需求的前提下而进行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传统文化是趋于集体化的价值观要求人们抑制自身的欲望，并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依赖。诚然，城市化过程中社会的分工愈来愈细，个体的独立性愈来愈强，社会集体由情感依赖维系转变为由社会制度来维持，使得个人价值的实现可以直接作用于社会的发展，也唯有当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需求被充分满足之后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如此的价值引导很容易诱发人欲的膨胀和物质主义的盛行，但是它在西方文化体系的背景下会有效地被宗教（尤指基督教）所束缚，人们可以在一面放纵欲望的同时一面痛心疾首地悔罪[4]，从而避免了严重的功利主义和贪婪的肆意蔓延。可是将这样的价值引导置于尚处于发展状态下的中国文化环境中，却是另一番模样。首先，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保证集体的利益对个体的欲望也表现为抑制，其作用效果同西方的宗教力量有所相似，但是这一约束力因为前文所提到的中国近展断层而带有很难磨灭的落后性，在进行现代化的初期又一度摒弃传统文化，这些都一再地削弱着中国伦理约束道德的力量。当外在约束力不断减弱时人性的欲望开始膨胀变得没有节制，贪婪的本性开始出现并蔓延。因此，若要借用西方现代化的个体独立主义发展中国，就需要重新唤醒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约束力与之配合，不然很难治其根本。其次，情感联系单薄。中国人素来强调集体之中的相依相存，对于彼此之间的情感维系要求很高，但是中国现代城市化发展中更加强调的是与之截然相反的个体独立意识，在人际关系上人们首先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其次按不同功能建立人际关系，建立以理性、功能性和本我利益为基础的目的联盟，每一个个体相对独立且不愿他人干涉自己，导致社会氛围冷漠。这虽然提高了个体价值实现的可能性，却使人们必须独自面对发展中的压力，虽然心中对于情感的诉求依旧强烈，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置人于千里之外，使人们的孤独感增强，归属感削弱，整体表现为人口和文化一致性突出，首属交往被次属交往所代替，短暂性亲属关系纽带减弱，家庭的社会意义功能降低，邻里关系和社会整合的传统基础被破坏，城市中的交往具有肤浅性，短暂性，匿名性和非人个性等。[5]

中国文化重于礼，现代文化重于法社会的不断发展，其复杂性的增长是快速的，所以以何种手段来维系社会的稳定就显得尤为重要。中西方文化因为其核心思想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故而其维护社会稳定的手段也有所不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味地依赖法理来治理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中国的文化是一种群体性的文化，因此切实地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教导个体如何在自己所处的社会群体中尽量减少摩擦[6]，找到自身位置的中庸文化，强调“以和为贵”和“和而不同”，其中“和而不同”的思想观念即是中国文化用以维系社会的准则，它认同差别，承认不同，要求个体面向群众，具有较强的包容性[7]。此外，当人与人之间出现较大的分歧和矛盾时，则会有以依靠社会舆论，公众观点和自身道德对个体进行由内而外约束的社会制裁体制，这种在价值观中内隐化的社会制裁意识具有全面性和良好的弹性，但是也极易被掌权者所主导。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今天的中国社会崇尚理性治国。西方古典主义所代表的理性注重“从社会整体的层面来看待人性，推崇均匀，严谨，庄重，强调形式规范和理性精神，对人强调高雅，用义务和责任来维系人的自然情感。”[4]这种文化崇尚知识和思想，认为“我思想多久，就存在多久，严格说，我只是一个思想的东西，一个心灵，一个理智或理性”，[8]因此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对理性管理的强烈诉求。此外，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社会结构、产业结构均趋于复杂化，社会的发展也需要法律来进行统一管理。但是，对于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化而言，法律仅仅是维护社会发展的手段而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法”等同于“刑”，法代表的是外在的强制力，而非如同西方文化中所代表的内化约束力，因而中国人对于“法”大多是敬而远之的，难以主动以法规为自身的行为准则[8]。因此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人们大多是因为害怕法律的“严厉”而选择遵守，并非内在如同遵守伦理道德一般作为行为准则去执行，又因为随着社会复杂性的逐步提高，个体欲望的不断膨胀使得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伦理观一再受到强大冲击使之约束力被削弱，因此中国社会总体表现出“礼崩乐坏”，和无视法律的约束为了满足私欲而不断打法律“擦边球”的现象，令人担忧。所以，从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价值观和规范手段所表现出的诸多矛盾来看，以西方文化为指导的中国现代城市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适应于中国本身，只有当发展与民族的文化内核相适应时城市化的发展才能够平稳地进行，建立现代城市化中的“中国模式”是必须的选择。

现代城市发展的“中国模式”

结合中国文化特点与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笔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在文化层面来看，必须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化特性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特点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发展模式”。

1.吸收多元文化，优化自身首先，虽然西方文化的侵入对于中国发展的影响是格外剧烈的，城市化过程中在文化层面所激起的矛盾是尖锐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西方文化在很多方面是更适合于现代社会发展现状的，所以在中国现代城市化的过程中对于西方经验的吸收利用很有必要。其实，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异质性文化侵入并产生强烈影响的现象并不是仅此一次。从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到满清入主中原，都未能中断中国传统文化，相反却是征服者最后被同化、被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了各少数民族的新鲜血液，增加了新的生命活力，这表明中国文化本身即有着强大的同化力，因此我们需要注重的是如何将西方文化逐渐中国化，为中国文化越过近代时期发展滞后的鸿沟创造条件，并让其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提供动力。

2.法礼同行，共同治理首先，现代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社会分工的细化，这使得社会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得以大幅度地提高，因此选用法律治国是必要的。一方面法律具有客观性和强制性，在面对复杂的社会和因为物质极大丰富而刺激诱导的欲望膨胀时可以很好地予以规范和限制；另一方面，法律是西方文明的基石，它是理性主义最好的代表，在面对全球化的今天，理性冷静地处理问题，治理国家是必须要倡导的。其次，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更加注重的是道德说教而不是法律的强制，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冷冰冰的、机械的治国手段，中国人在相当程度上更容易受到个人判断和理解的影响，道德、礼教能够内部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矛盾。因此在中国不仅要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向公众弘扬正确的道德观念，只有当正确的道德观念深入人心时，中国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才能得以解决。此外，道德是精神层面的指导，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个体性，且很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法律是客观的约束，它具有强制性却缺少弹性很难在各方面对每个人进行约束，因此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保证社会的正常发展和运行。

3.文化创新，注入新的文化活力全球化将中国置于世界背景之下，若想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生命力就必须将整个中国文化体系置于世界文化背景下进行淘洗捶打，去粗取精，结合时展现状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现象，让中国文化焕发出时代的力量。正如指出的：“我们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9]以中国文化为根基，面向世界；取自民族，发展文化，不断鼓励优秀的文化作品创作，提倡文化内容、文化形式等多个层面上的创新发展才能让中国文化更快地跟上时代的脚步[10]。

4.从教育入手，根植良好观念价值观的形成一部分来自于社会现状一部分则来自于教育。今天中国的教育整体表现出了更多的实用主义，更少的价值观渗透，更多的应试化教育，更少的培养性指导。笔者认为只有完善的教育体系和健康的教育目标，让孩子从小就接受积极、健康、现代的价值观渗透，才能让中国文化在中国建设的道路上走得更加扎实平稳。

5.结合市场，发展国内文化产业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十分迅猛，文化产业在利益导向下文化价值内涵越来越少，不少学者都唏嘘感叹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厚古薄今。所以，只有让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起来，承担起文化宣扬传承的重担，才能让中国社会漫起与时俱进的文化。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发展建设和价值观念方面均表现出了盲目的西方化追求。一方面这使得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仅仅是学到了西方建设方式的表面内容，却忽略了支撑起发展的文化内核，使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呈现出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中西文化的内核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过分地追求西方文化而逐渐忽视中国文化的引导作用，这不仅会激化中西方文化的矛盾，同时也会加大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阻力。因此，只有为中国文化注入强大的生命力，并将西方文化中适应于当今社会发展的成分吸收进入中国文化，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模式”城市化发展，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保证中国快速、平稳地完成现代城市化的进程。

作者：黄玉兴张娟单位：武汉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