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心理和社会发展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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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最初起源于人类群体内部的娱乐，由于这一活动所具有的无限超越的寓意，使得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竞技愈为凸显。在竞技规则上，中西方社会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对于西方社会而言，他们更多地强调竞技规则的程序性与公正性；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却更多地强调竞技的技艺性与变通性，使得中国人在竞技时蕴含着若隐若现的投机与侥幸心理。此种文化心理的异质性是显而易见的，如中国小学语文教材中选录了一断历史典故———田忌赛马，在赛马这一竞技活动中，古代中国人通过变相地改变竞技规划而赢得了比赛胜利。无疑，教材对这一典故的选录本身就表明对典故所透视的竞技规则的认可，即相对于中国人而言，对比赛规则的变通本身是可以理解接受的，并且中国人更看重由于这一变通而获得的比赛胜利的结果；而对于西方人而言，这一典故显然违背了竞技规则，在程序上是不合理的，因而结果自然也是不公正的。可以预见，如果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有类似典故，显然无法让西方人所津津乐道。执业态度的异质性。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背景下，中西文化交流日益紧密，中西方文化融合愈加深刻，因而中西方职业态度的不同显得愈加重要和明显。对于西方社会而言，他们的职业态度趋向于冒险与创新，与选择一个自己不热衷但稳定的职业而言，他们更多地选择追随自己内心的梦想，宁可从事自己热爱而不稳定的职业，也不愿意为了稳定而牺牲自己的职业兴趣，于是许多西方人的人生在中国社会眼里就显得另类和不可理喻。与进入政府、教育机构等相对稳定的职业领域相比，西方人更多地选择自由职业或者行业公司谋职，相对于前者而言，后者具有更多的挑战性，同时也蕴含更大的回报。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在面临职业选择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牺牲个人兴趣而屈从于职业稳定，终其一生都在寻求稳定，因而在职业态度方面显得略微保守，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够。对于西方人而言，职业的自我忠诚度更高；对于中国人来说，职业的不安全感更强。交往意识的异质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人是一种群居性动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可避免。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电脑及网络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使得物理距离变得愈加不清晰而社会交往愈加便利。在交往意识上，中西存在着显著不同。对于西方社会而言，他们更多地强调个体独立性与私密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始终保持着合适的距离，不会因交往而破坏个体独立性，个人隐私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奠定在相互尊重隐私基石上。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多侧重于亲密无间、敞开心扉，缩小私密范围。人们乐于把个人的私事与他人共享，亦以与他人共享个人私事为傲。个体之间的亲密程度，往往体现在相互获知对方私人事务上。在与人交往过程中，特意保持个体独立性，往往会被中国人认为是对交往的排斥和拒绝，可能会导致交往中断。显见，交往意识方面中西文化心理处于两个不同的端点之上。

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差异性

除文化心理外，中国与西方在社会发展方面存有差异。中国与西方对社会发展的认识各有侧重，社会发展旨趣各不相同。中国重社会发展结果，西方重社会发展过程。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他们更多地看重社会发展结果，对于西方社会而言，社会发展过程更为重要。中国与西方此种对社会发展要求的不同侧重，在各自的教育体系上有深刻体现。由于侧重社会发展结果，中国社会的教育更多地立足于把学生培养成父母、教师或社会所期望的结果；由于侧重社会发展过程，西方社会的教育更多地立足于帮助学生独立自主成长的一个过程，完全依凭于学生的兴趣爱好而学习和就业。中国社会的教育由于以教育结果来制约教育过程，使得父母对孩子期望过高，因而不由自主地指责和支配孩子学生成长，此种被指责和支配的学习历程使得中国学生变得脆弱，为了得到父母、老师所认可的正确答案，他们对错误和失败形成了天然性恐惧，导致他们最为可贵的创新、创造、冒险等天赋日益丧失，简言之，中国社会的教育基于对结果的侧重而剥夺了学生自主成长、尝试错误和体验失败的机会，使学生由主动学习变为被动学习，因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显得力不从心。相反，侧重社会发展过程的西方社会，在教育体系中更多地尊重学生，把教育视为一个服从于学生健康成长的过程，因而学生得到了系统和全面的锻炼和积累，更多地保留了其好奇心和创新潜能。

中国重社会发展内容，西方重社会发展形式。中国社会更为看重社会发展内容，而西方社会更多地看重社会发展形式，使得在社会生活过程中中国人更多地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赋予社会生活更为丰富的内容，而西方人却着力实现复杂问题简单化，使得社会生活分外单一和有条不紊，赋予社会生活更为纯粹的形式，使之一目了然。此种对社会发展内容与形式的不同侧重，体现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十分丰富的形象思维，西方人简单明了的抽象思维。中国社会对形象思维的推崇，引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充分发展，而西方社会对抽象思维的推崇，引致西方自然科学的充分发展。中国社会以“形而上”之器为要义，西方社会以“形而下”之物为要义，因之中国人强调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悟，而西方人更为具体，讲究实用。

中国重社会发展情感，西方重社会发展效率。由上可知，中国社会倾向于辩证思维，此种辩证思维使得中国社会更多地强调悟性、道义，即侧重社会发展情感，而西方社会更多地强调理性、功效，即侧重社会发展效率。西方社会对理性的侧重，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轨迹。自16世纪马丁•路德推行宗教改革，即把社会发展的中心由天堂转移至人间，开启了西方社会追求理性的征程，无论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资本主义理论，抑或穆勒的利己主义，无不闪现着理性的光芒，英国的经验主义思潮和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潮亦是西方社会侧重社会发展效率的显著体现。西方社会此种对社会发展效率的尊崇，对于个体而言，即是视集体利益为个体利益实现的基础和条件，追求集体利益，目的在于实现个体利益。而中国社会则强调个人利益服务集体利益，以集体利益规约个人利益。对于社会生活而言，西方社会片面地过度依赖法律制度来解决争端，高度信守以法律来制约个人行为之准则。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有显著不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大家庭，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观念。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团结统一的意识深深积淀、内化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之中”。基于追求社会发展情感的立场与定位，中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亲情、伦理、血缘、家庭等观念，而仁、义、礼、智、信仍然在依凭惯性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社会生活，子女与父母共同生活被视为顺理成章和天经地义，子女终其一生都要履行赡养父母的职责，此种观念依然代代延续，相对稳定。西方社会对于抚养与赡养，却显得较为松散和独立。西方社会中子女成年后，父母往往会中断对他们的抚养，而子女独立后，亦减少对父母的赡养。此种社会发展旨趣的不同侧重更为微观地体现于中西的具体生活习惯中。以饮食为例，西方社会擅用刀叉，与刀叉相伴的则是家庭生活中的分食制，进而衍生为独立的生活习惯和相对脱离的家庭代际关系，使得社会生活的情感性低而效率性高；中国社会擅用筷子，与筷子相伴的只能是家庭生活中的共食制，共食制进一步强化了家庭关系和群体意识，进而衍生为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依赖的生活习惯和相对亲密的家庭代际关系，使得社会生活富含情感。

中西文化心理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契合

中西方文化心理与社会发展并非各行其道，它们有着深刻的内在契合。特定的文化心理引致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发展，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发展进而强化了此种文化心理。中西方文化心理均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但文化心理一经形成，即对社会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反作用。中国社会文化心理与中国历史发展相适应，使中国社会发展速度慢动力足。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强调集体，侧重情感，使得整个民族具有较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社会成员之间相互扶助，信奉集体利益至上，使得社会得以举全体之力而建构个人所无法完成之大业，因而社会发展动力充足，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中国社会文化心理侧重情感，使得社会成员之间具有较强的相互依赖性，彼此尊重并谦虚忍让，因而独立观念不强、竞争意识薄弱，使得整个民族的创新力不足，积极性不够，社会发展速度较慢。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曾经辉煌的灿烂成果，无不历经长期的历史发展而获致。

西方社会文化心理与西方历史发展相适应，使西方社会发展速度快效益高。西方社会文化心理强调个体，侧重理性，使得整个民族形散而神聚。当整体民族利益不受威胁时，社会成员往往各行其道，以自我为中心，片面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作为整体民族而言，全体社会成员都力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则相应地形成了整体性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推动社会快速发展，使得社会发展速度较快。西方社会在短短几百年间完成的工业化进程是对此的现实体现。而当整体民族利益遭受损害时，每个社会成员都会从自身立场出发，基于保全个人利益的目的而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使得民族国家获得空前团结。此外，由于西方社会文化心理侧重理性，更多地讲究实用和立竿见影的现实运用，使得西方社会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高度发达，整体社会发展凸显出显著的高度效益性特征。

结语

中西文化心理的差异，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不同地理条件、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民族历史的长期浸润下，引致了中西的不同文化现象、不同民族心理、不同价值观念。中西文化心理的差异，导致了中西社会发展模式、经济发展速度、社会生产效益等方面互不相同。无论是中国文化心理模式下的社会建设与发展，抑或西方文化心理模式下的社会建设与发展，无不着眼于构建辉煌灿烂的人类文明，着眼于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着眼于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总体而言，中西方文化心理差异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并不存在本质不同，亦没有简单意义上的优劣区分，中国文化心理有其优势所在，同时亦有其局限所在，西方文化心理亦然。立足于具体社会实践，中国与西方分别从各自国情出发选择了一条更为合适于自身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尤其是国际化趋势日益深刻的时代背景下，中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和交锋、交融和交锋的持续强化，必然导致中西方均将充分吸收借鉴对方的优势，改进自己的劣势，使得中西文化心理的鸿沟逐步缩小。

作者：江凤单位：重庆师范大学（重庆401331）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