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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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文化产业发展概况

（一）基础理论研究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文化工业”理论中指出，文化产业的最终产品就是迎合大众消费需要的各类产品，也就是大众文化（非同今天所指“大众文化”）。按照机械化流程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同其他普通商品一样进行流通和消费，同一性代替了异质性，产业化的文化成为了不可感知的同质文化。在被同质化过程中，作为文化商品的文化多样性和内涵丰富性荡然无存，同一性降低了思想深度，泯灭了艺术个性，限制了文化的自由和批判精神，由此沦为国家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哀叹这同一逻辑，坚持对“文化工业”进行猛烈的价值批判，试图唤回传统时代文化艺术的精英文化，而非当代遍存各个领域的大众文化。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看来，20世纪中期，在上层建筑的统治领域，文化以强调符号表征和意识形态（representation）的形式较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文化产品较少见于日常生活，更多的是经济商品。这种情形从1945年一直持续到1975年。然而到了2005年，以信息、旅游、体育和建筑等为代表形式的文化产品随处可见。拉什认为“文化产品不再是稀有物品，而是横行天下。文化无处不在，它仿佛从上层建筑中渗透出来，又渗入并掌控了经济基础，开始对经济运行和日常生活体验两者进行统治”。同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认为，复制技术使“艺术品从少数人垄断和欣赏中解放出来，为多数人所共享，给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不同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判态度，而是给出了理性判断。法兰克福学派作为开创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先锋，其开辟作用是“难以绕过的理论高峰”。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原始的资本积累是文化工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大多数文化产品生产者都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行为目标，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因而，一味迎合消费者需要就成了文化工业不加改造无需创意的流水线生产。这样，缺乏自由创造的文化产品就在现代机器化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上就被格式化为同一性商品。1963年，晚年的阿多诺在《文化产业的再思考》一文中总结道：“我们用‘文化产业’代替了‘大众文化’……文化产业是把人们熟悉的传统文化融入了新特质，为大众消费而量身定做的文化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的性质并且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原定计划而制造的。”与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理论的批判立场不同，本雅明则对文化产业和文化工业持乐观态度，承认大众文化的积极价值和历史意义，认为艺术品的复制可以把艺术从宗教仪式的古老传统中解放出来。由此引起了后来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及二战后其他学派围绕大众文化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的论争，经过长期的嬗变和演进，文化产业的内容日益丰富，理论研究也日渐成熟。文化产业概念和文化产业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恰恰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文化产业认知的不同见解。继法兰克福学派之后，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出现了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条研究路线。肇始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产业的基础理论认为，文化产品中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即影视、音像、动漫、出版等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侧重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理论思考。该学派以辩证眼光看待文化产业，对发展文化产业持肯定态度，给予文化产业更多的理性思考，对文化产业内涵进行了重新定位，对文化的本质做出了新的诠释，肯定了文化产业在推动工业化进程、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对文化产业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通过对文化产业的符号生产机制和原则的系统研究，雷蒙德?威廉姆斯在他的《文化与社会》中鲜明指出，不能只关注和理解部分文化，要积极拓展文化定义，将完整的文化生产纳入研究的视野。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大众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并非一个既定意义上的简单接受过程，同时还应当包括对于文化产品消费所具有的意义选择和复杂重构的过程。这一结论标志着传统的文化批判理论已经不应该继续成为阻碍文化产业发展的障碍。

（二）应用理论研究

基于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的前期研究，文化产业应用理论侧重研究文化产业在现实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发展动力、发展优势和劣势、制约因素、发展战略等较为具体的内容。20世纪末，随着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发展和相关知识体系的丰富完善，增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研究，其研究内容涵盖了概念界定、行业划分、运行机制、产业政策、品牌战略、文化园区、产业价值链和发展战略等多个方面。主张把文化产业推向市场，不但要按照文化艺术规律进行创造，还要按照一般商品的生产模式进行生产。英国著名的媒体理论家尼古拉斯•加纳姆(Gan-hamNicholas，1983)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化产业作了深入研究并对其进行了深刻阐释。他认为文化产业采用了特有的生产方式进行符号化的生产和传播，这些符号化的表现形式就是文化产品和服务。文化产业是指那些“使用工业化大企业的组织和生产模式，生产和传播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社会化机构。如报刊、音像制品出版部门和商业性体育机构等”。“价值链分析法”最早由查尔斯•兰蒂（CharlesLandry）在20世纪末引入文化产业研究领域中，强调指出由创意形成、文化产品生产、文化产品流通、文化产品传播和消费者接受这五个基本环节构成了产业价值的整个链条，其开创价值不言而喻。20世纪中期，阿芒德•马特拉特和赫伯特•席勒一致认为，要打破观念，大胆将传统文化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进而实现创新发展。1968年德国作家恩泽斯伯格（Enzensberger）在其出版的《意识工业》一书中认为文化产业是以创意为核心的产业形式。随后，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也提出了“信息工业”这一概念。随着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内容产业、创意产业、文化旅游业为代表的与文化产业相关联的新兴产业相继出现，大大拓展了文化产业的研究领域，进一步丰富了文化产业的门类，逐步加深了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的认识，并进入到理性的发展轨道上，克服了非是即否的极端思想认识，人们对大众文化的认识和判断从激烈批判到辩证看待，从拒绝排斥到宽容接纳，从大众文化的单一概念到文化产业的丰富内涵，都直接导致了在后现代社会文化视域下，不能孤立地把文化产业与经济、社会等其他领域隔开，要联系起来分析其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尤其注重文化产业发展对经济、社会带来的根本性变化，要深入分析经济社会进步对文化产业的可喜转变，这种转变进一步拓展并繁荣了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当文化被视为整个社会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时，被阿多诺赋予否定性色彩的文化产业开始获得了新的积极的含义”。纵观国外研究成果，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侧重从文化产业运营的角度深入研究文化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并由此带动产生的经济价值和社会影响。从研究对象看，尚未形成统一的文化产业概念和权威的界定。世界文化产业的全球发展不平衡源于世界各国不同的发展目标，因研究视角的差异而导致对文化产业概念、分类、内涵等诸多方面存在极大不同。从研究取向看，突破了政府对民间私营企业和公共公益事业采取不同政策的限制，开始重视发展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文化，把提高人们精神文化水平、满足群众文化消费需求、提高文化影响力作为今后文化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从研究领域看，随着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数字新媒体技术为传统文化产业注入了活力，一方面使得传统文化产业必须改造升级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另一方面催生了许多不同于传统形式的新兴文化业态，文化产业逐渐成为涵盖影视、美术、音乐、舞蹈等传统行业和旅游、建筑、体育等新兴业态的“大文化产业”，门类更为齐全，内容更为丰富，日益呈现出高知识高文化的新技术特征。从研究方法来看，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注重文化产业的一般共性和概念总结，没有充分扩展到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缺乏经典案例分析，对各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差异和经验得失的总结分析研究较少。

二、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

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是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十多年来，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都将文化产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重点，着力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起步虽晚，产业规模和发展水平较低，但文化市场广阔，文化消费需求不断扩大，在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推动下和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引导下，文化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逐渐成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文化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这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也为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带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

（一）文化产业理论体系形成初期

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对文化产业概念和基础理论的理解，多停留在借鉴和转述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缺乏原创性和针对性，对文化产业的概念界定也有多种看法。为了加强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以理论研究带动实践应用，加快文化产业全面发展，1998年文化部增设文化产业司，分别与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大学合作设立了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2006年，又分别与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云南大学等六所高校合作共建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研究中心旨在通过广泛调研和组织，进行文化产业基础理论和重大课题研究，一方面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为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决策提供智力支持，进一步拓宽理论研究视野，从学术研究和产业实践等方面加强了与国内外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团体和文化产业实体的联系与合作。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文化领域研究成果获得突破性进展，文化产业理论体系逐步形成，发展文化产业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学术界通过理论研究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提供了有益的决策咨询，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研究日渐呈现出开放性、综合性、应用性和战略性的特点。总体上看，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工作者立足于中国实际，在尝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基本理论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能够客观分析当前国内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和产业实践的发展现状，体现出研究者从实际出发做出的理性判断。但是，由于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起步比较晚，在理论突破和理论创新方面严重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在认识上也有一些模糊不清之处，理论应用于实践往往捉襟见肘，前瞻性研究较少。具体来说，对于文化产业及相关概念的研究，我国学界引用最多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此外，一些发达国家如英国对创意产业概念的表述以及韩国关于内容产业、美国和日本关于版权产业的提法等，都对我国形成文化产业概念和基础理论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文化产业的定义最早被界定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在文化产业性质的阐释上有两种代表观点，一种将重心放在产业上，侧重其经济属性，另一种是侧重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在当前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下显得至关重要。既有产业属性，又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产业，因其自身具备的战略资源以及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力量而具有高度的战略价值，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一直是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战略研究关涉文化产业发展宏观全局的重大问题。政策战略、市场战略、人才战略和产品战略等根本性问题都构成了战略研究的中心内容。因此，文化产业战略研究成为我国在社会关键转型期优化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新兴战略产业的重要选择。胡惠林指出文化发展战略确定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在这样的战略前提下发展文化产业，才能确保国家文化的安全，他对综述研究方法上的研究以及在全面分析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等方面的一系列思考，都为中国文化产业理论和应用研究探索出了新的范式。其他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祁述裕主编的《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报告》从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切入点，通过案例分析和对比研究，全面总结了我国同外国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差异和提高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发展战略。由文化部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编著的系列论文集《中国文化产业评论》则站在时代前沿集中展示了特定历史时期我国学术界专家学者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

（二）文化产业偏向“应用型”研究

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通过不同视角对我国文化产业的重大发展战略问题以报告、专著、论文集和举办论坛等形式进行了动态追踪研究。《中国文化市场发展报告》《文化蓝皮书：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和《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年度报告》等都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作，另外也有以北京、广州、江苏等各省市为研究主体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蓝皮书》也相继出版，形成了独特“皮书”现象。从2001年开始中国《文化蓝皮书》每年发行一次，至今已整整12年了。文化蓝皮书通过对东西部地区不均衡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和每年动态的发展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和数据挖掘，在综合调研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些战略预测和决策建议，受到文化部等相关政府部门的密切关注，为中央决策层和当地政府制定相应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另外，自2003年开始，由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出版的《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至今已整整10年，紧扣当年形势，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进行年度盘点，全面回顾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总结了每个历史阶段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并对国家和政府颁布的一系列产业政策进行了详细归纳，总结其中的经验得失，在此基础上对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了政策预测和价值判断。十多年来，不管是“文化蓝皮书”系列，还是“年度发展报告”系列，都见证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远景规划起到了一定的政策咨询和学术支持。细致梳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深刻分析其基本理论研究的现状，可以清晰窥见文化产业的演进路径。伴随着中国加入WTO之后迅速兴起的文化危机意识和文化民族主义情感，为了应对危机和挑战而提出新的发展战略，成为诱发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最直接动因。新世纪十多年来，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文章急剧增多，围绕着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与WTO，从产业概念到发展目标，从文化需求到产品供给，从文化强国到走出去战略，从创意产品到品牌塑造等，涵盖了文化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多个领域，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方法日益多样，这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以“应对”研究和“战略对策研究”为主要特征的研究范式。

作者：常凌翀单位：西藏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