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与生态文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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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文化的特质及对环境的影响

（一）宗教文化西方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宗教势力庞大，影响广泛

从公元一世纪基督教产生，其后便逐渐传播到欧洲各国，并随着殖民地扩张，传播到非洲、美洲、亚洲和世界各国，成为影响巨大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基督教在公元380年罗马皇帝宣布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在漫长的中世纪，发展了相应的思想体系和组织形式，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如僧侣获得了教育的垄断地位，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教皇拥有自己的领土，组成了教皇国；教会利用政治和宗教特权占有大量土地，并向教徒征税，成为农奴主和最富有的封建主；宗教和教会不仅是全社会的精神支柱，而且还充当封建君王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由于基督教教会势力强大，其创世说、原罪与救赎说、天堂地狱说等教义得到广泛传播，因此《圣经》成为西方人信仰的基础，耶稣基督成为西方人普遍膜拜的神灵，其宗教仪式、宗教节日成为人们普遍参与的活动，宗教在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难分难解。

（二）强力文化由于科学技术的领先，科学文化的发达

西方文化一直是以一种强势的高位文化自居，不断向世界各地输出它的物质商品、文化产品和思想观念。西风东渐、西风压倒东风基本上一直是近代到现代以来世界潮流的一大趋势，至今也未能改变。早在凯撒大帝征服小亚细亚吉拉城大获全胜时，他就意气风发地向罗马人报捷：“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这成了强势文化骄人的千古格言。远的不说，从二十世纪一直到当今这个经济全球化时代，西方和美国以其超级强势成为世界经济文化的领衔者和主导者，西方文化以一种“普世主义”面目出现，以迅猛攻势向全球各地展开冲击和渗透，美国化尤其占据了全球文化的制高点，一方面大量向世界各国倾销自己的电影、电视、书籍、音乐、游戏、广播等文化产品，输出“美国形象”、“美国精神”，以一种文化中心主义向外扩张自身，宰制其他文明体系；另一方面又排斥和压制其他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认同，驱使他们否定传统，接受美国的“话语霸权”。强力文化是“我”字当头，唯我独尊，没有它物观点的。强力文化将恶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把追逐私利和个人欲望的最大满足作为社会发展的必须。对于大自然，强力文化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的对立面，人的天职就在于研究它、分析它、征服它、掌控它、奴役它。强力文化若不加反思不受约束，就会向以强凌弱、弱肉强食方向发展，变为掠夺他人，奴役他人，掠夺欺凌自然的方向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对西方强力文化有精彩的揭露和描述：“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强力文化在自己的内部造就了触目惊心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积累起尖锐而无可化解的社会矛盾；在其外部和世界范围内，使生态环境迅速大幅度恶化，威胁着人类的持续生存。某些人信奉“人类征服主义”和“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态度，让人感觉一种愚蠢的近视、疯狂的自杀。西方文化具有的如上基因与特质帮助他们走上了一条与中国和东方文化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如科学及其运用的成功，日渐给予他们制服自然、战胜自然的信心，伴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发明的一次次胜利，人们越来越相信，人类愈能征服自然便能愈过得幸福快乐，于是，人类日益以征服者的姿态面对自然和一切生物，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一切自己的所需要之物。人类中心主义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来了，科学思维成为一种强势的思维方式，并向“科技万能论”发展，有的科学家们宣称：“我们将征服宇宙——毫无遗漏地征服宇宙的每个角落。我们将无所不至，无所不能，我们将探讨一切能够探讨的东西。”一些乐观的人甚至希望“重新创造天地万物，使人类获得永生”，这种人类可以利用科学技术随心所欲地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神话，曾激励着西方人开发荒原、开辟新大陆，征服自然，从而创造出令人惊讶的成就——完善的工业文明体系、各式各样的理论学说，然而也引发了自然生态危机，引来了大自然一次更比一次无情的惩罚和报复。强力文化过分强化了生存斗争意识，对自然进行了过度的征服和干预，从而引发了一个个环境灾难、生态危机。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开始冷静和理智地反思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反思人类发展的道路与方式，探寻新的更为可取可行的发展路径。

二、中西文化的差异与互补

（一）伦理型与法理型

中华文化是一种具有强烈的重德求善价值取向的伦理文化，中华文化尊德性、崇礼义、重教化，尚君子，从来都强调“思无邪”，提倡要做“道德文章”。孔子在《论语•述而》中强调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既是他追求的理想化的人生境界，又何尝不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追求的发展方向。人们日常生活中听到最多的就是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这一类强调纲常伦理、礼仪规范的教诲。中国文化注重教化，重心性修养，以培养知书达理、善良本分的人为基本目的。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主张德治为主、法治为辅。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张自然为善，强调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西方文化属于“法理型”，它从“原罪说”和“性恶”的角度出发，主张建立严密的法律法规来抑制个人的私欲和动物性本能，以“他律”来促使人们遵守道德规范，维护社会秩序。据说，美国的律师多，地位高，代表着对正义的追求，美国律师人数几乎占世界律师总数的三分之一。西方文化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主张以法治为主，德治为辅。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西方文化以自然为恶，强调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二元对立，主张征服自然，不断向自然索取。

（二）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

中国文化以家庭、家族、宗族的利益为重，个人的成败、荣辱、沉浮完全与家庭紧密相连，个人的努力奋斗，为的是光宗耀祖、光耀门庭。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来没有把个人这个实体看做独立的价值，中国人看重的是个人对祖国、社会、家庭或历史的价值，天赋人责，义务本位，义务是第一性的。以家族为本位，意味着家庭的利益高于个人，时时刻刻需要优先考虑家庭和亲属的利益。个人利益要么放后，要么不作数或者被压抑牺牲。个人本位的西方文化，重的是每个人自我的价值，认为人天生就应该独立自主，不依附于别人。个人本位强调的是人的天性无比宝贵，个人的尊严、自由、生命以及其他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萨特认为：人是自己的创造者、建设者和活动的主体，人在为自己选择时，就是在整个人类面前的选择，“他肩上负有全世界的重担”。这种观点强调个人、个体重于家庭、集体和整体，认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集体和整体必须重视与保护个人和个体。

（三）整体思维与个体思维

中国文化重视的是整体思维、综合思维，无论什么事，注重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个体和观察事物，着眼于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所谓“大处着眼”说的就是这种倾向。因为在中国人内心的价值排序中，国家、集体、家庭、家族和整体的利益总是大于和重于个人、个体与部分的，所以中国人考虑问题常常是从上至下，从大到小，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如姓名，中国人总是把象征家族的姓排在前，而表示个人的名则排在后。写信封，国家、省、市地区的名称总是排在前，而自己居住的街巷、楼房总是排在后面。西方文化重视的是个体思维、逻辑思维和分析思维。他们注重的是个体的人，善于从个体把握集体，从部分把握整体。西方人逻辑思维能力强，长于对某一个体、某一部分做精密的分析，能够透过表象、表层去探究内在的成分、元素与规律、原理。他们的对事物和问题的考虑，常常是把个人放在最前边，而把姓氏家庭放在后面。为了达到对某一事物的透彻了解，他们不惜丢开其它，去求取“片面的深刻”。上面三条，主要是从中西文化的大处和一些显著特征着眼，具体区别还很多，诸如中国文化重视艺术与道德，西方文化重视宗教与科学；中国人敬人，西方人敬神；中国人讲人情，西方人讲规则；中国人重心灵人生，尤爱诗性生活，西方人重自由、权力，谁也不能轻易去干涉他；中国文化尚等级，西方文化尚平等；中国文化重视人情关系，凡事讲合情，所以中国的政治理想是追求和谐；西方文化重视学理法理，凡事讲合理，所以西方的政治理想是追求正义。中国文化具有伦理化、感性化、人情化的倾向，西方文化具有知识化、理性化、逻辑化的倾向；中国文化是从整体性价值观上产生的，中国文化大厦建立在整体性、秩序性、中庸性三大价值观基础上，西方文化是从个体性价值观上产生的，西方文化大厦就建立在个体性、自由性、竞争性三大价值观之上。从近现代历史来看，重视科学技术和商业贸易的西方文化引导他们走上了一条富国强兵的强大之路，强力文化支撑着他们不断地探寻、开拓和创新，因此一部近现代的世界历史一直是西方文化在引领着世界潮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世界上以其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强大成为其他地区和民族学习追赶的榜样。包括环境建设与环境保护，西方人由于较早尝到了自然报复的苦果，他们觉醒也早，因此绿色发展、绿色革命、绿色经济、绿色文学、绿党等“绿色浪潮”的兴起与提倡，也是从西方发源，并逐步向其他地区推广。比如对全球性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的探究催生了生态学、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等众多学科，其研究热潮最早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此后“大自然的权利”、“大地伦理学”、“敬畏生命”、“动物解放”、“科学也疯狂”、“寂静的春天”、“发展伦理学”、“生态纪”多种概念、观念逐渐推广普及，生态问题引起了人类的特殊关注，生态文明建设也逐渐被提到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议事日程，谁都不敢再漠视。总之，中西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它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有对立冲突的一面，也有互相契合，互相补充的另一方面。中国美学家宗白华曾尖锐批判西方文化说：“中华民族很早就发现了宇宙旋律与生命节奏的秘密……而近代西洋人把握科学权力的秘密，征服了自然，征服了科学落后的民族，但不肯体会人类全体共同生活的旋律美，不肯参天地，赞化育，提携全世界的生命，演奏壮丽的交响乐，感谢造化宣示给我们的创化机密，而以厮杀之声暴露人性的丑恶，西洋文明又要往哪里去？哪里去？这都是引起我们惆怅、深思的问题。”中西文化的差别显而易见，他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警觉。正由于中西文化存在许多差异（中国文化缺乏民主思想、自由传统，缺乏深入探究的科学精神需要向西方学习，西方文化缺乏“仁者爱人”、“万物一体”、“和而不同”的思想，其自我中心主义、自我霸权主义的倾向必须遏制），这种差异是互补的基础，是相互交流的动力，互有补偏救弊之功用，因此两种文化需要互相欣赏，互相学习，加强交流对话与尊重合作，以求共同的发展。每一种文化都需要虚心向异质文化学习，将世间所有的普世价值和文明成果都拿来供自己使用，力争做到一元主导，多元辅补，汇通古今，兼容中西，这样才能做到“文化，使生活更美好”，文化帮助我们建设美丽家园、过上美好生活。

三、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

无论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环境问题，都面临着一个如何改变过去的错误方法态度，洗心革面，尊重自然规律，学会更好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相依为命，共生共荣。

（一）用文化推进环境保护与建设

用文化的眼光来透视当今世界存在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我们不难发现，世间一切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是人类贪婪、自私自利、鼠目寸光和非理性行为造成的，那么错误的纠正和消除也得靠人自己来完成。既然心是身体的“主宰”，是指导人们行为与思想的源头，那么治心——正心、修心、使之不再犯邪，不再迷茫，不再胡作非为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对人而言，第一该做的事就是扫除贪欲，清心寡欲。近些年来，盛行于世的西方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使人们陶醉于大量物质消费的陷阱，过分膨胀的享乐欲望纵容着人们的无节制的物质消费，几乎人人都希望拥有汽车、别墅、空调等物品，“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全球流行，70亿人正在竞相奢侈地消费着地球，这种疯狂的追求在加剧着全球的生态危机。这便需要我们提倡励精图治，抵制奢靡之风，以节约为美，以俭朴为荣，提倡减欲、节欲，甚至一定程度上的禁欲。工业要减排，身体要减肥，心灵要减欲，减掉那些多余和臃肿的部分，发展才会更健康，人类才会更强壮。做好减欲、节欲，就是学会选择与放弃，另寻新的出路。在当今这个欲望炽烈、贪恋金钱和物质、渴盼成功的时代，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物欲横流是以精神生活的沦丧作为代价的，人之异于禽兽就在于人身上体现的人性的高尚和精神的伟大。如果让人沉入感官快乐的享乐主义，那就会走上一条十分危险的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认为：“人类最大的恶源自人类本身”，恶之泛滥可以导致“人与人相互为狼”。那就极其可悲。《礼记．曲上》云：“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告诫的就是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否则会自取其祸。因此我们需要洗心涤肺，克己节欲，更好地认识自己，战胜物质贪欲。正如一个人的发展必须以自身的健康与修养为基础来进行发展一样，我们现在面临的也是必须以一个个人的心灵为对象来考虑改进。若欲驾驭天下，首先要驾驭得了自己的心。我们要用《道德经》的“无为，无我，无欲，居下，清虚，自然”的思想，排除贪胜之心，学会“训心”之术，剔除邪恶的因子，释放光明的元素，经过一番痛苦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艰难历程，转变自己的行为态度，不再做任何破坏生态环境的事，让人性更高尚，精神更伟大。要提倡节欲，奉行以节欲主义作为生活与消费原则的价值观应是现代人明智的选择。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和弘扬以节欲主义为基石的现代消费意识，超越物欲占有的私有观念，守住价值底线，抵制人欲横流，肩负起引领世人精神方向的责任，朝着神性圣地进发。其次，要调整我们的追求目标，改善我们的价值观。这些年“发展就是硬道理”，“发展”成了强迫人们不停地进取，不断奋进的目标，催逼着人们不敢懈怠，匆匆向前。但“发展”往往被简化为经济指标、统计数字，通俗说就是GDP崇拜。于是以经济增长为动力的普遍工业化运动“所向披靡”，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物质绩效成为评判一切的标准，追逐物质利益成为一种竞技游戏，诱使人们实现了从存在向占有的明显堕落。当经济成为中心，发展就是一切，必然要牺牲或冲击、冲淡对环境的保护。以昆明的滇池为例，那种不顾一切的对自然的盘剥、榨取与践踏，短期奏效，长远来看却得不偿失，必然苦果自尝，要遭报复的。已经有人算过账说：“将滇池流域所有工业企业上交国家的税利全部拿出来，也不够治理滇池。”其代价之大，耗资之巨，那是让人足以深悟痛悔的。而且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圈以水圈为核心，水圈一旦遭到破坏，其连锁反应造成的各种损失将是灾难性的，再多的金钱也无法弥补。201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3月22日世界水日的一份报告称，“污水比战争更加致命”，“全球每天排放大约20万吨工业、农业和生活废水，这些污水加速疾病传播，损害生态系统。”全球半数以上住院患者染病与污水相关，每年由此致死致病的达数以百万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污水比战争等暴力活动更加致命。”沉痛的教训表明，以往的发展太急功近利，过于近视、短暂，甚至出现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野蛮方式，既违反科学规律，也根本不能持久。我们必须从这些典型事例吸取教训，对发展进行严格而全面的考量，不能一叶障目，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我们并不简单地反对发展，但却坚决反对盲目的发展，尤其要反对那种不计成本、不问后果、危害子孙后代长远利益的发展。经济的高速发展固然可喜，但如果是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牺牲道德、正义和文明去换取，那样的繁荣就十分脆弱和危险。因为当自然环境被破坏，生态功能没有了，人类的经济功能、社会功能也将无法保障。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早就告诫过世人，“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德国诗人荷尔德林也说过：“将人间变成地狱的原因，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这说明动机好并不可靠，良好的愿望也不一定就能结出好果子，必须要配合上正确的目标、方法和手段，才能保证结果的圆满。文化告诉我们从事环境保护与建设是一个漫长复杂而艰巨的事业。我们不能企盼一夜成名，“速胜论”只能导致“失败论”。我们应当树立打硬仗、持久战的思想，只要努力一分，条件就会改善一分；早改善一分，成功的把握就会增大一分，胜利的到来也就早一日。为提高保护与建设的功效，我们既要反对悲观主义的论调，也要克服贪便宜尚空谈的盲目乐观论调，脚踏实地走向稳步的胜利。如何做到既不破坏或尽少破坏自然环境，又不至于因此而阻碍社会历史和经济的发展，影响人们对现代生活的合理诉求，这既需要用文化宣传和思想教育、政策指令来加以引导，还需要用道德和法律来指导和规范人们的一切行为。道德和法律是调整和规范人们行为的两种有用工具，它们让人们知道什么是对的、好的和善的，什么是错的、坏的和恶的；什么该做，应做，什么不该做，不能做。道德和法律作为一切文明社会的两大支柱，引导人们“为善去恶”，除私欲去恶念，遵良知，按良心为人处世。

（二）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公民

古代圣贤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与义，是做人之本，立身之道。它涉及广义的社会理想、文化理想、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等，属于人道意义上的“道”，同时也被理解为社会文化、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的价值原则。它表现为一种规范系统，从正面看，它告诉人们什么可以做、应当如何做，引导人们去做应该做的事；从反面看，它告诉人们什么不可以做，对人们的行为加以约束限制。人是有自由意志的。行善或作恶都是人自己的事。我们也许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可是只要下定决心，就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都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这些就需要全体人逐渐建立一种“生态自觉”、“环保自觉”的意识和习性，改变所有不合理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做负责任、敢担当的合格的生态公民。只有每个人真正能直面环境与生态危机，节制消费不浪费，不追时尚追高尚，首先实现了人的“自我革命”，增强了生态文明意识，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和谐共荣。这个过程需要由“精英”知识分子的倡导呼吁开始，逐渐在主流社会产生影响，当这种“倡导呼吁”被政府接受并成为政府行为时，政府强大的行政力量和宣传工具又反过来教化民众、影响民众，使其成为全社会共同的努力方向。如果仅靠少数人的强调、外力的制约，而没有真正形成全社会成员的文化自觉、生活习惯、无意识行为时，所谓的保护与治理都不可靠，努力会付诸东流，美好的愿望会破产。多年的努力和实践告诉人们，环境保护与治理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指令、专业部门和相关组织推进就能奏效，依靠一两个机构并不可靠，而是要靠提高全民保护环境、爱护环境的生态意识，教育人民认识环境污染破坏的危害，建立邪不压正的文明社会，争取大众支持治理和保护工作，从政治、经济、技术、资源、人口、资金等多方面合作来破解这一难题。结语生态文明——环境保护与建设最关键的是管好人。只要我们将改变人的思想、理念作为着眼点，将控制和规范人的行为作为中心，人的问题解决好了，一切问题就有希望了。人的问题解决不好，一切便毫无希望。这就需要我们在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时，必须认真审视自己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审视自身与大自然的关系，只有改变人们自身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目标追求，从人类中心主义中走出来，走向关爱万物的自然生态观，使人性之善战胜人性之恶，才能实现人类永恒的幸福。起来，行动起来，让我们把宣言化为行动，抢救我们的生存环境，保护人类的希望和幸福，创造面向未来的生态文明！

作者：蔡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