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意识与思维方式差异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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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各国文化间的交流、融汇日益频繁和广泛，以及纷繁的外来文化成果和各种文化思潮的渗透，对于中西方文化意识与思维方式的比较研究以及差异性探源，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深入了解和研究中西方文化，并以积极正确的态度看待民族文化差异。

关键词：文化意识；思维方式；差异性；比较

一、前言

纵观古今中外，一个民族的文化核心是其哲学思想，历经原始的选择和历史的淘洗形成相对稳定、经久不变且可以被普遍接受的思维方式，这不仅决定了人类观察世界的方式和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还决定了人类一切物质文化活动和精神文化活动发展的方向。因此若要揭示合而不同或殊途同归的事物表象后不被人察觉的事理逻辑，找出最为重要的、影响人类文化出现差异性的核心因素，必然要从文化结构入手，探源文化意识与思维方式差异性。自古以来，中国文化结构始终以“三元（源）化生万物说”“一元四素全息论”为基础；以“天人合一”为基本观念；擅长圆道思维；求宇宙万物动态的平衡关系。而西方文化结构以“四根说”“机械、还原论”为基础，以“主客二分”为基本理念，倾向于线性思维，求宇宙万物静态的存在原理。本文以此为线索，探源并厘清中西方文化意识与思维方式差异之所在。中西方文化意识与思维方式差异性探源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各国文化间的交流、融汇日益频繁和广泛，以及纷繁的外来文化成果和各种文化思潮的渗透，对于中西方文化意识与思维方式的比较研究以及差异性探源，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深入了解和研究中西方文化，并以积极正确的态度看待民族文化差异。

二、三元（源）化生万物说与四根说

《子华子・大道》说“大道有源，其源甚真，名曰空洞，空洞无有，是生三元”，三元决定着天地万物的内在本质，造就宇宙万象的千姿百态。此三元按特质分为：物元（源）性物质、质元（源）性物质、体元（源）性物质，因其万物各具阴阳显隐特性又可分为显态三源物质与隐态三元物质，前者是后天类物质，后者是先天类物质。以人为例，人之性命，性是先天的是隐态质元，与隐态物元共同构成全息物元体系；命是后天的是人体显态质元与显态物元构成体元体系。以自然为例，江、河、湖、海为显态物源；波、粒、磁场为隐态物源；水、火、风为显态质源；气、光、音为隐态质元。而物质按不同属性又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元素，这是宇宙万物及各种自然现象变化的基础，在天形成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五星；在地上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在人便对应仁、义、礼、智、信五德，这五行既相生（金生水生木生火生土生金）又相克（火克金克木克土克水克火），从而把自然界的一切事物性质都纳入一个整体中、一个循环的系统中、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西方古代“四根说”认为世界是由水、火、土、空气四种物质构成，它们是组成各种物质的基本元素，各自独立可按不同的比例混合形成万物，在“爱力”与“憎力”的作用下产生“离”与“合”的结果从而引起万物的变化，这种重构成而轻联系的思想进一步发展，逐渐形成还原论，于是在近代科学形成的过程中开始产生了原子、中子、分子的概念，四根说的消失也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一元四素全息论与机械说、还原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全息论”是一种整体论和系统论，强调整体与局部互相包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主张隐显共探，阴阳同观的。又讲“一元四素”，《德道经・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浴得一以盈，侯王得一而以为正”；《子华子・大道》曰：“元，无所不在也。人能守元，元则守之；人不守元，元则舍之”；《道德经・二十三章》：“故从事而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德者，道亦德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春秋繁露・重政》曰：“元者，为万物之本”。这里的“一元”指的是德与道，“一”是德的数喻，“元”即是道。它们是万物之本源宇宙之核心并决定宇宙万物整体的基本形态，生万物、化万象，驰于万物之间骋于万象内外。“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关于“一元”的辩证关系详解和深刻意蕴都隐含在老子的《道德经》中。“一元”是生成万物的根本，象、数、理、气是构成万物整体的基本元素。“象”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常见的词语，常举天地万物之象来比喻人事。它也可以是一种观察的方法，观象知事即透过现象去看事物的本质，象析的方法包括万物本象和取象比类，《周易・系辞传》：“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见乃谓之象”“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数”可以是事物内在的逻辑关系，在《周易》中经常有复杂的“象”易之以简单的数，以数论万物变化的必然及规律性，比如道0与德1在《周易》中构成阴爻和阳爻用于“类万物之情”。

以数演象而推理“理”，即根据现象观察和数式推算，升华到理论层次，阐述万物的生成与变化，以加深理解，提高综合分析能力。《周易・系辞》：“古者包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近取多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韩非子・解老》：“理者，成物之文也。长短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气”是动态的，通过不断地分散聚合存在于宇宙间，是万物变化的源动力，《礼记・月令》：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它也是万物生成的隐态精华，是一种能量形态，《黄帝内经・灵枢》：“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德源于天，气源于地，天德养神，地气养形。这四素由“象”到“理”由表及里逐层深入，其中“气”是最难掌握的环节，气运生象便是数的演化分布从而形成整个世界的秩序，用“气”来顺证和反证“象”“数”“理”所产生的结论便是真理。与之相对的西方机械说、还原论，即个体论和方法论，因为常专注于事物本身的特征和功能，分析问题时往往着眼于局部，强调化整为零，比如将事物分解为元素、分子、原子、中子甚至更小，小到不能再小，再局部加和，通过对局部的认识把握整体。因为这种还原和拆分的研究方法，所以出现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机械式思维模式，用在生产上，如果机器坏了在局部换个零件，用在医学上便出现了内脏肢体的移植。直至近现代西方全息论、混沌学发端，才意识到这其中的巨大缺陷，终结了科学中的还原主义，现代的宇宙生成论更是彻底粉碎了机械说、还原论。

四、天人合一观念与主客二分理念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从宏观的发展演变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殷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第二阶段是秦汉到魏晋到隋唐到宋元明，第三阶段是清朝；历经第一阶段的巫祀文化到诸子百家争鸣，到第二阶段的儒学经术，到儒释道分化融合，到思辨儒学、理学，到第三阶段的古今文经学；从原始宗教转向理性主义觉醒，到以儒教为主的神学形态，到对儒家经典的批判与启蒙。历经上下数千年，“天人合一”的精神始终随之，遍涉儒释道三家，并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成为文化发展的基础缘由与深层根源，并形成中国文化绵延千年而一脉相承的特质。诚如著名哲学史家庞朴所言:“中国文化固有的特质和方向，基本的骨架和面目，在五四以前，却未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更未出现过毁灭性的中断，这一点，说来像是一个奇迹。正是这一在世界文发展史中的特异现象，永远蕴含着迷人的魅力，经常拨动着人们的探索心弦”。

经诸多学者考证，“天人合一”一词出自宋张载的《正蒙・乾称》：“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得天而未使遗人”，是由汉代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明确提出并发展成为哲学思想体系：“事各应顺于名，名各应顺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一，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但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在原始巫祀文化中就已经存在，《周易・系辞》中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干卦》）。直至后世诸子百家文人学者都立足于自己的学说解释天人合一观，按时间和社会发展的宏观逻辑看，出现了这样一条演化主线：神人以合——天人亲合——天人合德——天人合用——以性合天——以心合天，展现了他们对宇宙万物、人生百态多视角的思索，虽各家众说纷纭但都是围绕天人合一的基本原则，其宗旨是天、地、人和谐统一，强调人顺应自然，与自然一体，人与自然之间息息相通、密不可分。

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说：“西方常用镜子来强调文学作品的逼真和完全，中国常用镜子来强调作者心灵的虚静、澄明”，这便是西方文化强调主客观的分离，对世界的认识是对主体的外在对象进行综合分析，因此相对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二元统一说，西方文化中讲求“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说，由古至今历经了古性萌芽阶段到近代二元对立，到现代二元调和统一，到当代二元互动，贯穿于整个西方文化，遍涉各学术流派，成为西方文化演变的基因和根由。

五、圆道思维与线性思维

思维分广义的和狭义的，广义的思维是一种认识过程，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事物间规律性的联系，狭义思维通常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活动，不管是广义还是狭义，不论群体还是个体，皆出于既定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人类心智的深层结构，决定着人类一切意识活动，随着历史的发展，相对稳定的深入人心，由自觉的思维活动变成不自觉的习惯性思维，由自觉的意识变成不自觉的无意识或潜意识，这就是所谓的深层心理结构，即荣格所言的“集体无意识”，古往今来一切文化现象皆由参与文化活动的主体在其思维方式的支配下因所需而创造出来的，因此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思维方式的差异，诚如国学大师季羡林所言:“东西文化差异之根本原因在于东西方思维模式之不同”。

因此对文化意识的研究，必然会涉及思维方式的探讨。国学大师季羡林说：“从最大的宏观上来看，人类文化无非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两大体系。其思维基础一是综合，一是分析。综合者从整体着眼，着重事物间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分析者注重局部，少见联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欧洲的哲学倾向于在物质中发现实在，而中国的哲学则倾向于在关系中发现实在。”李约瑟如是说。自古以来中国擅长整体、辩证、以综合为基础的圆道思维，这是一种系统的、模糊的、感性的思维方式，具有直觉和顿悟的特征，包括整体论和系统论。万有存在具有循环往复的圆形运动规律，显著特征是首尾相衔、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结构状态和运动变化形式。和谐发展，是以心和、人和、天和为特征和指向的演进模式。不论是直观思维还是复杂思维，都是讲究整体性、连续性，把一切置于无始无终、万物归一、周而复始的动态平衡中；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和互动关系；打破“主客二分”并消解物我对立；主张二元融通以及矛盾的和谐统一。投射在自然观上便是强调物我不分，天人合一：与阴阳合道、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与鬼神合吉凶、与圆道合意。

《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太极图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在中国传统阴阳观念中，人们常以“阴”与“阳”来解释万事万物中的矛盾是如何既对立又统一地存在，并以其变化的原理来说明物质世界是如何运动变化的。此二者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对立即世间一切事物或现象都存在相互对立的阴阳两个方面，比如冷热、昼夜、寒暑……而对立的阴阳双方又是互相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比如黑白、上下，动静……矛盾的双方此消彼长，周而复始地循环于圆道之中。西方倾向于个体、逻辑以分析为基础的线性思维，不论简单还是复杂都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演化并以后者否定前者为主要特征。相较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它是一种发散的、明确的、理性的思维方式，它注重分析、演绎和理性的逻辑与判断，强调无机的理性分析、排列与组合。反映在自然观上，便是物我相对，主客二分：个体独立、主客分离、化整为零、局部加和、整体拆分。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有所悟，由世界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提出：“第二次浪潮文明特别着重提高我们把问题分解成各个部分的能力，而对把各个部分重新综合的能力，却很少予以鼓励。多数人从受教育时起，就善于分析，而不善于综合……今天我相信我们已处在一个新的综合时代的边缘。”“第二次浪潮文化强调孤立地研究事物，第三次浪潮文化则注重研究事物的结构、关系和整体……笛卡尔主义的思想家强调分析部分，而不惜忽略结构。系统论思想家强调……‘全面，而不是片断地观察问题’”。

六、总结

“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所以只为了寻找差异，百分之九十九的都没有意义，这百分之一的意义就是有目的的比较；换句话说，比较本身不是目的，揭示合而不同或殊途同归的事物表象后不被人察觉的事理逻辑才是意义所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各国文化间的交流、融汇日益频繁和广泛，以及纷繁的外来文化成果和各种文化思潮的渗透，对于中西方文化意识与思维方式的比较研究，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深入了解和研究中西方文化，并能够以积极正确的态度看待民族文化差异，这也是我国文化建设所面临的一项战略性课题。

作者：宋文1，宋然2 单位：1.枣庄学院，2.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