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社会科学转型和社会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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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知识体系的西方社会科学正在出现一次全面而重大的转型，建基于牛顿经典科学之上的现代社会科学架构的一些基本层面都在发生重大转变。中国的社会科学在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应该重视和回应这种转变趋势，调整自己的发展基点，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一方面，力求生产出具有推进中华民族复兴这一本土价值意义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全面参与全球化的学术生产，成为社会科学学术生产的大国和强国。
[关键词]西方社会科学；转型；中国社会科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冷战”格局的崩解、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推进，以及科学探索的长足进展，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而全面的改变。建基于牛顿经典科学的社会科学体系的一些基本层面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科学理论思维的空间视野开始出现由“西方中心论”向“全球体系论”的位移；历史进步模式出现了“革命”还是“演进”的争论；历史终极动力的追寻已经超越物质层面而直指人类文化深层世界；对人类行为价值归属的追问开始超越人本身的诉求，而诉诸整个生命现象；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始出现与自然科学方法交叉与整合的趋势。总之，社会科学一场深刻的转型或者革命正在潜动。中国的社会科学应该调整自身的发展基点，以回应这种转型。
全球化的推进首先触发了社会科学理论探索空间视野的位移，即从“西方中心论”向“全球体系论”转变。
近二百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视野是“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是源于西方的一种社会历史观。在这种观点看来，人类文明的历史产生于欧洲。欧洲人创造了世界历史。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以后，凭借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开创了全球化时代，
开创了世界历史。欧洲以外的人虽然也有历史，但他们的历史没有世界历史意义，他们只能沿着欧洲人开创的历史道路前进，欧洲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未来[1]（p16)。
诚如汤因比所言，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自我中心的错觉，这本是一种自然现象”[2]（p46)。犹太人曾自以为是上帝唯一的选民；大清乾隆皇帝于1793年写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所言：“天朝德威远披，万国来王”，无疑体现了“中国中心”观念。但是，只有欧洲人的“西方中心观”最后发展成了一种系统的世界历史观。之所以如此，客观上是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自15世纪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而主观上看，“西方中心论”适合于殖民主义者的需求，是殖民主义者的世界模式。殖民主义者的强权决定了“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
近二百年来，“西方中心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空间视野，有如宇宙观支配自然科学一样，构成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基础结构，支配了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例如，政治学理论将西方式的“民主”视为人类民主的终极模式，以至于弗兰西斯·福山宣布人类历史已经终结；经济学理论则基本上建立在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之上，而这一“经济人”的理性特征分明是从西方人身上抽象出来的；马克斯·韦伯社会学中的“理性”则是西方新教徒精神气质的集中体现。
应该说，“西方中心论”自产生之日起就不断受到一些思想家的质疑。例如，与19世纪“西方中心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黑格尔同时代的德国诗人、思想家歌德就曾批判当时欧洲流行的颂扬欧洲、贬斥中国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3]到了20世纪，“西方中心论”开始受到系统的理论批判。汤因比曾剖了“西方中心论”的三个错觉(自我中心错觉、“东方不变论”错觉、直线式进步错觉)[2]；布劳特认为，建基于“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是“隧道历史”[4]。但是，他们并没有建立起能够取代这一视角的理论。真正对“西方中心论”发起震撼性攻击的是近些年来出现的一股建基于“世界体系史观”的理论思潮。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有力地论证，不是欧洲创造世界，而是世界创造欧洲，欧洲历史只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4]。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则证明，欧洲在15世纪以前与东方没有任何重大区别，欧洲的兴起不是基于欧洲的民族优越、理性精神、产权制度等独特性，而是因为成功地利用殖民体系实现了生态缓解，摆脱了资源约束[5]。
“全球体系论”尚未完全摧毁“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但是至少已经开始动摇其霸权的根基。一方面，伴随殖民主义退出历史舞台，“西方中心论”势必日渐式微，“全球体系论”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这一新的世界历史时代的理论。另一方面，基于“全球体系论”的多中心空间视野开始影响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例如，在经济学领域，阿马蒂亚·森以其关于贫困、匮乏和福利的理论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体现了经济学领域对于非欧洲区域发展诉求的重视；在历史学领域，反“西方中心论”而主张“多中心论”的《白银资本》和《大分流》两书在西方学术界均获大奖并大行其道，在殖民地寻找历史之风已经形成一股蔚为大观的学术潮流[6]；在现代化理论领域．反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民族主义探索已经成为后发国家的主流。更为重要的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理论的普遍性开始遭到怀疑。在西方国家和向西方模式转轨的国家，基于西方经验与理念的转轨方案即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开始遭到普遍质疑。在社会主义世界，中国在创造性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无疑昭示着中国将进一步超越西方文本的社会主义，走上一条基于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革命还是演进：历史进步模式的反思
如果说“全球体系论”以及“多中心论”的兴起可能改变社会科学理论思维的空间模式，那么，历史进步的模式是革命还是演进抑或二者并存的争论则可能导致社会科学理论思维时间模式的倾覆。
尽管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将进化和演化引入了社会科学，深深地影响着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演化观也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思维工具。但是，建基于牛顿科学体系之上的社会科学体系中占主流的历史时间模式观依旧是“革命”。
社会科学领域中崇尚“革命”的首推历史学。在历史学家看来，“革命”是突变，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历史的断裂，即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到来。20世纪上半叶以前，历史学家主要用“革命”来解释历史的进步模式。例如，世界历史解释中占支配地位的观点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由一系列革命推动的，包括农业革命、商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等；西方世界的兴起也是由一系列革命推动的，包括以“文艺复兴”为标志的文化革命，以蒸汽机为标志的产业革命，以资产阶级掌权为标志的政治革命，以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为标志的经济革命等。在20世纪世界体系的演变中，“革命”仍占据了支配地位——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瓦解帝国主义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民族主义革命彻底瓦解了殖民主义体系，造成了一个两极对立的世界；苏联解体因为终结了“冷战”格局而被描述为一个革命性事件。又如，中国20世纪的历史也是用“革命”来解释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者；是中国从旧文化走向新文化的“文化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世纪末叶的经济体制改革也被描述为“革命”。
“革命”范式不仅深刻影响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看法，也影响着人们对于自身精神发展史的思维模式。例如，在经济思想史中，充满了各类革命性的事件，如边际革命、凯恩斯革命、新古典主义革命等。更有甚者，则莫过于中国“”时期的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了。
20世纪后半期以来，这种用“革命”来解释人类客观历史发展与主观历史发展的时间模式开始受到挑战。人们发现，“革命”一词，从揭示历史发展深刻性、全面性、艰巨性的角度看是可以接受的，如“改革是一场革命”的内涵指向就在于此。但是，“革命”难以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与机理。不同领域的学者开始试图从“演化”的角度来解释历史的时间模式，以淡化“革命”。在经济学中，演化经济学或演进经济学开始兴起。经济学家开始抛弃新古典主义超越时间和动态演进的纯理论分析范式，开始复兴19世纪末期马歇尔开创的传统，注重引入时间的因素，从动态中考察经济组织、经济运行形态的演化过程。根据这种范式，人类的一切经济组织、经济行为与经济运行形态，都是在逐渐演化中形成的。在历史学中，一些学者发现，所谓工业革命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早在所谓“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存在了“原始工业化”，所谓“工业革命”的革命性作用因此而淡化。在各个学科的制度分析中，强调演化的路径依赖概念取得了占支配地位的话语权力。制度分析的路径依赖视角表明，人类的一切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都不是通过革命的手段来产生和变化的，而是在路径依赖的总体设定中，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这种分析视角不仅在经济学中得到运用，而且被引入政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管理学理论以及法学理论等领域中。
社会科学思维范式中“革命”范式的兴盛与式微都具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所谓“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系列自然科学与生产技术的“革命性”变化促成的。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诸如解释宇宙形成的“大爆炸”理论，物理学中的核聚变理论与原子聚变裂变装置的实践，无一不引发人们对“剧变”、“创世纪”等“革命”行为的崇尚。自然科学的“革命”范式深刻影响社会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在“冷战”中形成的两极对立，使世界形成两种力量尖锐对立的极端格局，解决两种势均力敌力量对立与冲突的办法，首选是“革命”。
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依然展现着“革命”的魅力，“核聚变”依然在发生，最近发现的“新星”诉说着一百多万年前某次宇宙“大爆炸”的宏大场面。但是，社会科学开始淡化“革命”。“冷战”格局的解体消解并改变了两极尖锐对立冲突的极端格局。至少在当代，传统的“革命”已经失去其解决世界冲突的工具意义。而弗兰西斯．福山发现，人类已经找到自由民主制度这种终极性的治理方式与意识形态，历史已经终结，通向这一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一切革命都已经过去，接下来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式将是自由民主制度的演化与完善。在中国，“”不仅结束了一场“文化革命”，而且结束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时代。改革虽然以其深刻性、全面性和艰巨性而被认为是一场革命，但具有“革命”意义的改革终究具有演进的性质，与此相应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也主要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改进与完善。而且，中国带有演化性质的“渐进式”改革与前苏联带有革命性的“休克疗法”所出现的不同后果，促使人们进一步相信演进的优势。
演化的历史时间模式观不可能取代“革命”的历史时间模式观，但毕竟开始取得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权力。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上，都可以看到这种“演化论”的影响。例如，“路径依赖”范式不仅在经济学广泛运用，而且开始进入历史学、政治学领域；而旨在探寻事物内在演进动力、机制与过程的“田野考察”方法，也已从人类学领域走向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可以说，社会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时间模式在变化，而且与前面所述的空间模式的转变相呼应。
三、“物本”还是“人本”：社会科学整体视角的转换
社会发展与历史演进的终极动力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主导着社会科学的视角。诚如自然科学致力于揭示和描述宇宙终极动力及其力学结构体系一样，社会科学必须建基于对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动力体系的探索。世纪之交，伴随人们关于历史空间模式和时间模式认识的转变，人们对历史动力结构的认识也开始发生变化。无论是西方学术界还是中国学术界，都通过不同的路径，开始不约而同地超越传统的强调经济等物化因素的视野，肯定和提升文化因素在社会发展与历史发展动力结构中的地位及作用。这种认识，全面而深刻地促成了社会科学视角的转换，即从“物本”视角转变为“人本”视角。
本来，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的科学，社会科学是关于人以及所组成的社会的科学，“以人为本”是社会科学的题中之义。但是，社会科学建制化以后，就出现了“物本”的倾向。一方面，社会科学关注的主要是作为物质过程的人类生活，关注人类生活物质层面的发展，如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物质的富裕、技术的发展、国力的增强、驾驭与控制自然能力的提高等，而将文化层面留给所谓人文科学；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工具也是物质化的，即采用自然科学分析物质世界的方法和手段，由此忽视了人文世界中精神层面的分析和挖掘。
突破这种“物本”视角，首先是从历史学和哲学开始的。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于历史动力的认识经历了两次“转向”，即从神意走向理性，再从理性走向文化。中世纪神学史观将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力量归结为“神意”这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英雄史观则归结为少数超人的作用。18世纪启蒙思想家则将历史的发展归结为人类理性的发展。孔多塞认为，历史不是神意的创造和英雄人物的业绩，而是人类理性觉醒的产物。历史乃是人类理性不断解放的过程，历史进步的阶段对应于人类理性的发展阶段。这种理性主义不仅推动了哲学上以笛卡儿为起点、以康德为终点的“认识论转向”，而且，理性主义精神浸润了各门社会科学。例如，亚当．斯密以来的主流经济理论体系实际上是以“经济人”理性的展开为逻辑起点和主线的。但是，随着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理性精神被赋予强烈的自然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色彩。社会科学开始偏离价值判断，在方法论上开始陷入纯粹技术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窠臼。19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大陆人文主义思潮开始拒斥这种近代西方学术界固执的自然主义理性原则，广泛借鉴当代人文研究的成果，紧紧围绕人与文化或者历史的关联来重新思考人类及其历史的本性。
到20世纪末期，这种重视文化的思潮带领几乎所有社会科学进入文化这一核心地带。例如，在历史学中，斯宾格勒认为，历史是各种文化的历史传记，历史是文化组成的。汤因比认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三个文明社会的历史剖面中，作为精神活动之集中体现的文化是文明社会的精髓和核心。到20世纪末期，历史学一方面在追寻国富国穷奥秘的过程中，超越土地、劳动、资本等物质要素的视野，进入知识、制度、精神、习俗等文化领域，发现文化乃是决定一个国家兴衰的深层原因；另一方面，开始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视角，试图到不同国家的文化语境中去发现历史。在经济学中，一方面，体现在基础理论领域，一本出版于2003年的学术幻想小说《拯救亚当·斯密》[7]试图拯救长期以来被误解的亚当·斯密，表明物质高度发达而文化与道德滑落的西方，人们开始意识到，亚当·斯密所主张的“经济人”首先是“道德人”和“文化人”；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条由“物”到“人”、由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演进过程，超越了片面强调物质资本的视野，确立了重视技术进步、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文化视角。在法学领域，法文化学日渐兴盛，以致于一些学者将法看成一种文化现象。在人类学领域，学者们通过开展民俗文化的“田野考察”与文化接轨。总之，世纪之交，文化开始成为西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基点，一切社会现象都可以被归结为文化现象，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分析框架与概念都可以“公约”于文化
分析的框架与概念。
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界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视角转换。首先，从动态上看，文化潮流主导中国的社会科学学术发展潮流。在思想界和学术界，以人文文化为内容的学术热一浪接一浪地出现——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的“美学热”，80年代中晚期的“文化热”，90年代初期的“国学热”，90年代中晚期以来的“西学热”。这些文化热潮与国际上的“文化热”相呼应，构成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从启蒙到谋求与国际学术接轨的过程。其次，从宏观上看，伴随“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的提出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的形成，人本理念开始整体渗透到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人文关怀成为各个学科的价值导向。例如，政治学探索以人为本的新政治发展观，经济学探索以人为本的新经济发展观，文化理论则探索以人为本的新文化发展观。再次，从微观上看，各门社会科学关注文化，特别是各种子文化与亚文化研究。例如，历史学致力于显现资政育人的文化功能；经济学关注入力资源开发和制度文化建设；管理学开始摆脱单纯科学管理的窠臼，在“管理是文化的产儿”、“管理是人性的调节”等理念的引导下，进入人本管理的境界，构建管理文化和企业文化新的研究视角等。如果说西方学术界的学术视角从自然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物质层面向人文的文化层面的转向，一方面在社会科学学科建构意义上体现了西方社会科学摆脱自然科学视野和方法约束的愿望，另一方面在学科价值意义上凸现了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结构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话，那么，中国学术视野向文化的转向则一方面在学科建构意义上标志着中国学术界试图超越纯粹从上层建筑的角度观察文化的视角，将文化更多地看成是社会发展抑或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结构，另一方面，在学科价值上试图将社会科学建基于人本这一宏观的文化理念，将“物本”的社会科学转变为“人本”的社会科学，同时，通过中国的“人本”社会科学的发展，树立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形象，既要在物质层面复兴中华民族，又要在世界文化谱系中复兴中华文化的应有地位。
四、以人为本还是以生命为本：人类行为价值归属的追问
确立社会科学的价值归属是以人为本，将社会科学视野引向人的文化价值，是社会科学视角的重大转向。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客体的人类行为的价值归属是什么?这是社会科学学科视角转向中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世纪之交，人类行为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向社会科学工作者尖锐地提出：什么是以人为本?人类行为能否仅仅以人为本?
在传统“物本”视角下，对上述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回答都是片面的。在“物本”的视野中，作为“本”的人是当代的人，而且是少数拥有话语权力的人，而不是整体的人；是作为生物进化最高层次从而主宰自然的人，而不是作为“类”的人，不是生命体系中的人。在实践上，人类行为的价值归属是人的物质发展，即满足人的物质需求，所以，既便被认为是“人本”的发展实际上也是“物本”发展，“以人为本”被片面理解为“以物为本”。
世纪之交，人类行为与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凸显出来，提示人们要完整把握以人为本的内涵。首先，全球性能源短缺的爆发标志着不能仅仅以当代人为本，而必须从人类的延续中把握以人为本。罗马俱乐部学者们预测人类将在五十年内耗尽地球上全部矿物能源的预测可能过于悲观，但是，未来人类拥有和支配的不可再生的矿物能源越来越短缺是不争的事实。“以人为本”不是以“我们”这代人为本。其次，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拉大与这种差距的刚性标志着“以人为本”不是以一部分“先富”的人为本，而必须是以全人类为本。思想界与社会科学界如果不能合理地回应上述问题，只能继续听任这一代人剥夺后代的生存空间，继续听任由于“先富”和“先发展”而掌握话语权力的少数西方国家来诠释“以人为本”。
同样，世纪之交的诸多事件也提醒人们要超越“以人为本”的观念，确立以生命为本的理念。首先。全球生态环境赤字的加大标志着以人为本不仅意味着要关注人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关注人的生存环境。现存的“人是自然的主宰”、“一切为我所用”的观念与行为模式，只能恶化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与“以人为本”背道而驰。其次，“非典”与“禽流感”流行及其对人类的损害则提示人们超越以人为本的视野，将价值观照普照到整个生命现象。人只是宇宙生命的一种形式，只是大自然生物链条中的一个环节。20世纪80年代，美国流行病学家卡尔文·施瓦布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医学，即人类医疗和动物医疗相结合的“社会医疗”。一些最容易夺取人类生命的病毒来自动物，常见的人兽共患疾病已经达到八十九种。人与动物的健康和疾病问题其实是一体的，将人与动物分开的观念已经过时。可见，单纯从人的立场出发是难以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只有敬畏和尊重一切生命形式，才可能真正做到敬畏和尊重人的生命与生存。
因此，人类必须一方面在上述人的代际关联、不同种群的人的关联中完整把握以人为本的内涵，另一方面要在人与生态的关联、人与其他生命形式的关联中更深层地审视人类行为的价值归属，超越以人为本，确立以生命为本的理念。或者说，以人为本是人类精神层面的追求，而在物质层面，必须做到以生命为本。
应该说，思想界和社会科学界已经在探索向以生命为本的转向，一些重要的思想资源被发掘和重新引起重视。最近，德国伦理学者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风行于中西伦理学界。这一理论强调“敬畏生命”，强调“善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8]。施韦泽所说的“生命”，包括人、动物和植物在内的一切生命现象。敬畏生命，不仅意味着敬畏人的生命，而且还要敬畏动物和植物的生命。敬畏生命的伦理否认高级和低级、富有价值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人应该尽量摆脱以其他生命为代价保存自己的必然性。与此相应地，中国古代“天人合一”观念的思想价值开始获得国际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思想界开始为人类设计新的生活方式。德国学者赫伯特说过，20世纪人类思想最大的进步并非来自于原子弹的制造或者登陆月球，而是来自于对史前社会的了解，经过对史前的研究，我们才发现“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是人与自然真正和平共处的好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向往，不是枉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神往田园牧歌，而是渗透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发展走向中。在伦理学中，善与恶的标准、对人类行为的评价标准开始发生变化，即以整个生命现象而不是仅仅以人为参照来确定善恶。在经济学中，经济学家的深层理念开始发生一个重大变化，即从传统的认为地球是一个物质富裕的开放系统的“牧童经济”理念向地球是一个资源有限的封闭系统的“飞船人经济”理念转变，基于此，经济学开始出现一场“绿色革命”——一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绿色”概念与分析框架，包括绿色GDP、生态包袱、生态损失、生态足迹、循环经济等[9]（P20）；另一方面，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如效率标准、公平标准、发展标准也开始建基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培育。历史学也在积极参与这一转向，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有力地证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之所以崛起，是因为他们利用殖民地体系转嫁了“生态包袱”，换句话说，西方的崛起是以剥夺他国的生态资源从而透支全球的生态资本为前提的，因此，保护整个地球的生态，是西方国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全球化理论开始超越单纯的生产、技术、市场的维度，关注生态问题的全球化。在刚刚结束的“地球观测峰会”上，来自四十四个国家和二十六个国际团体的代表一致决定，在2014年以前建立全球环境监测体系。从2004年开始，欧盟开始实施动物福利标准，要求自2013年开始扩大养鸡场鸡笼的规格，采取放养方式养猪，以让鸡和猪有更为舒适的活动空间。美国一家名为“善待动物协会”的民间组织指控肯德基违背“鸡道主义”，为了降低成本，公司所用的鸡生存在狭小、污秽的空间，缺乏应有的动物福利，迫于压力，肯德基不得不要求供货的养殖场改善鸡的生存环境。此外，政治学开始强调国家的“生态国力”和“生态安全”；法学开始基于环境保护调整法律规范的基点；现代化理论则开始将生态指标纳入现代化的标准。五、整合还是分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走向
把人看成是一种生命现象，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必然深刻影响到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走向。构成这一走向的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科学方法论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整合。
当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方法论方面客观上存在着整合与分野两种趋势。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一种生命，研究人与社会的社会科学和研究自然的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直至方法论上有着根本性的统一性，因此，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必然出现整合的趋势；另一方面，人的“文化人”、“道德人”、“社会人”、“政治人”特征要求以人及其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不能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范式，社会科学要摆脱唯科学主义的窠臼，开辟独特的方法论路径，即构建社会科学特有的人文关怀精神。
与自然科学方法的整合与分野，是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走向所面临的一组矛盾。然而，这种看似矛盾的走向如果从深层次看却是统一的。因为从长远看，整合是最终的趋势和结果，是主流；而分野是过程和手段，是支流。只有当人真正回归“自然状态”，即达到全面发展，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对象与方法论上才能真正统一，形成自然关怀与人文关怀的统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终整合成为一门具有统一价值及方法论的科学；在目前阶段，人及其社会相对独立于自然世界的情况下，社会科学必须是相对独立的，必须有自己独特的学科建制和学科方法，以支撑社会科学的人文关怀。从历史上看。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形成是与现代化过程紧密相连的，现代化的异质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现代社会科学的经验性和主观性的研究路径。在强调社会科学独立性的同时，在不同的学术方法和范式之间保持丰富的想象力，是后现代话语背景下现代社会科学的新概念，也是创新社会科学的路径。
但是，社会科学构建特有的学科建制和学科方法，并不意味着拒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的人文关怀所拒斥的是唯科学主义，即幻想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抹杀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人文特性和忽略社会科学的人文关怀，以及对自然科学范式的照搬照抄。在坚持人文关怀的前提下，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自然科学的结论，往往有助于增强社会科学知识的实证性和科学性，使之更具说明力、解释力和分析力。
世纪之交，伴随人文危机的激化，西方社会科学在借鉴自然科学方法方面出现两大变化：一是传统的过度“科学化”的学科出现人文转向的趋势。例如，经济学开始注重发展价值及其内涵的研究，开始注重经济发展文化背景的研究；政治学开始注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及其整合。二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在伦理学、心理学等传统人文学科领域开始大量引入生物学和医学的研究方法与成果。例如，人类的道德是如何产生的，是源于休谟所说的“直觉”还是源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长期以来是伦理学界困惑的问题。神经学家通过MRI方法分析人脑神经网络的运动，发现人类道德形成的直接生理基础是人脑中一个产生情感直觉的神经网络。又如，未来的人类是趋向“利他”还是“利己”?生物进化研究和动物行为研究证明，无论是在动物界还是在人类，“利他”的基因与“利己”基因相比更具有遗传优势，因此，人类行为会逐渐增强“利他”的倾向。
如果说西方社会科学因为缺乏人文精神而调整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的关系，当代中国则是因为科学精神的淡漠而开始强调自然科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运用。2003年，英国学者斯诺的《两种文化》新中译本面世，再度引发中国学术界对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否冲突的思考。其实，两种文化之间并无必然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人文文化是确立致善的标准，科学文化则是通向致善的手段。寻求两者的融合是当代思想界的重大使命。四十多年前，斯诺认为科学在美国处于被人文轻视的年代，科学技术被认为是类似于工匠们摆弄的玩意儿。斯诺要为科学争名分和地位，要求让科学与人文平起平坐。而在当代中国，历史的钟摆处在另一个端点，社会科学要争取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名分。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过分强调其意识形态特征，将指导思想的单一性等同于方法论的单一性，在具体方法上主要采用概念、原理、规律的逻辑演绎范式，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实证性、应用性及其分析力、解释力与说明力是有限的。中国的社会科学要真正获得与自然科学平起平坐的地位，首先需要在方法论上增强科学性的成分，需要更多的科学精神。如今，这种趋势已经出现。例如，案例研究、田野考察、计量模型等具有实证色彩的科学研究方法已经开始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广泛运用。历史学家借助天文学的方法和结论研究中国上古史——席泽宗院士关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及彗星图的解读，关于甘德肉眼观察到的木星卫星的推测，关于敦煌历书和星经的分析等，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10]。
六、全球化还是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基点
揭示和解决时代问题是每个时代社会科学的根本使命。时代问题决定社会科学理论思维的主题。在民族国家背景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科学主题，往往是这个国家或民族的兴衰、世界历史地位与命运的问题。法国的重农学派、德国的历史学派、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美国的新自由主义都是如此。在一个国家内部，如果社会科学理论不是以解决本国问题为己任，是难以在国内获得主流地位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虽然是科学理论，产生在德国，但是德国学术界认为它不能解决德国的问题，未能在德国获得主流的地位。同样，尽管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试图推广自由贸易理论，但是，德国经济学家认为这一理论不符合德国国情，因此构建历史学派予以抵制。
当代中国的时代问题无疑是通过现代化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主题应该围绕这一时代问题而展开。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价值所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体现这种价值要求、价值理想和价值标准。这也正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地位提升的时代背景和时代意义。
当代中国的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振兴，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无疑是中国参与和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同时，这种复兴又是恢复中华民族在世
界历史上曾经拥有过的历史地位的过程，因此，这种复兴又必然是一个在地化即本土化的过程。实际上，全球化是多向交融而成的，不单是从西方流向东方，也是从东方流向西方，是标准化与差异化、全球化与在地化并存的过程。
在全球化背景下，要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在地化，必须树立社会科学中国化的旗帜。中国化，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点。马克思指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11]（p427)但要严肃地讨论自己的内政问题，仅有政治独立还是不够的，至少还需要学术文化的独立。中国的学术文化独立，还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在经历了几次“西学东渐”以后，中国的社会科学呈现出明显的域外社会科学影响的痕迹，在国际社会科学生产体系中处于“依附性”的外围层次。在国际学术交往中，中国的社会科学学术文化存在着巨大“逆差”。这种“逆差”一方面是本土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能力不足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扭曲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生产的价值、方式与结构。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阶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存在着一种简单认识，即将西方社会科学视为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相同的东西，只注意其一般性，忽视其特殊性，自觉不自觉地予以简单搬用。不仅康梁维新、孙中山革命，就连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设计，都有这种方法论的色彩。直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以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解决了社会科学上层结构的在地化问题。但是，在社会科学的基础结构即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层面，依然存在着搬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任务显得任重而道远。
可喜的是，国际社会科学的上述几个层面的转型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发展提供了契机。社会科学空间视野的位移必将凸现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资源的全球意义，为中国社会科学争取国际社会科学界的话语权力创造条件。社会科学思维时间模式从“革命”向“演进”的变化则与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社会转型的实际相吻合。中国决策层已经确立经济、社会、生态与人的和谐发展观，开始选择“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这为社会科学实现从“物本”向“人本”，从“以人为本”向“以生命为本”转变提供了现实基础。通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必将一方面强化中国社会科学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学素质。
要做到学术文化的独立和中国化发展，首先要实现社会科学价值标准的中国化，即用能否体现中华民族历史复兴的价值要求、价值理想和价值标准来衡量一切社会科学学科建构和学术成果的价值意义，使社会科学具有中国的本土价值。其次，要实现问题的中国化，即在提问方式上要站在当代中国和当代中国人的立场上，真正提出中国问题，研究真正的中国问题，而不是站在“他国”和“他者”的立场上评判中国，或者站在国外社会科学范式的基础上运用国际流行的范式来套中国的问题，为国际流行的理论寻找在中国的依据或实证材料。再次，实现社会科学方法的中国化，即用基于中国实践抽象出来的概念、命题和范式而不是海外舶来的概念、命题和范式来研究中国本土问题。最后，实现学术资源的中国化，挖掘和复兴中国的学术文化。一些人用西方学术范式观照中国传统学术，认为中国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哲学社会科学，这是应该摈弃的“西方中心论”视野。实际上，中国有自己的学术范式，有自己丰富的、值得挖掘和光大的学术资源积累，这是国际学术界已经开始认可的。
总之，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点，是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即在挖掘中国的传统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借鉴和运用国际上先进的学术生产方式与方法，一方面生产出具有推进中华民族复兴这一本土价值意义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全面参与全球化的学术生产，摆脱在国际学术市场体系中的依附地位，成为社会科学学术生产的大国和强国。[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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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ransferofWesternContemporarySocialSciencesand
ChineseCharacteristicsofChineseSocialSciences
Abstract:Inthe1990sthefirstimportanttransferofWesternsocialsciencesasknowledgesystemap-peared.Inthecourseofprosperityanddevelopment,China''''ssocialsciencesshouldattachimportancetoandhaveresponsestoitinordertoadjustitsbasicpointandhaveChinesecharacteristics.Ontheonehand,academicfruitsthatcanpushChinaforwardshouldbevalued,andontheotherhand,Chi-nashouldparticipateintheglobalproductionandbecomeabigandstrongcountryofsocialsciences.
KeyWords:Westernsocialsciences;transfer;China''''ssocialsci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