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妇女困境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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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黄驰作者单位：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

小说中的劳拉•布朗是个相貌平平、平凡质朴的美国普通女人，有一个憨厚忠诚的丈夫，一个敏感讨巧的儿子。作为从“二战”死亡边缘返回的归国英雄，丈夫“本可以得到任何人，任何光彩夺目的优胜者，任何活泼而温柔的姑娘”，然而，他却选择追求劳拉。嫁给因英勇战斗而功绩卓著的丈夫后，“成年累月死读书”的书虫般的孤独女孩劳拉•齐尔斯基变成了劳拉•布朗。她的丈夫无疑是爱她的，“他见到她很开心，简直开心极了”，而劳拉“能做一个年轻的母亲，在厨房里抚弄自己浓密而乌黑的头发，肚子里又怀了另一个孩子，她觉得自己几乎完美无缺，心满意足”。可就是这个“心满意足”的劳拉•布朗却捧着伍尔夫的小说《达洛维夫人》驱车开往旅店，躺在床上渴望着去死，试图就此终结自己的生命。而在打消了死的念头后，不久她就选择抛夫弃子，离家出走。

生活在20世纪末的纽约的克拉丽莎是个中年女编辑，因其名字与伍尔夫小说《达洛维夫人》中的主人公克拉丽莎相同，而被敏感忧郁的好友理查德•布朗称为“达洛维夫人”。理查德是她的初恋情人，一个颇有才华的诗人，但却不幸染上艾滋病且已病入膏肓。因为他的诗作获奖，克拉丽莎准备为他筹备一个庆祝聚会，“她要自始至终照顾好理查德，别让他过分劳累，然后陪他去市区出席颁奖仪式”，然而，还未等聚会开始，她亲眼目睹了理查德跳楼自杀的惨烈一幕。虽然“她爱理查德，她每时每刻都惦记着他”，而他在临死前也对她说着“我爱你”，但两情相悦、情投意合的他们始终未曾组成一个传统的家庭。事实上，克拉丽莎一直与自己的同性恋女友萨莉一起生活了十八年，并共同抚育一个由人工授精成长起来的美丽健康的女儿。她没有选择传统的婚姻，“很久以前她便打定主意不再介意，让自己充分享受放荡不羁的生活”。克拉丽莎的生活的确是非同寻常的，她与萨莉努力经营着她们的同性恋婚姻，她俩间的爱“显得那样温存而静雅，又那样恒久”。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丈夫，克拉丽莎却活得很真实，很自我。

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无论从什么角度，弗吉尼亚•伍尔夫都可以说是个幸福的女人——自身有着卓越的写作才能和美丽绰约的容貌身姿，还有疼爱自己的丈夫和令人艳羡的婚姻。但是，她却成天头疼，精神恍惚，时时经受着痛苦折磨。她想逃离，却找不到出路。她不愿待在对她疗养有益的乡下，宁静的生活不能使她愉快；她不愿接受丈夫的安排，不愿忍受丈夫的监管，一有机会就想逃离丈夫的视线。“如果她不说那么多话，不写那么多书，感情不那么丰富，如果她不急着去伦敦，在那儿的大街上逛，她自然会舒服些，安全些；然而，如此生活下去她便会死去，慢慢死在一张玫瑰花盛开的床上”。每当她筹划逃跑，他都会“像个警察或学监那样尾随她出来，俨然一副规劝者的模样”，她为他感到悲哀，也为自己的生活感到悲哀。当她再一次笼罩在心灰意冷的情绪里时，她感觉一场令人崩溃的灾难又要降临，于是她选择怀揣石头，走向冰冷的河水了却一生。“当她经过农夫走向河边时，她不禁想到，他能在柳树林里清理沟渠，真是人生有成，幸运至极；而她自己却失败了。她根本就不是一个作家，的确不是，只能算是个古里古怪的才女而已”。

在抑郁悲痛之余，伍尔夫不仅否定了自己的人生，连对自己终生热爱、引以为豪的写作也加以贬低。实际上，热爱写作的伍尔夫曾这么评价过自己，“很少有作家像我这样为写作这个行当百般受苦”。的确，生活在宁静乡下的伍尔夫以其独特敏锐的感觉和思维，预感到了才思枯竭时濒临疯狂的痛苦，而丈夫坚持不懈的呵护和看护婴儿似的监管，让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伍尔夫感到了歇斯底里的窒息，死似乎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无可奈何的选择。

伍尔夫小说《达洛维夫人》的读者劳拉•布朗生活于20世纪50年代，其婚姻似乎也是无可挑剔的。曾经为伍尔夫优美的文笔拍案叫好，曾经被伍尔夫的思想深深吸引的劳拉最初想不明白作家为何要自杀。在丈夫之前，“她从未被人追求过，也未被人珍爱过，总是孑然一身，孤单单地读书”。英俊、心地善良的丈夫爱上了她，对她体贴入微，关怀体恤。然而，劳拉在相夫教子，努力做好一切家务的同时，却不时地感到百般无聊，为陷于平庸琐碎的家庭生活而倍感痛苦。“当她在超级市场推着购物车选购商品，或在理发店做头发时，她常暗自纳闷儿，不知其他女人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与她有同样的想法”。当她的痛苦与日俱增，当她靠阅读《达洛维夫人》来充实自己的心灵时，她绝望地想到了死，想以这种极端的方式结束这一切，结束那种茫然无措、没有方向感的生活，同时，劳拉也深切地理解了伍尔夫的自杀。在生死之间，劳拉的理智告诉自己是热爱生活的，而且，“她若自杀，也就意味着杀了自己的儿子、自己的丈夫，还有正在自己体内发育成长的另一个孩子”。而一旦选择了生，善良的劳拉又再次被生活的琐碎、无聊、微不足道而击倒。她对丈夫有了莫名的厌倦和憎恶，“她算是被陷在了这里，作为他的妻子，永无出路。她不得不在这几间房间里度过这个夜晚，再度过明天早晨，接着又是另一个夜晚。她别无去处。她不得不讨人喜欢，不得不如此生活下去”。劳拉被痛苦折磨着、吞噬着，然后便毅然决然地抛下丈夫和年幼的儿女离家出走了。一个在儿子眼里，“离家出走、自杀未遂、被生活遗忘的女人”，就这样在加拿大当了图书馆管理员，以保持着自我的旁观姿态，成为一名终生读者，在远离丈夫和子女的一角活了下来。

同样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女权运动的领军人物贝蒂•弗里丹因产假丢掉工作后，对在家担当全职太太很不满意。于是，她给二百个大学同学分别发出一份深入细致的调查问卷，想知道其他妇女是否也有她那样的不满情绪，当她的疑虑得到证实后，她把这种难以名状的精神痛苦称之为“无名的问题”。然后，她花数年时间完成了《女性的奥秘》的写作，探讨了妇女所生活的现实同所追求的想象之间的差距，她帮助妇女们认识到，“她们之所以对她们狭隘的生活存在不安，不是神经方面的问题，而是因为她们所处的第二阶层公民的地位”。《女性的奥秘》解释了众多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焦虑不安、无聊空虚的原因，也可以帮助读者思索、探究伍尔夫的自杀以及劳拉的出走。然而，自杀和出走绝对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良方，那么，文学女性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迈克尔•坎宁安在《时时刻刻》里塑造的克拉丽莎似乎是在摸索一条走出困境、走向光明的道路。克拉丽莎深爱旧情人理查德，在他患有致命疾病时也不离不弃、义无反顾地精心照顾着他。他们没有走进婚姻，理查德还有一个同性恋人路易斯。也许是对异性婚姻心存恐惧，克拉丽莎选择了同人萨莉。“十八年来，她俩通过各自努力，一直互相爱着，如今仍待在一起。这就足够了。”她们两人沉浸在同性间的幸福欢愉之中，不怕冷眼，不怕谴责。实际上，“从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同性恋在美国被视为‘性犯罪’，取缔同性恋者、同性恋酒吧和社会活动场所的行动遍及全国，数以千计的同性恋者因此而丢掉了工作”。尽管处于世纪末的理查德本人有同性恋人，他却不能认同女同性恋。在理查德看来，“克拉丽莎做出与萨莉同住的决定，即便不算是一种令人生厌的、深深的堕落，至少表现出她的懦弱，而这种懦弱则暴露了整个女性懦弱的毛病，因为他以前便认定克拉丽莎并不仅仅代表她自己，而且代表了全体女性所具有的才华和弱点”。克拉丽莎无疑是激进女权运动的追随者和实践者，她以与萨莉之间的爱情，以十八年牢不可破的稳定生活挑战着男权社会，挑动着世人的神经。

综观女性文学史，无论是现实中，还是文学作品中都不乏因面临着令人费解的困境而选择了与众不同的人生的文学女性。在现实的文学界，出身名门、才华横溢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年轻而富有艺术气质的自由派美国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以及她的挚友、杰出的先锋诗人安妮•塞克斯顿先后在名声如日中天时自杀。而违背社会常理选择独身的著名女作家更有艾米莉•狄金森，简•奥斯丁，艾米莉•勃朗特等，女权主义先驱西蒙娜•德•波伏娃终身与萨特为伴而始终未嫁。在文学作品中，《觉醒》里生活富足，先离家后投海自尽的女主人公埃德娜给广大读者留下了一道难解的谜题；《安娜•卡列尼娜》中同名主人公的卧轨自杀令人扼腕叹息；《玩偶之家》里眼看生活前景一片光明的娜拉就如劳拉•布朗般选择离家出走；而《紫色》中主人公西莉，《秀拉》中的秀拉以及《时时刻刻》里现代版克拉丽莎的原型、《达洛维夫人》中的克拉丽莎都有明显的同性恋倾向，同性恋情就如生命中那根救命的稻草般安慰着困境中的文学女性。

法国著名女权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认为，“在男权中心社会中，男女的二元对立意味着男性代表正面价值，而女性只是被排除在中心之外的‘他者’，只能充当证明男性存在及其价值的工具、符号”。千百年来，在男权社会里，男性一直是主体和监管者，而女性则作为边缘化的“他者”被男性所凝视所欣赏。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女性没有主体性可言，唯有保持对象性的客体存在，才能勉强保障相对的稳定性。女性远不仅仅是男人眼中的“小鸟儿”、“小松鼠儿”、“不懂事的小孩子”，在男人高兴时给男人逗乐解闷，做男人审美的对象、理想的载体，或者做供男性消费的欲望对象。自杀固然可以摆脱困境，但这一违反自然规律的做法显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离家出走是女性追求自我解放的一个基本步骤，但这远远不够，易卜生的娜拉出走后如无经济文化的独立，仍难逃悲剧命运。女人间的恋情不啻为解决男女不平等问题，摆脱文学女性困境的一个可行思路，但如果走向极端，将异性恋全盘否定，则是矫枉过正，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女同性恋这种反常的性关系，在父权中心社会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仅是一个敏感的、不受任何社会和时代局限的作者，更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感知精神的人生的读者。她的《达洛维夫人》不仅对劳拉•布朗的性格和人生产生了巨大震荡，劳拉在《时时刻刻》里也被设定成为了伍尔夫的异代知己。她们为实践自己的天性，感悟自己的心灵而出人意料地以令人心碎的方式选择了死亡或出走，体现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勇气以及深深的无奈。而克拉丽莎，现代版的达洛维夫人则以更加惊世骇俗的女同性恋家庭挑战男性传统价值观，为艰生苦涩的女性困境增添了难以名状的一笔。迈克尔•坎宁安这位天才作者细致入微地将中产阶级女性沮丧、压抑、空洞的情绪展示在世人面前，着力探索了现代西方文学女性在男权中心文化里的心理困境，真实呈现了她们试图摆脱桎梏、寻求自我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