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生态文学伦理思维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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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滥用与消费伦理的丧失

对古罗马社会的消费奢华之风有详尽描述的是历史学家李维，他笔下一位元老的府邸餐桌上所呈现的珍馐美味就是古罗马上层社会尽情享乐和挥霍无度的一个缩影:有来自意大利南部塔兰托海湾的贝壳牡蛎，小亚细亚的松鸡和各种鱼类，直布罗陀海峡的兔肉，北非的鸵鸟肉，北欧的猪肉，西班牙的橡果，黑海之滨的坚果，埃及的蜜枣，南俄罗斯的蜂蜜，叙利亚的无花果，希腊契奥斯岛和萨摩斯岛以及尼罗河三角洲的红葡萄酒，真可谓琳琅满目，应有尽有。[4](P73)而到了60年后的塞内加所生活的时代，这种炫耀式消费已达到了顶峰，仅从当时的建筑物上即可管窥一斑:大理石材、花格平顶、玻璃门窗、装饰地板和墙内安装的暖气管道，等等。[5](P235)室内如此，户外亦然。放眼原野，无处不呈现出自然遭受破坏的景象:任意改道的河流、随意堆挖的河岸、追求直线美的田野划分、肆意抢占的大庄园，等等。[6](P124)对此，在致友人———古罗马著名骑士卢基利乌斯的第90封书信中，塞内加对当时流行的这种消费文明病给予了深刻的批评。在他看来，技术进步并没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带来进一步的贪婪和奢欲，因为技术失去了道德伦理约束。结果，到处是“鳞次栉比的豪华楼舍和拥挤不堪的城市景象”，“还有那些人工修建的养鱼池和喷水池以及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这些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幸福，而是纯粹的贪图享乐和挥霍无度”[7](P57)他进一步说:“相信我吧，真正的幸福是在建筑和石膏花饰还没诞生的那个年代!”[7](P58)“在简易的茅舍里，人们可以过着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而当他置身于大理石中和金银华堂之下时，他已变成了俯首帖耳的奴隶囚徒。”[7](P58)所以，人如果完全靠技术来获取幸福，而没有道德伦理对技术加以约束，其结果只能是为技术所主宰，成为技术的囚徒和奴仆。正如他在总结技术滥用与人类无止境的奢欲之间的关系时所认为的那样:“正是由于我们背离了自然，这种享乐挥霍的乖戾之心才日益陡增，而且千百年来一直在不断地恣肆作祟，借助于自身的发明才智，人类心中又进一步燃起了欲望之火，乃至于自己最后深陷泥淖，不能自拔。”[7](P59)人的这种贪欲从何而来?或者说，造成这种畸形扭曲的消费行为表现何在?塞内加对此探究了它的根源。他认为:从前的人类社会没有贫穷贵贱之分，但当某一天社会财富相对于不断增加的人口开始变得稀少短缺，原来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开始遭到私欲的冲击挑战时，人们就会偷偷将财物藏于腋下，变为自己的财产，从此，人类开始和自然中的一切有了异化之分，并逐渐和它们形成了诸多抵牾、对峙与冲突。正是这种贪欲使人变得贫穷，他们看上去攫取了许多，但最后却失去了一切。受这一思想的启发，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进一步肯定和支持了这种观点:“从早先人类开始将某块田产围上篱笆圈为自家财产的那一刻起，人类纯洁自然的、天堂般的生活也从此走到了尽头，原本和谐相处的财产共同体也从此分崩离析，不复存在。”[8](P41)所以，对财富不择手段的追求毁坏了早先人类的幸福，这种错误愈演愈烈，对后世产生了消极而深刻的影响，人类的消费伦理也因此成了“穷奢极欲”、“暴殄天物”的代名词。同时，在塞内加看来，人之所以有贪婪之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类自身某种智慧的缺失。具体地说，就是身处原始自然状态下的人类虽然能与自然和谐相处，但他们的行为表现却存在某些缺陷。这种行为是由于他们对自然的懵懂无知所造成的，特别是这种行为，因为不能通过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而变得高尚且合乎规范，因此也就导致了自身精神与自然的背离，这样，人类在自然面前往往就表现得行为怪异，荒诞不经，有失自身的体面和尊严。所以，只有学会放弃、明白舍与得的关系，人在自然面前才不会有任何负罪感，才能真正变成一个具有道德水准和精神境界的人，正如塞内加所说的:“做人的艺术在于，他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7](P59)要想使自身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人，那就要消除贪欲，采取一种“节制的、简朴的生活方式”，尊重自然，反对掠夺性开采和杀戮，节约资源，使大自然有足够的再生能力，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生活之源。[7](P61)

应按时序节律行事

从现代生态伦理学角度来看，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这样，自然生态构成了人类存在的客观条件。为了尽可能延长生命，并为社会多作贡献，使自身的社会价值最大化，就必须促成“最大限度的(长远的、普遍的)自我实现”，这是人类生态智慧的终极性规范，它意味着人类自身与自然的“普遍共生”或“(大)自我的实现”，“让共生现象最大化”。[9](P25－26)深层次生态学的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塞内加遵循节律、顺时而动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启发。在《致卢基利乌斯》的第122封道德伦理书信中，塞内加认为:谁不按时序节律行事，谁最终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他就有些人颠倒白天黑夜逆时行事的行为给予了批评:“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喜欢颠倒昼夜，将该干的事翻个个儿，每当夜幕降临时，他们还一个劲地回味着自己白天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可到了晚上，白天该干的事仍没干，甚至连眼皮也懒得抬一下。”[7](P61)“这些人可不就跟行尸走肉一般。”“也许你会发问，如何会产生这种精神上的颠倒错乱现象，白天无精打采，而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黑夜?所有这些错误举止本身就和自然对立，它完全游离于原本自然的且必须遵守的法则之外，这就是他们享乐挥霍的最终目标，在颠倒迷乱中寻欢作乐。这样的结果最终会偏离正确的人生目标，甚至越偏越远，直至走到事物的对立面而无法回头。”[7](P62)在塞内加看来，这种时间消费观不但带来了人生精力的无谓消耗，同时也造成了身体机能的紊乱，因为这种对时间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往往会造成人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极大透支，从而直接影响人的寿命，甚至导致突然死亡。所以，在他看来，不分时间的尽情享乐是不值得提倡的。尽管古罗马科技发展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和今天相比，仍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人在自然面前的无限渺小使塞内加看到了顺应天时的重要性，他认为:人要做到不心为物役，就应该遵循时序法则，这样才会健康幸福，延年永祚。然而，享乐和挥霍往往导致了人精神上的疯狂与错乱:有些人想方设法要让玫瑰在隆冬时节含苞怒放，这就是违背时序节律的典型表现，还有的人希望在屋顶城楼上种植果树，甚至营造森林，这岂不又是违反了自然地理空间的法则?[7](P62)更为有趣的是，倘若塞内加看到人类今天许多不合时宜、不因地制宜、违背生态伦理的做法，也一定会发出“这一切只不过是满足人类自己享乐挥霍的目的”的慨叹———大气温室效应、地球环境污染、自然灾害、战争饥馑、疾病蔓延等，这些无不和人类违背天时以满足自己的私心私欲有关。其结果，不但破坏了周围环境，阻碍了自然生态系统中各种物质、信息和能量的正常交换，也会损伤身体，戕害灵魂，这完全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生存病态”行为。[7](P61)如何规范人的道德伦理，让人走上顺应天时的自然之路?对此，塞内加曾有过这样的表述:“我们必须顺着自然所引领的道路前行，绝不能偏离方向，误入歧途。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一切都会变得轻松自如。如果和自然抵抗对立，那我们的生活就会是另一种情形，就如同逆水行舟，寸步难行，甚至最后船毁人亡。”[7](P66)所以，一切顺其自然就是尊重自然的最好表现，也是按照自然规范提升自我修养并获得幸福生活的保证。只有如此，“才会得到一种持久的心灵安宁，一种自由，不为任何刺激和恐惧所动”[10](P190)。心灵澄澈，克制私欲，这样就能充分展现人的生态智慧，使自己在自然万物中和其他生物系统一起协同进化，和谐共生，最后在自然中实现“共生现象”的最大化。

摒弃贪欲、崇尚节俭是保护环境的最好方式

“提倡禁欲主义，崇尚独处和内省”[11](P363)的人生信条影响着塞内加去规劝世人摒弃一切贪欲，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塞内加生活的公元1世纪，古罗马境内的环境破坏已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罗马帝国的不断扩张加剧了境内用于战船建造、建筑、民用和冶炼的木材资源的日益匮乏，森林的大面积减少导致了地中海沿岸许多地区的水土流失、沙漠化、洪水泛滥、农业和畜牧业减产以及自然风光的破坏，其中，以亚平宁半岛和阿尔卑斯山山麓地区为最;同样，为了扩张军事，古罗马人对建筑石料的开采和矿山的挖掘不仅仅限制在意大利境内，甚至还延伸到伊比利亚半岛、小亚细亚和今属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北非努米丁地区。这些石料和矿山的开采不仅导致了大片森林的毁坏，还导致了矿渣废水的四处遗弃，到处千疮百孔，这无疑加剧了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四通八达的公路驰道的修建不仅破坏了田野平畴，改变了地形地貌，同时也影响了周边的气候环境和植被生长，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贵族王孙为了自己的淫乐享受，对动物的血腥屠杀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整个罗马城几乎成了动物的屠宰场;另外，垃圾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和放射污染已形成公害，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命安全。面对帝国境内环境日益破坏的现实，塞内加对环境破坏的行为给予了无情而严厉的谴责，认为这一切都是人的贪婪所致。在致友人的第89封书信中，他就曾对土地私有化所带来的环境破坏的后果进行了批评:“放眼帝国境内，到处是私有的农庄田产，它们吞噬湮灭了所有江河湖海，这种毁灭了农业生产多样性的发展恶果完全可以归咎到人的欲壑难填的贪婪中。”[7](P67)另外，他还受前辈诗人贺拉斯的启发，对当时别墅成群的现象进行了严厉批评。在贺拉斯笔下，耕地、草地和橄榄林经过人的巧取豪夺后变成了一座座豪华别墅，这无疑是对自然田园风光的无情摧毁，也使美丽的大自然失去了它原有的本真面目。[12](P105－107)贺拉斯的文学描写引起了塞内加的共鸣，他将这种世风的堕落和由此造成的环境破坏归咎于人的贪婪本性:“在美丽的自然景观中建造那些富丽堂皇的豪华别墅，真是大煞风景，这完全又是一种奢欲超膨胀的不良表现。”[7](P65)如在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现德国巴登—符腾堡地区至今仍有两千多处当时贵族兴建的别墅遗迹，这些建筑的修建自然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很多自然风光和森林山地被毁，许多动植物物种会因此消失。[13](P87)在塞内加看来，人的贪欲往往带有明显的功利性、现实性和享乐性，这种贪欲往往掩盖了人的本质需求，即人最终作为种的形式和类的存在物延续下去的需求。正是这种贪欲夸大了人的真正需求。所以，只有摒弃贪欲、崇尚节俭，人类才能达到自身与环境的协调与和谐，实现对万物的道德关怀，并最终实现对自身的终极关怀。

结语

塞内加向后人展示了极为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黜奢崇俭、顺应天时和保护环境，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为现代西方生态伦理学的丰富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古罗马人的贪婪挥霍、违背天时和破坏环境的反生态行为中可以看出，这并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态伦理，而是一种落后的生态文明。正是这种不健康的生态文明给古罗马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危机:精神空虚、醉死梦生、腐化堕落，他们在历史进程中慢慢迷失了前进的方向，这也是西方世界生态危机的根源之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生态文明史。这种落后的生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古罗马人的幸福，伴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他们精神上的空虚和信仰上的缺失也随之而来，最终不得不在强大的基督教精神的俘获之下成为一代代虔诚的基督徒，跟随上帝在基督世界里寻找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不无遗憾的是，在国内古罗马生态文明的研究总结过程中，唯独塞内加生态伦理研究仍然是个空白点，这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探索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塞内加生态伦理思想还可为当今生态伦理的研究带来更多的启示，那就是人类应该给予自然以道德关怀。卢梭曾说:“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他的这种观点也点明了人自私贪婪、以邻为壑的根性。所以，人类只有认识到自身的劣根性，并用合乎道德伦理的法律约束和规范自己，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适度消费、顺应天时、尊重生命、善待自然和保护环境，最后实现生态正义和对自身的终极关怀。

作者：江山胡爱国单位：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