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艺术代表人物的对比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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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现代戏剧史上,曹禺和夏衍的剧作都独树一帜。他们都选择现实主义的创作路线,但二者又有着不同的艺术个性,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曹禺是生活戏剧化,夏衍则是戏剧生活化。曹禺的戏剧取材于城市,从正面表现出重大的时代主题;夏衍取材于社会底层,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发掘人物的性格悲剧。曹禺剧作的主题倾向复杂的、多重的;夏衍的剧作主题则比较单一。

关键词:戏剧;曹禺;夏衍;取材;主题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话剧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出现了不少大师级的剧作家。在中国的现代戏剧史上,曹禺和夏衍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曹禺的第一部剧作《雷雨》,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走向了成熟,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开创了我国现代话剧的另一种独特形式。虽然曹禺和夏衍都是走现实主义的创作路线,但二者有不同的艺术风格,曹禺是生活戏剧化,夏衍则是戏剧生活化。曹禺选择了最熟悉的城市题材,从正面表现出重大的时代主题,对他戏剧主题的理解是多重的。曹禺把戏写得更像戏,而夏衍则不同,他的戏更像生活。他的题材多源于社会底层,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发掘人物的性格悲剧,对夏衍剧作主题的理解则相对单一。他们都以自己的戏剧才能,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成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剧作魅力至今在中国的戏剧史上闪耀着独特的光彩。

一、取材:大社会和小市民

曹禺出生大家庭,小时接受过古典文学的熏陶,出入过戏园,对戏剧有着一定的兴趣。曹禺经历过家庭的破败,体会过生活的变迁,社会的动荡。他一生几乎都身在城市之中,很少接触到农村。因此,在他的创作中,他选择了最熟悉的城市题材,从正面表现出重大的时代主题。在他的诸多作品中,《雷雨》是通过描写周鲁两家的纠葛,从而表现出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日出》则以30年代初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都市生活为背景,以陈白露这个上层社会的交际花为中心点,描写了上层与下层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反映了上层社会的黑暗现实,批判了这个糜烂的黑暗社会;《北京人》里曹禺以自己熟悉的旧封建地主家庭题材为基础,刻画了一幅中国封建家族走向灭亡的历史过程。

夏衍出生在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3岁时家道衰落,年幼时也常随母观戏,受到戏剧陶冶,然而“因为从小吃过苦,亲身经历过农村破产的悲剧,也饱受过有钱人的欺侮和奚落,因此,对旧社会制度存在不满和反抗,可以说在少年时代就在心里扎下了根子”。[1]所以夏衍的题材多源于社会底层,而选择的人物皆是小市民或小知识分子。夏衍并不注重表现重大的时代主题,而是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发掘人物的性格悲剧,从而突出自己所要表现的主题。阅读夏衍的作品,仿佛是在欣赏一幅幅清新淡丽的日常生活画面,而在这浓郁的生活气息中却让你体会生活的种种滋味。《上海屋檐下》、《一年间》、《心防》、《愁城记》、《法西斯细菌》等无处不让你沉浸于普通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平常人生中。

曹禺的戏剧将现实生活场面经过加工剪辑,主题鲜明;而夏衍的戏剧则将现实生活如实展现,平静如水,委婉含蓄。曹禺选择生活中的小场景不乏真实性,但经过多重的戏剧冲突,把生活变得似乎全是巧合,技巧性浓厚。《雷雨》中四凤在周家做使女,本是寻常事,而30年前鲁侍萍也在周家做使女,这不可不说是巧合,而正是这个巧合推进了剧本戏剧性的发展。

夏衍戏剧也表现矛盾冲突,但他在选择生活场景组合时,往往避开直接冲突,使戏剧淡化,展现生活化。《上海屋檐下》想让观众感受小市民的生活悲惨处境,发现他们的反抗潜质,从小人物生活反映大的社会变革的到来。为此他选择了同一屋檐下的五户人,描写了他们一天的喜怒悲哀,构成了一幅都市下层人民生活的生活情景图。这使得整部作品戏剧冲突淡化,更多地展现司空见惯的感情纠葛和人事纠纷,全无大起大落的矛盾冲突,但是又隐隐含着对社会变革的暗示。

二、主题:多重性和单一性

20世纪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左联”的成立等冲击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曹禺和夏衍身处时代当中,他们的创作一定程度上都在探索国家的前途和出路。曹禺从《雷雨》的家庭悲剧走向了《日出》的社会悲剧,又走上了《原野》的农民悲剧。1937年抗战爆发后,曹禺被抗战热情所激发,直接写出了表现抗战题材的《蜕变》。从曹禺的创作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始终同现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人民共呼吸,追随革命,同时代一起前进的作家”[2]。而夏衍虽然对历史剧《赛金花》、《秋瑾传》的创作形式感到厌烦,但不可否认这两部戏剧深刻反映出了当时社会政治的昏庸无能,残酷的黑暗现实,而从他自称为“我写的第一个剧本”《上海屋檐下》开始,他以另一种新鲜独特的风格吸引着人们的注意,但它表达的主题依然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表达出了对国家命运充满着新的希望。

他们在对待艺术与政治上既相同又相异。在曹禺在《编剧术》指出:“一切剧本全都有着宣传性,不单是抗战性”,“抗战剧既是戏,自然也不能脱离控制一般戏剧的法则”[3],即按戏剧规律的要求发挥戏剧的宣传作用。在抗战时期,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作家应该发挥文学的作用,更好地为抗战服务。夏衍认为“艺术即使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也有它的特殊作用;不但内容上要反映出时代的步伐,人民的愿望,而且形式上也要求完美,要求有更大的艺术感染力”,[4]作为一个革命者,他说:“我学写戏,完全是‘票友性质’,主要是为了宣传,和在那种政治环境下表达一点自己对政治的看法”[5]。曹禺更能辩证地理解宣传与文艺的关系,因此没有陷入左翼时期重政治而其轻文艺的境地,没有片面强调文艺的政治宣传作用。夏衍则更偏重于政治宣传大于文艺,把艺术看作是革命的宣传筒,不过在《赛金花》、《秋瑾传》之后,从《上海屋檐下》开始,他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注意到戏剧的文艺作用,应该从生活中去表现社会现实问题。超级秘书网

曹禺的剧作的主题呈现复杂化、多重性,夏衍的剧作主题的理解则比较单一。

曹禺《雷雨》一出来,就引起了评论界的不少争议,李健吾、华忱之、宋剑华、王卫平等批评学者都认为《雷雨》有强烈的命运观。刘西渭说《雷雨》这出长剧处处让人们“感到一个命运观念,但这种观念不体现为一种天意,而是‘藏在人物错综的社会关系和人物错综的心理作用’,即决定和推动全剧的是人物间的社会关系和人物本身的性格”[6]。郭沫若、钱谷融等学者则认为《雷雨》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力作,是反抗封建家庭制度的压迫,“《雷雨》带给人们的不是‘诗样的情怀’、神秘的象征和宿命的观点,而是点燃了人们对封建资产阶级罪恶的愤怒火焰,激起人们渴望在一场大雨中摧毁旧社会,冲洗出新世界”[7]。《日出》也颇有争议,有人认为他具有神秘的色彩,虽然有过激烈的抗争,但是最后依然陷入命运的悲剧漩涡;有人则认为这是一部反映当代农民抗争的悲剧,虽然仇虎最后死去,但至少在戏剧中表现出了农民的觉醒和反抗。

夏衍的剧作主题的理解相对单一。他的戏剧是一幅人民成长觉醒斗争的历史画面,在他的剧作中,结尾总是光明的,从人民的觉醒去表现出对中国抗战的必胜信念。从《上海屋檐下》中的匡复一个曾经有过高昂的革命激情的青年被折磨成一个失去了抱负的颓废中年人,而后又在孩子们的歌声中毅然走向了革命的道路,到《芳草天涯》中的孟小云从自己的恋爱小圈子中跳出来参加了革命斗争,我们都可以看出夏衍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夏衍的现实主义主题是一步步在深化的,《芳草天涯》表现出了他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水平。

参考文献:

[1]王文英.《夏衍戏剧创作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1.

[2][3]孙庆升.《曹禺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125.59-60.

[4]王文英.《夏衍戏剧创作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7.

[5]夏衍《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A].会林、绍武编《夏衍戏剧研究资料》(上)[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20.

[6][7]曹万生.《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