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思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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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现存资料看，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活动主要为1896至1928年间。其间以1918年欧游为界，可分为1896至1917年的萌芽期与1918至1928年的成型期。前期以《变法通议·论幼学》为起点，借《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惟心》奠定了审美、人生、艺术三位一体的美学思想的基石，并通过“力”与“移人”的范畴突出了艺术审美的功能问题。后期以《欧游心影录》为起点，借《“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等一批论著，论释了“趣味”这一极富特色的核心范畴，并通过“趣味”将美的人生价值层面与艺术的情感实践层面相联结，延续、丰富、深化了前期的美学思想。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前后期发展呈现出“变而非变”的演化特征，凸现了其人生论美学的基本学术立场和由社会政治理性观向文化人文价值观迈进的基本轨迹走向。

【摘要题】中国美学

【关键词】梁启超美学思想/发展与演化/人生论美学/尚实理性/人文意蕴

【正文】

从现存资料看，自1896年发表《变法通议》始至1928年编撰《辛稼轩年谱》止，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活动前后共30余年。其间，以1918年欧洲游历为界，可分为1896至1917年的萌芽期与1918至1928年的成型期之前后两个发展阶段。梁启超前后期美学思想在研究视野上有开拓，研究目标上有深化，研究内涵上有发展，但以审美介入人生，注重审美实践、人生实践、艺术实践相统一的基本学术取向始终如一。梁启超前后期美学思想的发展呈现出“变而非变”的基本演化特征，凸现了其人生论美学的基本学术立场以及由社会政治理性观向文化人文价值观迈进的基本学术轨迹走向。

一、梁启超美学思想发展之萌芽期

梁启超美学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约从1896至1917年间，是其美学思想的萌芽期。这一阶段，梁启超主要作为政治家的形象活跃于中国历史舞台，其关注中心在政治，学术活动是其政治改良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阶段，梁启超关于审美问题研究的视野相对狭隘。其对美学问题的思考主要包含在文学问题中，较少纯粹与形上的美之研讨。梁启超这一阶段的美学思想贡献主要体现在关于“三界革命”的理论倡导中。倡导包括“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与“文界革命”在内的文学革新运动是梁启超这一阶段文学活动的中心。在“三界革命”的理论倡导中，梁启超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学变革的许多重要思想，体现了对于新的文体审美理想与文学审美意识的开拓与呼唤。同时，在“三界革命”的理论倡导中，梁启超也明确体现出对美（艺术）与人生（社会）“进化”之内在联系的自觉认识，他提出了“力”与“移人”这两个在其整个美学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范畴与命题。“三界革命”的理论及其“力”与“移人”的思想奠定了梁启超美学思想将审美实践与人生实践相融汇的基本学术取向与研究视角，也构筑了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基本内核。

1896年，梁启超发表了《变法通议·论幼学》。《变法通议》是一部倡导社会变革的政治论文。但在《论幼学》中，梁启超专门谈到了“说部书”，即小说。其中涉及到了两个比较重要的观点：第一，他指出小说运用俚语写作，故“妇孺农氓”皆可读之，因此，从实际情形看，“读者反多于六经”。第二，他认为小说读者面广，对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尽管在《论幼学》中，梁启超对小说的艺术特质缺乏深入的认识，还把《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优秀古典小说与其它小说混为一谈，将社会风气的败坏简单地归结为传统小说的影响，这种认识不仅肤浅也是极为片面化的。但是梁启超意识到了小说与经书对读者感染力的差异，意识到文学与世道人心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而明确地把小说作为自己关注与研究的一个对象，提出正是因为长期以来士大夫文人轻视小说，结果任其“游戏恣肆，诲淫诲盗”，败坏“天下之风气”。他提倡“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注：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实际上即提倡利用小说的形式，规范小说的内容，来发挥小说功能，使其对社会风气产生正面的影响。因此，《论幼学》正是梁启超面向现实、学用相谐的文学思想的源头，也是梁启超审美与人生相统一的美学思想的起点。

1902年，是梁启超前期美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这一年，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小说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失利后，康梁避难日本。为了继续为维新思潮摇旗呐喊，梁启超在日本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从报》、《新小说》等刊物。《新民从报》创刊于1902年。在创刊号上，梁启超陈述了该报的宗旨：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注：参见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2-143页。）可见，此时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思想重心已经发生了位移。他对救国道路的寻找由直接的政治革命转向文化启蒙，由制度变革转向新民塑造。从1902至1906年，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陆续发表了《新民说》共二十节，全面阐述了启蒙新民的思想主张。欲救国先新民，欲新民“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注：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1989年。）“新学说”即当时所接触到的各种西方思潮与理论，特别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学说。在传播新学说、改革旧思想的现实需求下，文学及其变革引起了梁启超极大的关注。因为文学不仅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还是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与阐释工具。不变革文学的特质与功能，就不能有效地实现新思想的传播。关于文学与民众素养及社会变革的关系，梁启超在前写作的《变法通议》(1896)、《蒙学报演义报合叙》(1897)、《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等文中已有涉及。1902年，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更是作了集中阐发，提出“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做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他得出结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尽管这篇论文在对小说的艺术本性和审美功能的认识上有很大的偏颇，他不仅无限地夸大了小说的社会功能，还把审美功能放在工具性层面，把社会功能放在终极性层面，从而扭曲了艺术的社会功能与审美功能的关系。但在这篇论文中，梁启超从“力”的命题出发，概括并阐释了小说所具有的“熏”、“浸”、“刺”、“提”四种艺术感染力，“渐”化和“骤”觉两种基本艺术感染形式，“自外而灌之使入”和“自内而脱之使出”两大艺术作用机理，从而得出了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并能达成“移人”之境的基本结论。这一阐释从小说艺术特征和读者审美心理的角度来探讨小说发挥功能的独特方法与途径，体现了梁启超深厚的艺术功底，也呈现出较为丰富的美学内蕴。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还对小说的艺术特性和人的本性之间的关系作了探讨，指出小说具有既能摹“现境界”之景、又能极“他境界”之状和“寓谲谏于诙谐，发忠爱于馨艳”的艺术表现特性，强调这两种特性可以满足人性的基本需求，从而“因人之情而利导之”。在探讨小说艺术特性时，梁启超还涉及了“理想派”与“写实派”的概念。“理想派”与“写实派”这一组概念是梁启超从西方文论中引入的。在中国文论与美学理论史上，属首次触及。因此尽管《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小说美学阐释是以社会功能为终极归宿的，其本身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但正是这篇文章，首次在中国文学与美学理论史上以现论思维模式概括了小说的审美特性，并通过对小说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高度肯定使小说获得了文学殿堂的正式通行证，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小说“小道”、“稗史”的价值定位，从理论上将小说由文学的边缘导向了中心。中国文学传统，历来以诗文为正宗。明代以后，小说创作虽已相当繁荣，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以及“三言两拍”等脍炙人口的长短篇小说名著，但小说在主流社会中，仍不登大雅之堂，被士大夫和正统文人排斥在文学正殿之外。明代以来，也有一些思想家和作家提出了肯定小说功能与地位的见解。在梁启超之前，有李贽、冯梦龙、凌濛初等；与梁启超大体同时，则有康有为、严复、夏曾佑等。但他们均从小说与经史的比附入手，抬高小说的地位。如冯梦龙认为小说是“六国经史之辅”。（注：冯梦龙：《醒世恒言·序》，《中国历代文论选》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23页。）严复认为小说为“正史之根”。（注：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7页。）康有为则认为“宜译小说”来讲通“经义史故”。（注：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页。）这些观点实际上均将小说视为经史的羽翼和辅助工具。与这类既肯定小说的功能地位又犹抱琵琶的态度相比，梁启超则直接将小说与“支配人道”、与“吾国前途”相联系，还明确宣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集中论释了小说的社会功能与审美特质。尤须注意的是，梁启超对小说社会功能的肯定不是以文学以外的经史为标准，而是真正从文学自身的艺术特点审美特征出发的，由此，他所给予小说的“文学”定位，在根本上不是外部界定，而是本体界定。《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使梁启超成为中国小说思想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关键人物。这篇论文也成为梁启超前期美学思想的第一篇抗鼎之作，是梁启超文学审美理念的一篇檄文与宣言，也是梁启超人生实践与审美实践相统一的美学思想的重要理论代表作。这一阶段，梁启超涉及美学问题的相关重要论文还有《惟心》(1899)、《饮冰室诗话》(1902-1907)、《夏威夷游记》(1903)、《告小说家》(1915)等。《惟心》是梁启超早期美学思想中值得引起关注的另一篇重要论文。如果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从文学角度切入讨论了艺术的特质与审美的功能问题，《惟心》则从哲学与心理层面切入讨论了美的本质及其与美感的关系问题。《惟心》是梁启超哲学观与美学观的一次重要表述。梁启超说：“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天下岂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物境之果为何状，将谁氏之从乎？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忧者见之谓之忧，乐者见之谓之乐。吾之所见者，即吾所受之境之真实相也”。（注：梁启超：《自由书·惟心》，《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1989年。）在这里，梁启超提出了境之实质以及物境与心境的关系问题。梁启超把境视为心即人的主观精神的创造物。由此出发，他认为一切物境皆著心之主体色彩。因此，就“境”之实质言，没有纯客观之物境的存在，而只有渗透了主体色彩的心境。这种认识就其哲学立场来说具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注：1924年，梁启超又专门著有《非“唯”》一文阐释自己的哲学立场，表示自己既反对唯物主义，也反对唯心主义。但在此文中，梁启超提出“心力”是人类进化的根本力量，因此，他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具有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梁启超是一个非常重视人的精神能动性的社会历史的主动者。在哲学观上他把精神能力视为人的生命本质与宇宙创化的根本动力。这种立场体现在审美观上，则表现为对主体心理要素及其美感在审美中的地位的高度重视。在《惟心》中，梁启超所体认的“境”就是一种纯心灵的精神自由创化。他对于审美中美感的差异性及其与所营构的审美意境的关系作了生动精到的描绘：“‘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与‘杜宇声声不忍闻，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同一黄昏也，而一为欢憨，一为愁惨，其境绝异。‘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与‘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同一桃花也，而一为清净，一为爱恋，其境绝异。‘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与‘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同一江也，同一舟也，同一酒也，而一为雄壮，一为冷落，其境绝异。”（注：梁启超：《自由书·惟心》，《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1989年。）《惟心》体现出价值论美学的思想萌芽，对于理解梁启超后期美学思想中“趣味”和“情感”范畴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惟心》是梁启超前期美学思想的代表性作品。《惟心》实质上是梁启超的美之本体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则是梁启超的美之功能论。两文关注的中心问题不同，却具有共同的哲学立场，即重视主体精神的作用与地位。两文体现了梁启超作为上个世纪之交中国重要启蒙思想家的基本特色，也共同奠定了梁启超美学思想发展的基础，开启了其将审美、艺术、人生紧密相联的既脱胎于传统又颠覆传统、既积极入世又极富玄想的美学思想之路。

二、梁启超美学思想发展之成型期

1918至1928年，为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成型期。这一阶段，梁启超辞去政职，从政坛转入学界。期间，欧洲之旅对梁启超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触动。回国后，梁启超主要以学者的身份活跃于中国历史舞台，关注的中心在学术文化。他对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为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注：1917年，梁启超辞去政务，但仍关注政治形势的发展。此间，他的学生与友人曾多次劝他重返政坛，他自己内心也屡有矛盾。但革命失败的现实与欧洲之旅对西方文化的切身体会及其中西文化的具体比较，使梁启超将对救国道路的思考由政治革新与思想启蒙转向新的民族文化的建设。20年代，他广泛地涉猎了政治、哲学、历史、教育、经济、法律、新闻、美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留下了数量巨大的文字著述。）在美学思想上，梁启超则从前期以文学革新与文学功能为中心拓宽到关于美的普遍形上思考，关注美的本质与特征，提出并阐释了极富个性特色与深刻内蕴的重要美学范畴“趣味”，并对艺术审美中的“情感”问题作了深入的研讨。梁启超这一时期的思考进一步凸现了自身的特色，更富有思想深度与理论色彩。同时，这一时期关于美的思考，不仅延续了前期侧重于美的功能与价值的特色，其观照的视阈亦进一步从前期主要集中于文学衍化到整个艺术与人生领域。

失败后，梁启超虽然对思想文化问题已有相当的认识，但他始终未脱离政界。他期冀通过对民众的思想启蒙来实现政治变革国家强盛的目标。期间，经历了立宪运动，武昌起义，拥袁反袁，出任段阁财长，梁启超单纯的政治热情一次次化为泡影。1917年底，梁启超辞去段阁财长之职，正式退出政界。在形式上结束了“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一切活动皆以政治为中心的阶段。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一方面是以民间代表的名义赴巴黎和会，准备为中国争取权益。另一方面，此时的梁启超思想上也是非常苦闷的。他在国内的政治中看不到光明，因此想赴欧“拓一拓眼界”、“求一点学问”，实际上也是想为中国社会的前途寻找一条新的出路。战后的欧洲到处是断垣残壁，昔日“绝好风景的所在，弄成狼藉不堪”。这一令梁启超充满向往的近代文明的发祥地，如今却令他连连感叹文明人的暴力。梁启超化了近一年的时间考察了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的二十几个名城。欧洲之旅不仅使梁启超直接接触了西方思想文化，也使他对东西文化的特点有了具体的比较。他开始以更开阔的视野更深邃的目光来思考中国的前途及其与整个人类文明的关系。他认为，目前中国社会最迫切的问题是扬长避短，“化合”中西文明，建构价值理想，创构一种民族的“新的文明”。（注：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第7册，中华书局，1989年。）20年代，梁启超主要投身于这样一个民族新文明系统的创构，并把这一新文明系统的创构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条新路径。

写于1919年的《欧游心影录》是梁启超第二阶段的开篇之作（注：《欧游心影录》写于1919年欧行途中，刊于1920年3月—6月《晨报》。）。它以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中西文明的比较和对民族新文化创构的精辟见解成为梁启超整个思想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欧游心影录》包括多篇文章，以《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最为重要。该文分“大战前后之欧洲”与“中国人之自觉”上下两篇，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对战后世界局势与人类历史发展趋向的看法，对于东西文明的看法，对于个人、国家、世界关系的看法，尤其集中阐释了对于当前中国人的责任与努力方向的看法。梁启超认为，一战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它使人类认识到了物质主义和科学万能的弊病，暴露了西方近代文明的缺点。但西方近代文明不会灭绝，因为它不象古代文明一样是贵族文明，是少数人的文明。西方近代文明是大众的文明，与大多数人息息相关，尽管有问题，但根基还是结实的，不会“人亡政息”。关键是现在发现了毛病，就要找办法去医治它。梁启超精辟地指出：人最怕是对于现状心满意足。感觉与揭破毛病，是一种进步。天下从无没办法的事，不办却真没法。从根本上看，梁启超对西方及整个人类文明的前景，是持乐观主义态度的。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引用了柏格森的老师蒲陀罗的话：“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广大，好象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注：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第7册，中华书局，1989年。）实际上，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已提出文化结婚的思想。蒲陀罗的观点与他可谓不谋而合。只不过在欧游之前，梁启超更多地是想从西方文化中为中华文化新生寻找武器。而现在，经历了对欧洲文明的亲历亲受，梁启超显然能以更辨证的心态对待中西文化的关系以及民族新文化创构的问题。梁启超指出：“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的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同时，新文明的创构不仅是要把自己的国家挽救建设起来，还“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注：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第7册，中华书局，1989年。）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对新文明创构的途径与原则作了具体思考。与《新民说》一样，梁启超也把目光聚焦到国民身上。但是，《新民说》是从民族主义的立场来看思想启蒙对于中国命运的重要意义；《欧游心影录》则从世界主义的立场来看文化创构对于中国与人类前途的重要意义。《新民说》更多地强调了个体的道德意识与爱国理念；《欧游心影录》则更多地强调了个体的文化责任与历史使命。《新民说》把目光更多地投射到国民的整体人格建构上；《欧游心影录》则将目光更具体地潜入到国民的思想解放与人性自由层面上。《新民说》更多地是对国民的生命活力与精神觉醒的整体呼唤；《欧游心影录》则是对觉醒后的国民必备的人格基础与精神特质的具体思考。从对人的现代化的思考来看，我认为《欧游心影录》要比《新民说》更深沉更深刻。同时，这种思考的脉络与演化轨迹与梁启超一贯的哲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强调“彻底”的“思想解放”和“尽性主义”是《欧游心影录》的重要观点。梁启超指出，中国旧社会喜将“国人一式铸造”，人的个性都被国家吞灭，国家也就无从发展。他主张要“人人各用其所长”，“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注：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第7册，中华书局，1989年。）同时，他指出，个性要发展，必须先从思想解放入手。每一种思想都有它派生的条件，都要受时代的支配。落实到具体的观点上，只有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才是合适的。因此，发扬中华文化传统，关键在于发扬思想的根本精神，而不是食古不化。这种“除心奴”的思想文化理念在《惟心》中已有明确表述，而此时，经过中西文化的直接感受与比对，梁启超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论释。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将西方文明界定为物质文明，将东方文明界定为精神文明。尽管这样的界定具有简单化倾向，但他突破了前期对于西方文明崇敬多批判少的仰视心态，对西方文明的物质基础与工具理性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强调了精神文化与价值理想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欧游心影录》是《新民说》关于民族前途与命运思考的延伸与深化，为梁启超后期的思想演化与文化创构确立了纲领。《欧游心影录》对西方文化作出了较为全面的反思。其中“文学的反射”一节专门讨论了欧洲文学的发展及特点。梁启超认为社会思潮是政治现象的背景，而文学又是社会思潮的具体体现。根据这个观点，梁启超把欧洲十九世纪文学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为浪漫忒派，主要受唯心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崇尚想象与情感。后期为自然派，主要受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影响，注重写实求真。自然派文学将人类心理层层解剖，将社会实相逼真描写，就象拿显微镜来观照人类，“把人类丑的方面兽性的方面和盘托出，写得个淋漓尽致”。这样创作，固然达到了真的要求，但人类的价值也几乎等于零了。他认为：“自从自然派文学盛行之后，越发觉得人类是从下等动物变来，和那猛兽弱虫没有多大分别，越发觉得人类没有意志自由，一切行为都是受肉感的冲动和四围环境所支配”；“十九世纪末全欧洲社会，都是阴沉沉地一片秋气，就是为此”。（注：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第7册，中华书局，1989年。）这样地认识文学的功能，与早期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可以说基本是一个思路。但在“文学的反射”中，梁启超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找到了社会思潮的中介，在谈文学对社会影响的同时也谈到了社会发展与社会思潮对文学的作用，应该说他的认识还是有发展的，他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趋于辨证了。同时，他通过对欧洲浪漫忒派与自然派文学的评析，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价值取向，提出了文学要表现价值理想的问题，提出了人的意志自由的问题。这是对于文学审美特性与审美规律的重要拓展，也是对于美的本质与规律的拓深。因此，《欧游心影录》可视为梁启超后期美学思想的起点，标志着梁启超由前期侧重对美的现实功能的探求拓深到对美的价值本质的思寻。这一时期，梁启超的美学研究进入丰硕期。在研究领域上，从前期以文学为主要对象拓展到书法等其它艺术领域以及广阔的人生实践领域，研究的视野大大开阔了。在研究目标上，从前期将文学与政治直接相联到关注美与人本身的联系，关注审美的人生本体意蕴，思考的深度大大加强了。在研究形态上，从前期对西方逻辑论证方法与专题论文形态的初步尝试，到此时更为广泛自觉的借鉴，较为鲜明地呈现出与传统文论不同的新特色。这一阶段，与美学建构相关的重要著述除《欧游心影录》(1919)外，还有《翻译文学与佛典》(1920)、《欧洲文艺复兴史序》(1920)、《“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1921)、《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1922)、《情圣杜甫》(1922)、《屈原研究》(1922)、《什么是文化》(1922)、《美术与科学》(1922)、《美术与生活》(1922)、《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1922)、《学问之趣味》(1922)、《为学与做人》(1922)、《敬业与乐业》(1922)、《人生观与科学》(1923)、《陶渊明》(1923)、《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1924)、《书法指导》(1927)、《为什么要注重叙事文学》(1927)、《知命与努力》(1927)等。这批论著从涉及问题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哲学与人生层面上来谈人生观与价值观问题，其中涉及到对美的本质的体认与感悟。这部分论著包括《“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什么是文化》、《美术与科学》、《美术与生活》、《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学问之趣味》、《为学与做人》、《敬业与乐业》、《人生观与科学》、《知命与努力》等名篇。在这部分论著中，梁启超主要突出了“趣味”的命题。他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趣味的本质、特征及其在人生中的意蕴，构筑了一个趣味主义的人生理想与美学理想。“趣味”在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体系中，既是一个审美的范畴，又不是一个纯审美的范畴。它不是一种纯粹的审美判断，而是一种融人生实践与审美实践为一体的具体感性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是一种由情感、生命、创造所熔铸的独特而富有魅力的精神自由之境。在趣味之境中，感性个体的自由创化与众生、宇宙之理性生命运化融为一体，从而使主体获得酣畅淋漓之“春意”，即实现有责任的趣味。趣味的范畴集中体现了梁启超对美的哲理思索与价值探寻，也体现了梁启超对于人生的现实责任感。这一部分论著是梁启超的哲学美学和人生美学。另一大类是从文学与艺术层面来谈具体作家作品，谈创作与鉴赏，其中涉及到对美、美感、审美及艺术问题的具体认识与具体见解，尤其突出地研讨了艺术中的“情感”问题及其与美和审美的关系。这部分论著主要有《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屈原研究》、《陶渊明》、《情圣杜甫》等名篇。《屈原研究》、《陶渊明》、《情圣杜甫》是中国文论史上较早的作家专论，它们运用了社会学与心理学的视角对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进行解读，使传统的以诗论为主的古典诗人研究焕然一新。《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与《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系统整体研究。后者虽未完成，但它们在中国诗学研究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部分论著不仅在研究视角与理论形态上有明显区别于传统文论的显著特征，而且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主题，就是围绕艺术中的“情感”问题展开研究与探讨，把情感视为艺术的本质特征与最高标准，具体研究了艺术中情感的不同表现特征、表现方式及其与作家作品的关系。这部分论著是梁启超的艺术美学。（注：1928年秋，梁启超开始编撰《辛稼轩年谱》，稍后罹病，但仍坚持写作。10月12日，编至辛弃疾61岁。是年，朱熹去世，辛往吊唁，梁录辛作祭文四句：“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为公死，凛凛犹生。”（见梁启超：《辛稼轩先生年谱》，《饮冰室合集》第7册，中华书局，1989年。）此为梁公绝笔。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病逝。梁启超的逝世使中国学界痛失一代巨人，也使他的美学思想盍然而至。）

梁启超后期美学思想以“趣味”这个核心范畴为纽结，将趣味的人生哲学层面与情感的艺术实践层面相联系，延续并丰富了审美、艺术、人生三位一体的美学构想，也实现了对前期以美的功能为中心的美学观的丰富、发展与升华。梁启超后期美学思想是其整个美学思想的高峰，代表了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最高成就。

三、梁启超美学思想发展演化之特征

从前期的萌生到后期的成型，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发展形成了审美、人生、艺术相融汇的既脱胎于传统又颠覆传统、既积极入世又极富玄想、既发展变化又执着如一的鲜明轨迹。其发展从对具体社会实践的关注到对人生价值理想的思寻，从对美的现实功能的强调到对美的人文价值底蕴的观照，其关于美的理论思考的广度深度不断拓展，而其学用相谐的人生论美学学术取向则始终如一。

关于梁启超美学思想前后期的发展演化，国内学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是认为梁启超美学思想前期为功利主义美学，后期演化为超功利美学，两者间具有根本性差异。（注：如有学者指出：“以后，梁启超完全退出政治舞台，潜心于学术思想研究。职业上的变化，也促成他审美观的变化，由文艺上的功利论者变为超功利论者。……这是他对早期的文艺服务于新民的主张的全面修正，也使他前后的理论变化表现出一种截然的反向。”（见蒋广学、张中秋：《华夏审美风尚史·凤凰涅槃》，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1页。）这样的看法，在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以为，这样的看法虽触及了梁启超美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现象与特点，但并未全面把握梁启超整个美学思想发展演化的逻辑轨迹与内在联系，亦未能深入把握梁启超整个美学思想的实际内涵与整体特质。事实上，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发展演化不是梁启超对于美的价值认识的根本性变异，而是梁启超关于美的问题思考的不断丰富与深化。从学理的层面看，梁启超后期以“趣味”（“情感”）为中心的美学思想正是其前期以“移人”（“力”）为中心的文学思想的丰富、发展、深化与完善。“趣味”与“移人”、“情感”与“力”在梁启超美学思想体系中是互为呼应的范畴。“趣味”与“移人”在本质上都是指向人的。梁启超明确地说自己的人生观是拿趣味做根柢的。趣味作为个体感性生命的具体存在状态，是与无生气、无情趣、无自由、无创造相对立的。梁启超强调作为个体应具有趣味主义的人生态度，即饱含热情、不计得失、兴会淋漓地从事人生实践，用“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的超越直接功利得失的实践原则来达成手段与目的的同一，将外在的功利追求转化为内在的情感趣味需求，从而实现“有味的生活”。在这里，关键就是要培养具有趣味主义人生观的实践主体。由此，梁启超提出了“趣味教育”的思想，指出“趣味教育”的根本目标是拿趣味当目的，也就是使人成为趣味的人。这种趣味的人在本质上正体现了梁启超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的根本特色，它指向的就是20世纪中国几代思想家所关注的中国国民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趣味”的终极目标也就是“移人”。“趣味”将“移人”的内涵具体化、人文化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趣味”与“移人”具有内在理论取向的一致性，它们既是审美中的学理问题，也是人生中的实践问题。通过“趣味”（“情感”）的范畴梁启超把前期以“移人”（“力”）为中心所展开的对于小说艺术感染力与社会功能的论释扩展深化了。梁启超前后期美学思想共同构筑了一个以趣味为核心、以情感为基石、以力为中介、以移人为目标的人生论美学思想体系。这个体系从前期更多地关注审美（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到后期更多地关注审美与人（人生）的关系，不管研究视野、研究重点、具体观点有哪些变化，其把审美视为启蒙的重要途径与人格塑造的重要工具的基本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可以说，终其一生，梁启超都不能算是一个唯美的美学家。（注：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一书侧重从梁启超的文学思想谈了这个问题。她认为梁启超的文学思想经历了由“文学救国”到“情感中心”的转变。但即使在突出情感、注重文学的审美价值时，梁启超也绝对不是个唯美主义者。在文学的有用性上，梁启超从来就不超脱。）梁启超的美学观既与传统的以教化为核心、主体丧失个性与情感的政教论审美理念相区别，又与旧式文人借艺术聊以自慰或寄情的所谓纯审美观相区别。梁启超美学思想体现了其对美的独特理解与创构，是关于美的尚实理性与人文理想的梁式化合。简单地用功利主义或超功利主义来概括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发展演化、臧否其美学思想的价值意义都是不科学的。我认为，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前后期发展并不构成思想的断层，而是一种主动积极的探索与完善。这种“变而非变”的理论风貌不仅蕴藏着自觉介入现实、追求学用相谐的内在一致性与统一性，也典型地体现出上个世纪之交先进知识分子追随社会步伐、努力求新求变的时代特征。同时，梁启超美学思想发展演化的轨迹也典型地浓缩了20世纪中国主流学术由社会政治理性向文化人文理性迈进的基本规律，浓缩了20世纪中国学术日渐向着自身本质回归的历史。

当然，梁启超美学思想也有自身的局限。前期，梁启超主要通过“力”与“移人”的范畴，强调了审美对象对于主体的功能。后期，梁启超则主要通过“趣味”与“情感”的范畴，既突出了审美主体的精神能动性，又将前期就已萌芽的对于主体心理能力的肯定无限地放大。这种思想特点使其美学思考呈现出既强调审美的现实使命又将美的实现基于人生实践中的精神实践的内在冲突，致其自身陷入现实与虚幻相交结的难以自拔的矛盾困境中。然而，任何思想文化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更何况作为人文科学的美学，更离不开具体的人的生存现实。相对于近代政治、民族、文化危机并至的特定历史条件，基于思想启蒙和精神改造的梁启超美学思想在本质上虽然是一种浪漫的玄想，然而对于苦难深重的民族和麻木庸怠的国民，它又是一剂不乏现实的精神强心剂。它把民众的改造视为民族前途的基本前提，鼓励大众挺起脊梁、热爱生活、潜心体味、开拓创造，把个体的有限生命融入到众生、宇宙的无限运化中，永远不放弃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热情与责任。这样的美学构想对于其孕生的时代，无疑在整体上积极意义要超过消极影响。而其中所潜蕴的对于美的人文价值意蕴的观照即使在今天仍具有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