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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艺术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其内容涵盖了人文、艺术、科技和经济等诸多领域。然而,若将设计艺术教育作为一项产业或事业来考察,就会发现它在现代的发展与兴盛,主要还是得力于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需求。我们只须回顾一下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的历程,便可明白科技与市场对设计教育事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这是由于:
第一,一切科学技术发明都有赖于设计的物化,使之成为方便、实用的产品或商品。从儿童玩具到航天飞机,从日常生活用品到各种高科技产品,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都离不开设计的参与。尤其是现代,随着新的设计理念及高科技手段的应用,使得设计与科技的结合更趋紧密。作为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之一,设计自身的“先进生产力”性质也日益凸显。因此,在以“科教兴国”的口号为标志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设计行业及设计教育事业受到空前重视就势在必行。
第二,设计的基本功能是为实用目的服务,它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设计的这一基本属性决定了它与商品经济的必然联系。在商品经济中,设计不仅能够以知识密集型的造物手段为企业和商品创造高附加值,而且在整个市场经济的运作中,还起着满足消费、引导消费和创造消费的巨大作用。近现代以来,由于西方“消费主义”和“废弃制”理论与实践的形成,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不仅成为企业的信条,而且成了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正是在上述市场经济、市场竞争、消费主义和对物质利益充分肯定的条件下,现代工业设计及其教育事业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并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地位。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国的设计教育事业在自身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也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高等设计院校陆续为社会各界培养、输送了大批设计人才,也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然而,正如人们用“双刃剑”的比喻来形容科技力量一样,现代设计及设计教育事业在取得辉煌业绩的同时,也日益暴露出自身的隐患,我们的教育观念和教学内容中渗透了浓厚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学生们一味追求实用价值,认为凡是有用的,能带来财富的,就是有价值的,就值得去学习和获取;反之,那些与实用价值相去较远的人文学科(如文学、史学、哲学、美学)和人文精神(如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对社会伦理、环境伦理乃至全球伦理的关注等等),则被视为可有可无之物,受到弃置和冷落。就总体来看,在高等设计教育中,那种追求短期效益的现象普遍存在,那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充斥于课堂内外,人们纷纷钟情于各种短线专业和实用课程,而对学术价值和人文精神则不再关心。面对市场经济和物质主义的巨大冲击,我们的设计教育将如何自处?这实在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课题。看来,我们实有必要对现行的设计教育(从教育方针到教学内容)作一个深刻的反思,其中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和强调则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二、“人文精神”辨析
如前所述,在目前这样一个历史转型时期,高等院校设计教育中普遍的浮躁现象和商业化取向导致传统的人文价值受到极大的挑战。为了匡正这一流弊,许多专家学者寄希望于人文素质教育,试图以此来提升人的精神品格,抵御功利主义的侵蚀。然而,对于“人文精神”的具体内涵,在一般大众中却乏人深究。人文精神是一个外来语,英文为Humanism,从字面上看是“人”的“主义”或学说。我们不妨将它视为一种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对象的思想,或者是对人的一种关注。人文主义思潮最初萌发于15世纪西方的文艺复兴,其原初形态大抵是源于一场反对宗教神学对人性的禁锢、提倡征服自然、寻求人生快乐、鼓励自由创造和争取个性解放的运动。
而作为一种主义或学说的明确提出,则是在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在启蒙思想家那里,人道主义理论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因此他们的这种人文精神带有典型的资产阶级特征。近些年来,西方更有人将个人主义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一道,并称现代社会的“三大特征”,以突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注。总之,西方“启蒙心态”所代表的人文精神目前已经成为现代人类文明最强势的意识形态,其影响已经由西方发达国家波及各发展中国家,成为判断现代人类社会状况的重要价值标准。在设计界,简单搬用西方“人文精神”的一个典型例证,是对“设计以人为本”之类口号的滥用。
就字面来看,这一口号提倡“一切设计都是为人服务”的原则似乎没错,尤其是当它在概念上将个体的“人”与整体的“人类”混为一谈时,就更具亲和与蛊惑的力量。然而,正因为这一口号在概念上的含混,就使得每个人都可以站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本位立场,将“以人为本”读作“以我为本”。于是,在这面大书着“人”而实为“我”的大旗下,人们便可以理直气壮地展开一场为满足私欲而进行的角逐,而设计则成了这场“消费主义运动”的助推器。至于这场运动给人类文明带来的灾难,诸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能源耗竭、信仰危机、伦理失范等等,已然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此不劳赘述。留给我们的问题只是:为什么一个标榜“以人为本”的、在主观上极具人文关怀的运动,到头来反倒成了戕害人类自身的祸首?对于这个关乎人类命运的问题,目前许多人文学者都给予极大的关注,并试图对之作出解答,其中亦不乏有益的见解。例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就提出,是否可以用中国传统文化(例如儒、道、佛)中的人文精神,对西方的“启蒙心态”进行反思、批判,甚至弥补和重新建构?杜先生认为,这种思路可行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西方的人文精神站在“以人为中心”的立场,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冲突,以对自然的征服、破坏和攫取为主要特征。在这一观念影响下,近代以来,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机制遭到严重破坏,例如空气的污染、水资源的恶化,以及其他资源的破坏等等,已达怵目惊心的地步,十分令人担忧。然而,在中国古代,儒、道、释各家都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有益智慧,如儒家的“天人合一”观点,道家的“人与万物为一”的观点,佛家的“众生平等”、兼善、戒贪欲等等观点,都是值得现代人类汲取和借鉴的宝贵精神遗产。
第二,西方的人文精神强调以个人为中心,鼓吹个人利益至上,实际上是撇开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把人当做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来考察立论的,它体现着一种缺乏沟通的狭隘与自私。而在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中,除了“仁者爱人”的兼爱精神外,还有一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沟通理性,即把人当作人际关系网络上的一个中心点。在这个网络中,每个人或每个局部的利益都要取决于它在这个网络中的“上下文”关系。比如,就家庭而言,个人是私,家庭是公;就社会而言,家庭是私,社会是公;就国家而言,集体是私,国家是公;就全球而言,国家是私,全体人类是公,如此等等。当个体或局部的私利与全体的公利相冲突时,不是孤立地强调一方无视另一方,而是积极地寻求二者利益的协调、和顺与一致,从而在最大的限度上去谋求绝大多数人乃至全体人类的共同利益。显而易见,在这种沟通理性和兼爱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文精神,显然要比西方启蒙心态的“人文精神”来得更全面、更兼容、更通达、更辩证,因此也更加博大而完备。现代人类只有秉持着这种具有沟通理性的涵盖性的人文精神,才有可能协调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等关系,才可能建立起环境伦理和全球伦理的新秩序。①
三、批判与建构——对人文素质教育的思考
我们从以上的反思与辨析中,大体可以明白这样两层意思:在现代艺术设计教学中,只讲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不讲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不行;但是,如果不加分析地简单照搬西方“启蒙”以来的“人文精神”用于我国的教学实际,也不行。
本文认为,要想有效地抵制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的侵蚀,纠正当前设计教学中的隐患与失误,还需有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的应对措施。首先,应当加大设计教育中的人文学科(包括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等)选修课程的课时比例。在我国高等艺术院校中,由于招生时对考生的文化课成绩要求很低,新生入学时的人文基础知识一般比较薄弱。因此对入学后的新生及时进行人文素质教育就显得十分必要。在海外及港台地区,人文素质教育被称为“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它旨在通过各种人文知识教育和其他多元化的实践方式,来达成人的全面发展。它的使命包括:补缺、纠偏,摆脱功利主义的狭隘与浅薄;整合、贯通,由知识的学习渐臻智慧的领悟;超越功利,超越“小我”,弘扬新的具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②人文素质教育实在是疗救功利主义的一剂良方。其次,在设计专业课的教学中,应当注意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与渗透。
艺术设计教学除了在公共选修课中讲授人文文化知识以外,还应将相关的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融入设计专业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中去,使二者成为有机的整合。比如,在讲授商业广告课时,教师可以结合广告的意识形态功能,来强调广告人应该负有的社会责任与商业道德;在讲授公益广告课时,教师可以结合社会公德、环境伦理和全球伦理等方面的问题(如环境保护、反对战争、维护和平、预防艾滋病、关心残疾人等等),布置一些设计课题,让同学们通过作业实践,深入思考这些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以培养他们的爱心、责任感与情操。而在服装设计、陶瓷设计、书籍设计等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则可以随时穿插讲解一些人文文化知识和优秀的人类文化遗产,以增强学生的人文修养和对历史文脉的把握,从而使他们能够在设计实践中融入更多的人文内涵。
当然,对这些课程的具体操作及讲授内容的深浅优劣,还要取决于任课教师的素质与水平,因为教师毕竟是实现教学目的的关键一环。再次,除了在课堂上加强人文知识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育以外,还应通过各种讲座、论坛、报刊以及其他舆论形式,在大学校园中唤起对商业化及功利主义的警觉意识,建立起对各种流行思潮的批判性思考。从历史上看,各国的大学均不同程度地扮演了“社会良心”的角色,因为,大学是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中地。由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他们不属于任何特定的经济阶级,知识和思想是他们唯一的凭藉,所以他们才能坚持自己的思想信念,以独立不羁的精神人格,对各种社会现象持客观的批判态度。在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中,就强调大学应当独立而充分地就各种社会问题发表意见,“通过不断分析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趋势,增强批判功能和前瞻功能,并成为预测、警报和预防的中心。”④
当然,我们所说的大学的批判,其性质有别于流行的传媒观点和市井牢骚,它是一种建立在人类社会主流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具有严肃的学术精神和学理支撑的批判形式。面对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庸俗化、功利化思潮,只有充分发挥大学的批判功能对其进行抵制和清理,才有可能在校园中重新建立起一种健全的、富有涵盖性人文精神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从而给大学生的人生观以正确的导向,使他们成为既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又有健全的人格和人文素养的高质量的人才。总之,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我国高等设计教育和其他学科的教育一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在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实用性和学术性之间寻求合理的张力并重塑大学的社会形象”这对所有的教育者、研究者和决策者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考验和现实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