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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还需要废话?纯属废话。
我相信,不少人在看到我这个论断时,会产生如上的想法。不急,且听我慢慢道来。
“据说,一位西方的汉学家,在看过许多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后感慨,中国的小说都是些故事提纲。这话让人惊醒。故事提纲云云,不过是说中国的小说写得太粗、不丰腴。原因或许还有别的,‘没有废话’肯定是其中之一,说不定还是最主要的。
道理很简单。正经话,谁说都是一样的,只有在那些废话里,才能显出各自性情的不同,才情的迥异。语言的艺术,就是如何把看似无用的废话,说得有滋有味,委婉动听。”
这是韩石山先生在《他是怎样写作的》一文中,评价章克标先生的30万字自传性质的巨著《世纪挥手》时,写下的一段话。其实,讲课本来就是一种语言艺术的展现。所以,讲课也是需要讲废话的。
还记得,听过一些朋友的课,内容很严谨,严谨得都扎不进一根细小的针。确实,我很佩服朋友缜密的思维和逻辑。可是,我却发现学生们大都在神游八荒。课后,我问学生原因。有学生坦白,没意思。后来,我就想,如果文学只剩下了严谨,大概是没有什么兴味了。看来,语文课是需要废话的。话又说回来,并不是所有的废话都适用于所有的课。这,应该算是一个废话艺术的问题了吧。
首先,讲废话需要适时。这个适时,应该是在学生精神疲惫的时候。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一个人大脑长时间处于高度集中、紧张状态,势必会造成身心的疲惫。这种疲惫,能影响他们接受知识的心理水平,造成麻木。此时的废话,既可以不影响他们学习的正常进度,使其大脑得到暂时的休息;又可以使学生长久的有意注意,变成无意注意。他们的身心,便得到了有效的调节。这个适时很重要。
记得,上大学时,我的一位老师,第一节课就带去了很多药,并排放在了讲桌上。我们很好奇,以为中文专业改成了药理学研究。接着,他就开始了废话。他说,他有许多病,能坚持上课,已实属不易,云云。是让我们学习他的这种以学生为重的精神吗?课后,我们议论纷纷。尽管,我们同情他的病痛。我想,如果老师在另外的、适当的时候讲这些,效果大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到现代文学大家鲁迅。鲁迅有一个多愁多病之身———当然是为了祖国、人民的命运、前途愁的。可就是这样,他还打趣:雪后,吐过半口血,有两个学生搀扶着,去赏腊梅。然后,就可以说到自己,把早已准备好的药,放在桌上一字排开,说自己也如鲁迅,有多病之身。不过,倒是这两年为养家糊口做学问、累的。我估计,如果这样,那么学生以后对你可能多了一些体贴、少了一些厌烦。
其实,很多老师画虎不成反类猫的举动,学生是很厌烦的。所以,老师的废话应该在恰当的时候,应该在学生需要听废话的时候。
其次,讲废话还要适地。特别是语文老师的废话,应该注意讲在适当的地方。讲课的时候,什么地方讲废话,应该由教师随机决定。这个应该决定于自己平时的知识和素养积累。比如,你侧重的是对文章语言艺术的感悟。那么,赏析到文章的语言时,不妨多说些多余的话。如果你侧重的是文章思想意义的挖掘。那么,你应该在分析思想时多说些康德、黑格尔、斯宾诺沙、尼采之类。于是,学生也更领悟了你的风采。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你与学生才会有灵魂对话的产生。这是多好的主体间性的教学阐释啊!还记得,张爱玲是不喜欢讲废话的。友人描写过她在美国晚年的生活,应该叫“昼伏夜出”。原因就是她不想跟别人多费口舌。和无聊的人说些无聊的事,实在是无聊的举动。所以,张爱玲干脆昼伏夜出。看来,讲废话还得在适当的地方。
我想,这个地方应该是最能展现自己个性的地方。如韩石山先生说,在废话里能见自己的与众不同。有些语文教师,讲课有个性、有风格,大概说的就是这些吧!最后,讲废话还要针对适当的人,即适人。曾经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对牛弹琴”。他说,这种状况的出现,也应该把错误放在弹琴者身上的。因为,他们只顾弹琴,忘记了听琴的对象。学生有年龄的差异,也有个性的差异。教师的废话,应该是在研究好你的听话对象的基础之上的。
比如,对待大学生,你可以讲些蔡元培办北大怎样兼容并包;刘伯明办东南大学如何鼓励学术自由。所以,北大有新派的胡适、陈独秀,也有守旧的辜鸿铭。东南大学则养育了一心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学衡》诸君,如吴宓、梅光迪、胡先肃等学问大师。但是,对待小学生,你最多讲些高斯、爱迪生、爱因斯坦小时侯的故事,或者讲讲牛顿怎么思考苹果从树上落下的问题等,就行了。
人的一生,如果以75年计算,大约有27375天。真正重要的、非说不可的话能有多少呢?人们一生中说过的话,大约有90%的废话吧!怎么把废话说得艺术、好听,从小处说是使生活的气氛更和谐、融洽,从大处说是在延长人类的寿命。看来,语文教师的废话,还应该继续讲下去,并且还有越来越艺术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