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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的相似性
罗伯特•彭斯是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用苏格兰方言书写诗歌,歌唱民主、自由的思想,歌颂故国家乡的秀美,抒写劳动者纯朴的友谊和爱情。《我的心呀在高原》(MyHeart’sintheHighlands),《一朵红红的玫瑰》(ARedRedRose)和《友谊地久天长》(AuldLangSyne)是彭斯乡情、爱情和友情的“三个代表”。彭斯的《我的心呀在高原》充溢着浓浓的乡情,归纳起来就一句话:“我的心呀在高原,别处没有我的心!”(Myheart’sinthehighlands,myheartisnothere)。他用了五个“再会吧”(Farewellto)的排比句式,烘托出故园难忘之情,让人不禁想起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张明敏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唱响的《我的中国心》与彭斯的《我的心呀在高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诠释了爱情的永恒真谛,“我心爱你永不渝,直到四海海水枯;直到四海海水枯,岩石融化变成泥”(AndIwilllovetheestill,mydear,Tilla’theseasgangdry.Tilla’theseasgangdry,mydear,Andtherocksmeltwi’thesun)这不就是中国成语中的“天荒地老,海枯石烂”吗?彭斯的《友谊地久天长》是对友情的千古绝唱,成为电影《魂断蓝桥》(WaterlooBridge)的主题曲。
这首歌,在很多西方国家,通常会在除夕夜演唱,象征着辞旧迎新,而在很多亚洲的学校毕业礼或葬礼中,则象征告别或情感的结束,其中文版本的主调更具有感伤的色调。诗歌的第一节“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怀想,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Shouldauldacquaintancebeforgot,Andneverbroughttomind?Shouldauldacquaintancebeforgot,Anddaysoflangsyne?)连续用了两个修辞性问句(rhetoricquestion),强调朋友间旧情难忘,让人颇感荡气回肠。“友谊永存”(auldLangsyne)在整首诗歌中起到叠句(Refrain)的作用,仿佛在欣赏一首《阳关三叠》,从而让人不由得想起琴曲《阳关三叠》的来源,唐代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诗中写到,“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诚如《友谊地久天长》所言,“让我们来举杯畅饮,友谊地久天长”。
修辞的相似性
“语言和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方法,全世界都强调以明喻、隐喻、排比、对偶、复叠、仿化等形式来进行描述,但这无一不是以相似性为基础的。”[3]13-14威廉•华兹华斯以《抒情歌谣集》(LyricalBallads)确立了其作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奠基人之一的地位,而《咏水仙》(IWanderedLonelyasaCloud)是其浪漫主义思想的扛鼎之作。《咏水仙》共分为四个诗节(stanza),其韵式(rhymescheme)为“ababcc”,行文安排应合了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赋比兴”的修辞表现手法。《诗经》中的“赋、比、兴”这三个概念最初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相传为孔子弟子子夏所作的《毛诗序》也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赋。”唐人孔颖达《毛诗正义》对《诗经》中的“六义”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说:“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赋”是一种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绘与叙述,来表达主观思想感情的叙事手法。郑玄《周礼•大师》注:“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朱熹《诗集传》:“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诗人写诗,往往把赋、比、兴三种手法交叉使用。《咏水仙》的第一、二和三节是“赋”中有“比”,具体分析如下:我好似一朵孤独的流云,高高地飘游在山谷之上,突然我看到一大片鲜花,是金色的水仙遍地开放。它们开在湖畔,开在树下,它们随风嬉舞,随风飘荡。
这一节着重描写黄水仙的“众”与“乐”,与诗人的“孤独”形成鲜明的对比,也说明了黄水仙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之精神,诗中运用明喻的修辞手法,把自己比喻为“一朵孤独的流云”(lonelyasacloud),而黄水仙却拟人化为一群小精灵。它们密集如银河的星星,像群星在闪烁一片晶莹;它们沿着海湾向前伸展,通向远方仿佛无穷无尽;一眼看去就有千朵万朵,万花摇首舞得多么高兴。粼粼湖波也在近旁欢跳,却不如这水仙舞得轻俏;诗人遇见这快乐的伙伴,又怎能不感到欢欣雀跃;我久久凝视却未能领悟,这景象带给我的精神至宝。在这两个诗节,诗人继续用明喻的手法描写黄水仙的“众”,“它们密集如银河的星星,像群星在闪烁一片晶莹”,同时还用比较的手法,把“粼粼湖波”和黄水仙的欢乐对比,前者明显不如后者之乐。目睹此情此景,诗人“遇见这快乐的伙伴,又怎能不感到欢欣雀跃”,让人不由得想起李白的《月下独酌》中的诗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我久久凝视——却未能领悟,这景象带给我的精神至宝”导出了诗人之“兴”。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进一步发展,他在《诗品序》中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应该有诗味或“滋味”,把文学的感人与文学的相似性思维联系起来[4]。后来多少次我郁郁独卧,感到百无聊赖心灵空漠;这景象便在脑海中闪现,多少次安慰过我的寂寞;我的心又随水仙跳起舞来,我的心又重新充满了欢乐。最后这一诗节,是整首诗的“兴”的部分,在诗人的沉吟和思考中,表现了诗人享受于回味自然美景带来的精神愉悦,这也符合华兹华斯推崇的诗歌体现主观感受的理念,“这景象便在脑海中闪现”Theyflashuponthatinwardeye)便是一种诗人特质的相似性思维。
结语
中西各个文学理论派均认识到相似性在知觉、记忆、认知和思维活动中的重要性,可谓没有模仿就没有文学,包括对生活和对别的作家的模仿。此类模仿与美国超验主义鼻祖和美国精神之父爱默生在其《论美国学者》(TheAmericanScholar)中所言的“模仿是自杀”(imitationissuicide)意蕴不同:文学中的模仿是“形似而神不似”,而爱默生所言的模仿是精神层面上的相似。相似性思维不但有认知的意义,也具有创新性。正是因为文学具有相似性,中西文学才具有可比性、可读性和启发性,才能在读者心中产生“共鸣”(echo)而非“共振”(vibration),这就是朱光潜先生所提倡的“移情说”(empathy)。
作者:吴文南单位:闽江学院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