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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期的中国古代音乐教育是怎样的存在形式,我们今人已无法准确地考察。因为时隔久远、扑朔迷离,很难一言以蔽之。但依据现存的音乐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提供给我们的资料,我们可进行一些研究推测。根据音乐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大概新石器时代就有可能产生最初的音乐教育行为。
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音乐教育从萌生、逐步定型到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现存音乐文字资料中,有关音乐教育最早的记载,是五帝时期的“成均”之学,而“成均”之学又是以音乐教育为其主要教学内容的,故可以说“成均”之学是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源头。夏商时期,标志着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开始。这个时期比较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除保留了“成均”外,又有所谓“殷尚声”之说,并特设“瞽宗”这样新的音乐教育机构。不过,当时的礼乐内容偏重于祭祀、宗教、习礼方面的内容。
到了周代,虽说礼乐的应用范围没有超出上述范围,但却更注重伦理、礼制等政治思想方面的需求。西周时,其教育政策则是根据宗法制度的需要而制定的,提出以“明人伦”为教育目的,并以礼、乐、诗、书相辅,文艺的样式较以前有了很大发展,当时的“乐”是与歌、舞、诗等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当时的统治者很重视礼、乐的教育作用,其音乐机构也是相当的庞大。据史料记载,我国古代音乐教育到周代初,已建立了音乐机构一大司乐。它的职能是音乐教育,承担着培养贵族子弟:世子、国子和学士的音乐教育任务,并按一定的学习程序进行。单从音乐教育方面看,大司乐是我国古代第一所音乐学校,其设立的目的是配合礼乐制度,维护周王朝的最高统治。此外,大司乐还有两个职能,一个是严格行政管理,另一个是音乐表演。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者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风谕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可见音乐教育在我国周代的教育中是一个基本的内容。
我国古代用以造就人才的教育科目中有六艺之说,即礼、乐、射、御(驭)、书、数。文献中写道“保氏掌谏王恶;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③及“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造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④然而,把乐列为教育的内容之一,并不是由哪一个人凭空制定的。这表明,一方面,音乐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无论是乐器种类还是乐的理论,和乐的制度都是比较完善的,是取得较高成就的一种艺术形式;另一方面,音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应用很普遍,从天子、大夫、士的各种礼仪、飨宴等活动,到庶民欢庆丰收、农事乞雨、婚丧祭祀等事宜均用乐,可见它的存在对人们是多么的重要。由此来看,把音乐列为教育的内容也是必然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学术文化逐渐走出了贵族的圈子,扩大到下层中去,并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涌现了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在我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儒家的音乐教育。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开山祖师,他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言教奠定了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他的身教开创了我国古代教育实践先河。
孔子作为思想家,不仅表现在他对政治、教育、哲学、伦理学等知识领域的精通,而且也反映在他对音乐的独特见解和实践上。他继承夏商西周以来的乐教思想,主张礼乐并重,认为人格完善的境界,只有通过“乐”才能达到,所以他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⑤的教育思想。他对音乐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和教育价值的认识,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他对音乐的重视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对音乐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他能唱歌、鼓瑟、弹琴、吹笙和击磐。“孺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⑥“孔子即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与笙歌”。⑦“子击磐于卫”⑧等,都记述了孔子的音乐实践活动。“子与人善歌,必使之反之,而后和之。”⑨另有,“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十日不进。师襄子日,可以进矣。孔子曰,‘五巳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又问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又问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人也。’又问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⑩上文中“曲”与“数”指的是技术问题;“志”则指形成一个乐章的精神;“人”却是呈现某一精神的人格主体。由此可见,孔子的音乐实践是由技术而深入于精神,进而把握到这种精神,同时可以看出,一个伟大艺术家实践活动的过程。因而,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也是以他音乐实践为前提的,故而进一步阐发了他的音乐教育主张。他认为音乐具有强大的政治作用和强化功能。他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11”强调音乐有改善社会风俗的作用。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12他自己办学,弟子达三千人,在其教育中,音乐教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切都说明孔子看到了音乐的社会功能作用。总之,孔子重视音乐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安定的政治局面,最后达到由乐观政、知政以至治道的政治目的。
孔子之后,孟子和苟子是儒家思想的两个代表人物。他们不但赞成孔子采用的教育科目,而且也认为音乐对于人的性情具有陶冶功能。孟子说:“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是可以也?恶可以,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13,与苟子的“语言是其志也”……“乐言是其和也”14,夫乐者,乐也,人性之所不免也,故不能无乐”15等主张都表明了他们对音乐教育的基本看法。总起来看,儒家的音乐教育思想注重个人的身心修养,其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则是根本。但不管怎样,儒家的音乐教育主张和思想,对后世乃至今天的我国音乐教育都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另外,在先秦诸子中,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有过非乐的言论,这些言论在墨子的《非乐》一书中。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也有过否定音乐的思想,主要存于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的《齐物论》中。他们的这些言论和思想,既不意味着否认音乐的存在,也不表明他们否认音乐艺术的魅力和音乐教育作用。
我国古代的音乐教育,由于春秋时的孔子继承夏、商、西周以来的音乐教育的先进经验,并且在自己音乐教育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和发展,使我国古代的音乐教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文化也由此而获得“乐感”文化的美称。然后,由于种种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所致,在其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我国的音乐教育却逐渐衰退了。怎样认识我国音乐教育衰退的这一历史现象,一直是人类文化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但不管怎样说,先秦的音乐教育主要是强调其社会功能作用,这一点是能够得到认同的。因而可以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以及音乐社会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体现出的功能也在转变,音乐教育也会有所变化,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春秋战国之后,秦始皇统一天下,形成了中国大统一的秦王朝。统治阶级一方面要“存天理,灭人欲”以维持社会的高度稳定,另一方面在统治者自身又要纵情声色,花天酒地。而以教化为目的、以雅乐为内容的乐教,显然是不符合这一要求的,礼教逐渐取代乐教。作为统治阶级的礼,其根本目的是“灭人欲”,是“使之复欲而不乱”,这与音乐“生于人心者也”的本质从根本上是对立的。由此可见,音乐教育在秦代没有得到很大发展。
汉代的董仲舒尊孔重儒,在教育思想上也承袭了儒家的观点。他认为:“仁、义、礼、乐缘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16很显然,其“变民风化民俗”是教育的结果,而做到这一点,则必以仁、义、礼、乐为工具,董仲舒选用“六经”作为教材,并论述了它们的长处。但他相信天人感应,认为天道可以主宰人事,认为人事与自然界的变异有密切关系。他的天人感应说应用在音乐上,使儒家的音乐思想带有神秘化的色彩。“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17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在音乐教育思想方面有所创见,他认为礼、乐可以调节人的性情。他说:“性情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18但大规模的音乐教学活动则是在乐府中进行的。汉乐府的主要任务是演出、创作、搜集民歌和训练乐工等。因此,乐府具有表演创作、教育、体察民情、保存史料等多功能综合性官府附属机构,也是西汉最重要的音乐教育研究机构。也是西汉乐府最重要的教育研究机构。以西汉乐府领导人、杰出的音乐家李延年为代表的千人之多的乐师、乐工,对促进古代中国的音乐及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魏晋以后,虽然有一些学者谈到诗教、乐教的问题,其中也有一些真知灼见,但无论就其理论深度还是就其对后世的影响而言,都不如先秦诸子。但值得一提的是,音乐教育在宗教领域中;找到了自己生存、发展的道路,并发挥着重要的教育职责。宗教音乐机构,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造就了一大批训练有素的音乐人才。他们在教学方法、教学原则及教学内容的改革方面,都有许多可贵的见解,并且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这一时期与邻国的音乐文化交流,对音乐教育的发展亦起到了很大作用。
隋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从建立到灭亡只有37年的时间。然而,隋朝的建立实现了南北统一,结束了从东汉末年以来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此后,国家的统一成为我国中后期封建社会的主要潮流,音乐文化的发展随之步入极其辉煌的阶段。隋朝统治者创立了音乐教育机构一“教坊”在继承魏晋南北朝以来各方面的音乐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七部乐,九部乐”的宫廷音乐体制,将音乐文化的发展建造在多民族音乐并存的基础之上。这些开放性的文化政策,不论统治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起到了推动我国封建社会的音乐文化朝着世界性规模的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方向发展,其历史意义是不能低估的。隋代音乐的发展,为唐代音乐教育的兴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的音乐教育重点还在官府。主要有:大乐署、教坊(内教坊)、梨园与小部音声等。大乐署是太常寺下属的音乐教育、表演机构,内设若干乐师执教,主要担任乐工、乐伎的考试和训练,并组织他们参加各种不同场合的演出。教坊,是管理教学、领导教习人员的机构。教坊的教学任务十分繁重,教学内容丰富多彩,即有歌舞、器乐,也有散乐等。梨园,有内廷梨园和宫外梨园之分,都是培养、选拔音乐人才的教育机构。内廷梨园是唐玄宗亲自执教的地方,主要内容是传习“法曲”。小部音声,是梨园法部特设的一个音乐“少幼班”,是在唐玄宗亲自倡导下设立的。“小部者,梨园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以下。”19设立“少幼班”的目的,是为唐代音乐的稳步发展和统治者的需要,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基础,并与其他音乐机构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音乐教育体系。
宋元时期的音乐教育与唐代的音乐教育形式上大致相同,基本上是唐代教育体制的沿袭,无论是官学、私学,还是社会音乐教育方面都没有突破性的发展。这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社会条件及统治者对待音乐事业的态度有直接关系。唐时的教坊、大乐署、鼓吹署等音乐教育、表演机构,都被宋继承下来。其教育目的、教学制度、教学管理及内容诸方面与唐代相比,规模差不多,但质量却不如唐代。但随科学技术的进步,音乐书籍的刊印,乐律学理论的完善提高,乐器制造水平的提高,这一切都为音乐教育事业向科学化方向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值得提到的是宋代学校音乐教育方面的经学大师、教育家胡瑗。他是当时音乐教育最积极的倡导者,在他从教的40年中,始终对音乐教育十分重视。宋代书院里的教学活动也很积极。书院是宋代产生的一种新的教育组织,是以自学为主,教师辅导为副的私立性学校。明清两代在文化教育制度上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音乐教育从整体上说,较之唐宋时期有所衰退,学校音乐教育的地位受到排挤,教学内容受到削弱。但在明初的少数地方学校的课程设置中,乐教的内容又重新提到日程上来。“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数。”20但好景不长,到洪武中期,乐教的内容又被取消。自此以后,除蒙学还保留较少的“歌诗”内容外,其他学校中的教学内容则很少涉及乐教,学校音乐教育处于萧条的地步。至此,中国古代的音乐教育到了极其衰微的境地。
通过以上我们对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发展的粗略梳理,不难看出,上古时期的中国音乐教育是极其光辉灿烂的,其中许多闪光的音乐教育思想仍给今人以深刻的启迪。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说:“儒家真正的艺术精神,自战国末期已日归湮灭。”21音乐丧失其教育功能,也丧失了其在乐教中的重要地位。历代宫廷中的音乐教育,实际上也是为了统治阶级享乐以及其政治统治目的而专门设立的音乐教育。孔子以音乐教育为中心的乐教遗风,在后世虽然有所延续,但只是一种丧失掉生命力、僵化的传统乐教的形式,在乐教中,随诗的普遍流行而取代了人对音乐的要求。
总之,对于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发展,我们很难作出一个全面准确而概括的结论和评价。就其音乐教育的本质来说无论在人类社会的哪一个历史时期,都是社会情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音乐在社会情感教育中的社会功能作用又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或者是一种社会形态正在形成的过程之中,音乐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古代以音乐为中心的各种礼仪庆典活动,不仅是一种礼仪,而且还是一种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而且还是一种社会规范或制度。但不同社会形成之后,音乐教育的发展状况则取决于统治阶级的需要。这一点在我们上面的叙述中已得以证明。而音乐教育的兴盛与衰亡,也正是由于音乐所具有的鼓动人心的感召力,与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的利益和矛盾而决定的。即使在历代的宫廷中有过大规模的音乐教育现象,然而这种音乐教育也仅局限于为统治阶级的享乐和统治服务的,而很少认识其社会价值。这种音乐教育中已没有孔子乐教中完善人格的艺术精神,而仅局限于一般技艺的层次,是一种专门化的技艺传授,而不是人格修养的审美教育。但无论如何,由孔子推至高峰的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在人类的音乐教育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辉,它为世界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8-119页
②《思辩哲学新探》王树人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第1页
③《周礼·地官·保氏》转引自《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修海林编著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年9月
④《礼记·王制》转引自《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修海林编著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⑤《论语·泰伯》、《中国古代乐论选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出版
⑥《论语·阳货》、《中国古代乐论选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出版
⑦《礼记·檀弓》、《中国古代乐论选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出版
⑧《论语·宪问》、《中国古代乐论选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出版
⑨《论语·述而》转引自《中国古代乐论选辑》第11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
⑩12《史记·孔子世家》转引自《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料注译》,蔡仲德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年
1113《论语·李氏》,《中国古代乐论选辑》第10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⑩《孟子·离娄章句上》、《礼记·王制》转引自《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修海林编著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14《荀子·儒教效篇第八》、《中国古代乐论选辑》第10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
15《荀子·论乐篇第二十》,《中国古代乐论选辑》第10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
16《汉书·董仲舒传》。《中国古代乐论选辑》第10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
17《春秋繁露·同类相勋》转引自《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修海林编著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18《论衡·本性篇》中国古代乐论选辑》第10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
19《大真外传》转引自《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修海林编著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20《明史·卷六十九》转引自《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修海林编著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21《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著春风文艺出版杜1989年版第34页
内容摘要:本文对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粗略的考察。从远古,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到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再到隋唐。宋元,明清的音乐教育的发展脉络;对中国音乐教育在历史的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利弊得失进行客观的评价,可给人们提供一个借鉴。学习的对象。
关键词:音乐教育六艺儒家思想乐致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