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传统文学中的行上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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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描摹在汉赋中有容量的扩充。汉赋铺张扬厉的格局，直欲包揽宇宙万物，体物浏亮，极力追求形象的逼真再现，是其艺术特色。这样的创作涵量下，山水自然被扩大特写，例如司马相如《上林赋》、张衡《南都赋》，皆有以工笔藻绘状景的篇幅，充分发挥汉赋“铺采擒文，体物写志”的特质。汉赋虽有许多宫廷苑囿和游猎宴乐的叙写，这些铺陈中也置入了“游”的活动，然而，直至倡言高蹈风尘的乱世，文人在游仙的心态中意外发现山水的媚姿，始着意加以描摹。“庄老告退，山水方兹”，山水意识胚蕴成形，方能衍生美学意义的观览，然这却是在魏晋之后才更加清晰的。作为一种书写文类，山水的面目于焉始渐明朗。魏晋时期多有名士与僧道交游的情形，或访宗教名山，在游览山水中契道。由于天下分裂，南北交通受阻，士人就近郊游览，甚至搭盖精舍和私人林园，开发“再造自然”。《世说新语》载：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康僧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乃闲居研讲，希心理味。栖止于林园，也可以领受濠濮之趣，显示魏晋人已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认同“游”予人身心的涤荡。文士常因生活调性、思想广度和文化素养相似，彼此交游往来，诗文酬答。汉末邺下诗人集团的宴集是然，他们表述了及时行乐和企慕仙界的心声。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上巳节，王羲之集名士于会稽山修禊宴集，一觞一咏间，将优游至乐化为文字：“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兰亭集序》王羲之除仕之后，“与东土人士尽情于山水之游”，从山水中认知天地，歌咏优游之乐：“寥朗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兰亭诗》，在崇山峻岭、清流激湍中畅叙幽怀，证悟了艺术的精神，隐然有宋人记游兼议论的先声。

形上之游

“实境之游”行迹的迤逦动线，淬炼了游者的内在心灵，而心灵的轨迹，却可以不受有限行踪的制约，任凭心神飞驰，万里遨游。“形上之游”便属于这种虚拟的经验，超脱现实的想象是其翱翔的双翼，在山水记游文学蔚为一大门目之前，这类的旅游就已经存在。这种型态的“游”往往跨越现实条件的藩篱，并对应主体的特定心境，甚至有其文化内因。文学史上的形上之游可以约略归为数端，首先是庄子的《逍遥游》。《逍遥游》之“游”应是一种精神存有的型态，主体的精神获得高度解放，因而得以逍遥游乎天地六合，人生也可视为一场大“游”。再者，则是被窘迫的现世挤压而启动前往他境的旅游。这类的形上之游反衬现实的成分较为浓厚，将所向往的图像置入虚拟的他境，个体以心灵遨游的方式补偿现实的挫败，游览时的逍遥是暂时性的。此类文学以屈原的《远游》为代表，并成为后世“游仙”文学的祖源。而穿梭于虚、实、眠、觉的“梦游”，揭露了主体的精神状态，也和现实经验有一定程度的对照，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即是一场富有象征意义的梦中的游历。心灵状态既可决定“游”的质量，透过想象的作用，亦能产生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虚拟经验。陆机《文赋》和刘勰《神思》关于文学创作的美学论述，剖析了创作过程的心理活动，赋予“游”另一层面貌。神思驰动，驱策笔毫，得以笼天地万物于方寸之间，这类的“游”已是艺术美学的范畴。在分析苏轼的记游文学之前，有必要回顾形上之游在文学史上的重要类型。以下就这数种类型和主要的作品稍作分析：

（一）庄子《逍遥游》的双重意义

“游”多含有嬉游的成分，在实际游览的过程中，个体的心灵状态是决定旅游效验的关键。外在观游所见，会牵动内在观省，决定此趟“游”的差异。因此，以精神自主的形上之游为体，才能使主体的实境之游获得“游”应有的能量，无往不乐，这个本脉可上溯庄子的《逍遥游》。《逍遥游》描擘了无忧的境界：“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①《庄子》探讨在广袤的宇宙中，渺小有限的个体如何自我措置的问题。庄子的哲学可以“游“一以贯之，而“游”有两种意义：“人生百年”和“自由”，庄子皆以“游”作为比拟。对于不满百岁的生命，旅游，是短暂的出走；但向现实告一段假之后，终是要回归常轨。然而，对比无穷蔓衍的时、空间轴，人所寄寓的形体是如此微渺，彷佛在电光石火的瞬间，就走到此生的终章，而此有限身又往往有无穷苦。这是一场等同于生命长度的旅程，却往往伴随偌大的苦闷，人又应该如何找到自己的归属坐标？徐复观如此解释庄子的“游”：心的作用、状态，庄子即称之为精神；即是在自己的精神中求得自由解放；而此种得到自由解放的精神，在庄子本人说来，是“闻道”，是“体道”，是“与天为徒”，是“入于寥天一”；而用现代的语言表达出来，正是最高的艺术精神的体现；也只能是最高的艺术精神的体现。庄子把上述精神的自由解放，以一个“游”字加以象征。一个凝滞的心灵，只能在感官所及的领域泅泳，现实环境一旦随际遇而被折磨，世界也就萎缩了。唯有宣告精神独立，上达至天，下放于地，与宇宙的时空间轴力求迭合，才能对现实的束缚免疫。这是一种无累于现实的自由能量，得以拥有“游”的能力；精神自由解放，才能使“人生百年之游”有所超脱。庄子认为“无所可用”是精神解放的条件，“用”是社会所决定的价值，一旦被世俗奴役，斧斤伐之的命运就尾随而来了。庄子观察现实，认识到个体的有限，产生悲剧意识；相对于此而发展出“逍遥游”的观念以反制束缚，用“游世”的至乐消化在世不可抗力的悲剧②。魏晋是老庄思想胜出的另一个高峰时期，社会秩序崩解，士人欲思遁逃，或避居山林，或清谈玄游；究其根柢，还是在被极度压缩的现世生命中，追求精神的解放，找寻安顿自己的方法。这一场百年的人生之“游”，必须建立在形上的“逍遥”，否则只能在外物的拘执下走到旅程终点，精神终究是无法安顿。回溯文学史，身心受到震荡的文士往往从道家思想找寻支持。庄子的《逍遥游》是建立在松散人际关系的绑缚之上，因而成为士人的精神浮木。《庄子》是苏轼思想的重要构成，以庄子《逍遥游》为代表，追求精神自由和安顿的生命态度，也成为苏轼超越的根源。在晚年的岁月，苏轼对人世百年之游的本质有更清楚的认识，也更得见其对《逍遥游》精神的内化及实践。

（二）屈原《远游》的仙境周流

游仙诗作为中国文学一抹特殊的色彩，贯穿各个朝代，在动荡晦暗的时局下，更成为文人共同的声音。就这个层面而言，屈原的《远游》篇当可定位为游仙文学的始祖。在时间、空间的双重压迫下，人的心灵特别渴望超脱现实，求得短暂的解脱，并将想象投射到潜意识的理想世界。关于屈原远游的动因，王逸《楚辞章•远游序》云：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铺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怀念楚国，思慕旧故。①“妙思”也就是超现实的幻想，通过幻想，而有“托配仙人，与俱游戏”的仙境周流，可知这是未临实境的虚拟之游。屈原不堪“谗佞谮毁”、“俗人困极”的现实挤压，于是透过远游，到想象染色的世界遨游追索，倾诉理想，肆意逞怀，并从这个想象世界得到支持。《远游》铺设了与仙境周流的历程：闻至贵而遂徂兮，忽乎吾将行。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朝发轫于太仪兮，夕始临乎于微闾。……舒并节以驰骛兮，逴绝垠乎寒门。轶迅风于清源兮，从颛顼乎增冰。历玄冥以邪径兮，乘间维以反顾。召黔嬴而见之兮，为余先乎平路。经营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儵忽而无见兮，听惝怳而无闻。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②屈原去乡就远，固然有如《哀郢》“遵江夏以流亡”、“过夏首而西浮”的实际行旅经验，更有如《远游》“经营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以想象力虚拟的游历。这段想象的旅程，有“太仪”到“于微宫”的空间位移，也有时间上“朝”至“夕”的推移，更虚设了与”“颛顼”、“黔嬴”等仙人的互动情节。在极度痛苦的现实煎迫下，屈原展开了精神之旅，上下求索，追寻正道，营造了离体的旅游经验。“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依息相存的现世一旦被俗化，个体在迫厄的空间压制下脱遁无门，因而精神出轨；冀望超越有限，至具有补偿作用的“他界”潜咏心灵，甚或滞留不归。一则亦是时间的代序递嬗，产生人事无常、去日苦多的喟叹，死亡的阴影在心灵底层的伏流中腾涌，加深了对不死乐园的企慕。回归远游的本质，可知屈原显然是用浓烈的色彩看待家国，“犹怀念楚国，思慕旧故”，无法通过浪漫情感加诸于内心的重重包围。因此，虽“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消遥”，高喊“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③，然一心眷恋故国，不能自已，终至无法再继续此生的旅程。

（三）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梦游

在文学史上，以梦境为隐喻的作品数量庞多，若锁定有“梦中游历”经验并对应现实的作品，则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相当具有代表性。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梦境和述梦笔调，不但是向屈原梦境“传达潜在的理想与渴望，寄语于神灵的虚幻世界”的继承，也对政治受挫的苏轼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吴帆、李海帆在《幻的浪漫梦的真实———论苏、辛的梦幻词》一文中提到：“《离骚》可以说就是记载一场大梦。而唐代李白诸游仙梦幻诗的创作，在屈赋以后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④东坡与稼轩虽生活在不同的历史年代，但他们在政治上却有着相似的遭遇，都受政敌排陷，都壮志难酬，都幻想超脱现实，去寻求一个理想境界。于是借鉴李白的浪漫主义手法，创造飞天游仙式。④上述的论点，印证了以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梦游”作为对照苏轼“梦游”的合理性。尤其，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诗名即以“梦游”为题，可见李白将之视为一场梦中的游走经验，有别于文学史上诸多单纯藉梦喻理而缺少梦中游历情节的文学作品。李白以浪漫笔法写天姥之梦，固然因“梦游”本身即有超现实色彩，其梦境的情节单元更如符号化的语言，俨然指向李白内心幽微之处。苏轼梦中游历的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潜意识活动，晚年的“仇池”之梦可视为私我神话的建构。苏轼以“梦”为主题的文学中，即有一部分是这种特殊游走经验，其创作的才能可与李白作时代的对应。

结语

“形上之游”是形体不需移动的“游”，回溯文学史，可以找到几种不同的表现方式，本文从庄子、屈原、李白及其相关的作品中汲取典型。庄子的《逍遥游》有两重意义，其一是代表精神的高度自由，其二是代表人生在世的百年之游。短暂的人生之游，常有许多不可抗命的悲苦。庄子《逍遥游》的“游世”观欲消融悲剧，游于“无何有之乡”，达到精神的大逍遥；以“忘”、“丧我”破除拘执，从精神层面解放自我，并找寻身心的安顿。老庄思想常是乱世的精神救赎，饱受政治煎迫的苏轼秉持庄子《逍遥游》的游世观作为生命态度，“逍遥游世”的精神更是其垂老投荒之时，转化放逐悲苦、找寻精神安顿的重要模式。屈原《远游》为后世“游仙”文学的鼻祖。屈原不堪现实挤压，乃幻生仙境之游，有周历天地的游览动线和侣仙游戏的情节，实则为想象虚拟之“游”。《远游》中的仙境周流是因不容于此世，转往他境寄托理想；另外，时间意识的深化也会使诗人投向往仙乡，寻求永恒回归，皆与浪漫情致有关。“游仙”有其时代的变因，若锁定其中“仙境周流”的情节，可以观察到因“叙妙思”而特为“文采铺发”（《楚辞章句•远游序》）的创作特质。尚理的宋代相对较少此类非现实的笔调，苏轼充满“妙思”、“铺发”的仙境周疾流书写，在宋人中颇为特殊。不同的政治时空和心理趋向，苏轼的放逐模式与游仙情调自然与屈原有异，亦不同于魏晋谈玄论道的仙篇，但在超现实的书写上则与屈原有相承的脉络，更是“游”在文学创作上表现的美感趣味。“梦游”揭露了主体的精神状态，古代有许多对梦的解释，庄子和屈原也有梦喻的篇章。若锁定“梦中游历”经验的文学作品，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即是一富有象征意义的梦游书写，有出发、游往以至回归的完整结构。虽然天姥之梦亦有游仙情节，但特别之处，在于“梦游”的主体是在睡眠状态完成这场游历。天姥梦境的情节彷佛是潜意识活动的象征，又可与现实呼应，从李白在梦醒后的结语即可加以窥探。

作者：谭科宏单位：嘉应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