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文学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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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兵文学的内容层次模式

“场景—主旨”模式

这里说明，倡导的工农兵文学是坚持继承文化传统的。这文化传统当然也包括内容层次模式在内。其继承，虽然也重视形式，但更重视内容，而且目的在于内容。特别是，工农兵文学的着眼点在于“新”。所以，内容的新，是工农兵文学最根本的东西。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工农兵文学作品一方面沿用传统模式中的“言”和“象”，即“有形”(通过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和斗争故事，具体展示生活场景)和“意”即“未形”。而另一方面，出于直接宣传教育的目的，不设“无形”，而大大强调突出了“未形”，并把它作为作品的主旨，从而增强宣传教育的功能和效果。这一做法在20世纪40年代反映斗争的两部小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都是具体、生动地描写工作队进村宣传党的政策，发动贫苦农民检举揭发地主恶霸的罪行，然后开展斗地主、分田地的场景，借以表现党的政策，并赞颂土地革命的胜利。到这里，作品的目的也就算达到了。反映抗日斗争的《吕梁英雄传》和《新儿女英雄传》也是如此。前者以吕梁山下一个叫康家寨的村庄为背景，描写了晋绥边区人民怎样在党领导下建立民兵武装，实行劳武结合，反对汉奸维持会，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的生活画面，“显示了抗日战争的群众性，表现了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揭示了人民群众是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这一真理”［4］;后者“描写了人民群众抗日力量和日本侵略者、地主、汉奸进行斗争的情景”［4］，“表现了抗战八年对敌斗争中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也表现了新的英雄人物的不断成长”［4］;诗歌《王贵与李香香》和《漳河水》亦是如此。正如一部文学史著作所说:《王贵与李香香》“一开头，就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三边’农村阶级压迫的一幅血淋淋的图画”［4］，由此，“真切地反映了贫苦农民的解放和革命斗争胜利血肉相连的关系。”［4］;而《漳河水》则是“生动地描绘了荷菏、苓苓和紫金英等三个不同类型的妇女从封建传统习俗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历史画面，“指出了参加集体劳动是妇女解放的正确途径”，并热烈赞颂了“解放区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空前未有的真正自由解放的新生活”。［4］总之，早期的工农兵文学都是通过“言(内容)和“象”，即“有形”的生活场景描写，直接显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即作品的主旨的。这一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在生活场景和作品的主旨之间构成等同关系，场景直接显现具有政治特点的思想意义，把这思想意义作为写作的目的，既简单又明了。

“场景—时代精神—主旨”模式

从工农兵文学诞生的1942年前后，到建国前的1949年，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作为阶级斗争“有力的武器”［3］的工农兵文学，它的根本任务是通过宣传教育，动员最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和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作品采用最简便、最直接地表现创作意图的“场景—主旨”模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社会比建国前大为稳定了，在这种情况下，作家们的心境也平稳下来，他们在平静中开始回忆和思考昔日的斗争历史。特别要指出的是，作家们这时加强了文艺理论的学习，开始了对文学作品历史、文化意蕴和作品厚重感的追求。于是，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再也不抱着配合、宣传中心工作的目的去从事写作(当然也有例外，如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1953)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1958－1960)等)。这样，以往的“场景—主旨”内容层次模式，在表现历史、文化的丰富涵义面前，就显得过于简单，过于直露了。于是，许多作家开始了历史题材作品的写作，如《红旗谱》、《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红岩》、《三家巷》等等。即使一些反映现实斗争如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作品如《创业史》，也采用了“史”的眼光来审察生活。当然，只是题材上的改变还是不够的。所以，作家们又纷纷采用了另一种内容层次模式:“场景—时代精神—主旨”模式。作品重在通过所描写的生活、斗争场景，表现历史风貌和时代精神。在此基础之上，表露作者的创作意图。其中，表现时代精神是极为重要的方面。1957年出版的《红旗谱》，其作者梁斌就说过:他“首先想到的是要做到深入地反映一个地区的人民的生活”，他“特别注意一个地区的民俗……认为民俗是最能透露广大人民的历史生活的”，同时，他还要“透露民族气魄”;［5］而柳青1955年定稿1960年出版的《创业史》［6］，其在“题叙”中就叙述了梁三老汉一家三代创家立业的悲惨历史，有的论者评论说:作品“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走过的历史道路的典型概括”［7］，并特别指出其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概括，从广处着眼，向深处突进”［7］。它们并没有停留在生活场景的描述上，也没有直接表现作品的主旨，而努力展现中国的历史面貌和时代精神。关于时代精神，1963－1964年间，我国学术界在《光明日报》等多家报刊上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著名学者周谷城提出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而在当今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初，学术界又开展了关于“时代精神“的再讨论，意见仍不统一。当下曾繁仁同志关于“‘时代精神’应指文艺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进步的思想倾向，它是能够对于社会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思想意识”［8］的说法有待商榷，因为这无法解释“”时期的文学。相比之下，对1979年金为民同志关于时代精神是一定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力量”［9］的说法比较赞同，但又觉得这说法还不够精准。因而笔者认为:所谓“时代精神”，应该是表现时代本质，或者代表时代主流的精神面貌。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红旗谱》表现了我国大革命时代挺拔、高扬的时代精神;《创业史》表现了虽然艰难但坚定前行的时代精神;出版于建国初期的《保卫延安》，借助于解放战争的图景，表现出解放战争时期一往无前的时代精神;1957年定稿出版的《红日》，表现了当时“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7］和高歌向前的时代精神;1958年问世的《青春之歌》，以林道静在斗争中不断成长的生活画面，表现出当时坚忍不拔、苦心求索的时代精神;1961年出版的《红岩》，表现出人民革命势不可挡的时代精神。而正是在时代精神的基础之上，《红旗谱》赞扬了党领导下的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创业史》展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赞扬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保卫延安》赞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为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和人民群众的伟大斗争;《红日》赞扬了“人民军队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精神境界”［7］;《青春之歌》赞颂了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以及革命青年的成长;《红岩》“歌颂了在黎明前坚持最后斗争的革命者英勇顽强的斗志和视死如归的精神”［7］。这些就是作品的主旨。同类的作品还有很多这种“场景—时代精神—主旨”的模式，比之建国前的工农兵文学，增加了表现时代精神的内容层次。作品重视了时代氛围的渲染，突出了时代的特点，使得内容更为深厚，从而产生了时代感和厚重感。

“场景—社会心情—时代精神—主旨”模式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之后，一方面，由于在1956年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方针在文艺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极大地鼓舞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另一方面，作家们出于对文学本身规律的进一步重视，一时掀起了追求文学创新的热潮。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促使作家们对我国文学此前的内容层次模式进行了突破。其中，王汶石做得尤为突出。有的论者说:“王汶石曾被称为带着微笑看生活的作家，他常以轻快、喜悦的笔墨，描绘我们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生活图景”［7］，这说明他是一位情感外露的作家。正是作家的情感外露，也就促成了他的作品的情感也同样外露。比如他出版于1964年的中篇小说《黑凤》，以1958年我国农村大炼钢铁运动为背景，通过人物、事件，展现了一幅幅热情洋溢的生活图景。在这些生活图景里，老人们争着为高炉送柴劈柴，年轻姑娘黑凤“由于白天晚上忙着队里的工作，连梳头洗脸，这些女孩儿家每天出门以前必不可少的功课，都渐渐地疏忽起来了”，她“白天晚上不沾家”，“最讨厌人们对她说什么娇惯”，她想着的只是“要把血，把汗，把青春，把生命献给社会主义”。那些老太太们，最关心的也是人们对自己工作的评价:“老娘的工作，到底是‘上游’?‘中游’?还是个啥游啊?”。那位大队副队长芒芒本来约好要和相亲的姑娘见面，可为了尽快赶到炼铁场，竟不见就先走了。甚至，黑凤这些人连赶路到炼铁场时，也特有一种心情:“最先踏上那可爱的山谷的人，该是多么幸福!一开始，就掉队么!”黑凤责备自己，同时在心里暗暗作了一番检讨，她觉得自己的干劲还没有鼓足。年轻人的勇气与热情鼓舞了她;一种新奇的欢乐的情绪支配了她，她要赶上走在最前面的第一人场景中，人们的心情是急切、欣喜而激越的。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其中不无矫情的成分，但总体来说，还是充分地表达了20世纪50年代时期我国民众的普遍的心情，即社会心情。他的另外一篇小说《新结识的伙伴》(1958)，亦是如此。作品开头所写的两个妇女初见面时的情景，所表达的心情也是激越的、喜悦的和自豪的。这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虽然遭遇经济困难但人民群众仍然豪情满怀时的心情，也是社会心情。相似的情形也见于李准的小说《李双双小传》(1960)诚然，这种社会心情还不是时代精神，但却和时代精神紧密相关，它是时代精神的外在表现。透过上述作品所表现的激越、喜悦、自豪的社会心情，我们可以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这就是奋发向上、豪情满怀而又带着狂热气息的时代精神。由此出发，我们又可以充分认识到作品歌颂，歌颂我国人民当家做主高歌向前的新生活的主旨。从现在的角度看，这一社会心情是有粉饰现实的浮夸成分，但是作品的内容层次是很清楚的。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心情”这一层次为过去的工农兵文学所没有。为什么要增加这一层次?从根本上说，是作家们寻求内容上的突破，是受创新思想的激发。从最直接的原因上说，则是相关作家为了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因为心情是最能感染人的。因为增加了“社会心情”这一层次，就使读者和作品之间保持着最短的距离，或者按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零距离的接触，让读者一下子进入到作品的情景之中，并受其感染。

“场景—政治观点”模式

本来工农兵文学在经历“场景—社会心情—时代精神—主旨”的模式之后，在此基础上可以发展到表现“人类心灵感悟”即“无形”的内容层面上，但是由于期间大搞阴谋政治，极“左”思维横行，所以工农兵文学的内容层次模式不但没有向纵深方向发展，反而回到了当初粗浅、简单的“场景—主旨”模式，而且还往往把当年表现一般的公众意识的主旨，变成了极端化即极“左”思潮规范下的政治观点，甚而是“”的阴谋政治的口号。这种模式的作品，把文学完全变成了故事的诠释，甚而是解说。那本粗劣的《虹南作战史》(1972)是通过故事和场景，直接解说极“左”路线的阶级斗争观点的，《金光大道》(1972)是通过人物的活动场面，解说农村极“左”思潮影响下阶级斗争的形势的;而较好的克非的《春潮急》、黎汝清的《海岛女民兵》和《万山红遍》等，也只能说是通过描写场景直接表现共识性的政治观点。这种模式的作品，其最大特点是把早期表现公众意识的主旨，变为表现极“左”或偏激的政治观点，这样一来，不但造成作品文学性的大大减弱，而且使工农兵文学完全变成了政治斗争的武器。

对于工农兵文学内容层次模式的思考

上面我们是依据中国意境美学文学作品本体论的“有形—未形—无形”的模式，来评判工农兵文学的内容层次的。“场景—主旨”模式中的“场景”是“有形”，“主旨”是“未形”;“场景—时代精神—主旨”模式中的“场景”是“有形”，“时代精神”和“主旨”是“未形”;“场景—社会心情—时代精神—主旨”模式中的“场景”和“社会心情”是“有形”，“时代精神”和“主旨”是“未形”;“场景—政治观点”模式中的“场景”是“有形”，“政治观点”是“未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无论哪一种模式，工农兵文学都没有脱离“有形—未形”模式，又都缺少了“无形”的内容层次。什么是“无形”?也就是“人类心灵感悟”，如王岳川教授说的杜甫诗《登高》，诗中关于宇宙的“无边”、时间的“不尽”，以及“自身存在的渺小和悲怜”的感悟，以及由此产生的“悲秋的苍茫感和羁旅的孤独感”。［2］这种“人类心灵感悟”，因为工农兵文学缺少“无形”的内容层次，所以也就没有。西方的内容层次模式中，无论新批评那里的“明示意、暗示意、象征意”，结构主义那里的“符号层、形象层、深层结构层”，还是现象学那里的“语言/意义单位层、再现客体/图式化观相层和形而上质层”，都有明显的文化、哲学意蕴层，如“深层结构层”、“形而上质层”，其所指就是哲学层面的思维。而工农兵文学的内容层次模式中，并没有这一层次的内容，所以工农兵文学的内容，既没有中国传统的意境美学中的“人类心灵感悟”，也没有西方文学中的哲学意蕴。因为它的内容层次比较简单，所以作品的内容要显得肤浅。实际上，工农兵文学除名著《红旗谱》、《创业史》等少数作品之外，其余的作品，或者说工农兵文学的绝大部分作品，内容都显得比较浅显。深层次内容的缺乏，导致了作品内容的简单化。这是我们思考到的第一个问题。然而，中国意境美学的“无形”，和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深层结构层”和“形而上质层”还是有所不同的:前者说的是“人类心灵感悟”，而后者指的是哲学意蕴。其实，在文学观念上，特别是在作品的主旨上，西方重哲学思维，而中国重心灵感悟。即使如王岳川教授说的杜甫诗《登高》，关于宇宙“无边”、时间“不尽”，“自身存在的渺小和悲怜”，及“悲秋的苍茫感和羁旅的孤独感”之类，比之西方表现主义代表作家卡夫卡《变形记》所表现的“在金钱社会里，人已经异化成了‘非人’”的思想，也显得思维性不足;但是，它的心灵性却很强烈。后者虽然提出了“异化”的哲学思想，却又显得形象性、感染力欠缺。至于工农兵文学，其不同时期不同模式的作品，虽然都表现出哲学思维的缺乏，但各种模式中“场景”却都是不可缺少并且十分精彩的。重视“场景”的描绘，强调具体、生动和形象，这是大部分工农兵文学作品的特点(时期的作品除外)，这说明在内容层次上，工农兵文学具有明显的特点:重思想情感，也重形象;不重思维，而重感染力。这是我们思考到的第二个问题。我们还可以看到，从20世纪40年代工农兵文学诞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除开“”特定时期以外，工农兵文学的内容层次模式一直是不断朝着复杂化方向发展的。从当初简单的“场景—主旨”模式，发展到“场景—时代精神—主旨”模式，再到“场景—社会心情—时代精神—主旨”模式(姑且不说“”时期的“场景—政治观点”模式)，这是不断地向深度发展，不断地向文化靠拢，也是不断地接近文学的本质。可以预计，如果没有“”的干扰导致文学观念的倒退的话，工农兵文学的内容层次定会不断深化下去。而从前面发展的态势看，内容层次模式的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作品内容的丰富，这是受到“百花齐放”政策的支持和鼓舞的结果。这又说明，文学的内容层次不能受政治的干扰，而要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这是我们思考到的第三个问题。

本文作者：刘江作者单位：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