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邓小平经济调整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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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60年代初邓小平关于经济调整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一、调动和保护各阶层的积极性，分农民、工人、干部、党外人士4个层次；二、围绕企业秩序，提出一系列整顿思想，如怎样看待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的关系，厂长行政负责制与党委领导的关系等。三、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有两层含义，一个指收权，一个特指批评各地在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方面畏难甚至抵触的消极态度。四、制定长远计划，规划发展蓝图。

60年代初，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组织和推动经济调整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注：1962年2月中央财经小组成立之前，经济调整的日常工作是在书记处领导下进行的。）。本文拟从调动和保护各阶层的积极性、整顿企业秩序、反对分散主义、制定长远计划四个方面对邓小平这一时期的思想作一简析。

一、调动和保护各阶层的积极性

调动和保护各阶层的积极性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的领导方式。在经受了时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严重经济困难的挫折后，要调动和保护人们的积极性，就是要通过彻底纠正“五风”、坚决退赔、反对平均主义、向群众和干部交心等，使生产得到恢复、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就如何调动和保护农民、工人、干部、党外人士的积极性，阐发了独到见解。

对农民，邓小平的思想主要是要给农民以看得见的利益，如何得到这些利益，关键是调整农村生产关系，至于采取何种方式，一看实际效果，二依农民意愿，总的原则是允许试，可以多种多样。1961年4月，邓小平和彭真在北京近郊调研的社队规模、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以及供给制等问题时，就把各项措施的改进及政策的端正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连在一起，如：社队规模的调整，“使农民心里有了底，社员对于社、队可以比过去‘看得见、抓得住、管得了、信得过’了。效果很好，它大大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1]。1962年上半年，由于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并未解决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所以，许多农民提出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要求。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在未表态前，书记处讨论这个问题时，邓小平采取了务实态度，认为“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2]他对陈云的建议持赞同态度，建议认真研究一下“分田到户”或者“包产到户”，并说会议纪要中要把单干的问题包括进去，以表明态度。[3]当然，由于的反对，这些意见并没有形成政策。

对工人，邓小平的思想主要是，调整时期工人和农民一样困难，在某种程度上，城市问题比农村严重，工人靠几十元工资养活全家，如果对他们的需要没有一定的保证，出了乱子会比农村严重。邓小平强调的主要是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1961年5月8日，当书记处讨论工人生活问题时，邓小平说：现在看，工业也是积极性问题；要从生活入手（包括工资、奖励）制定政策。7月23日，他视察大庆时，对职工生活特别关心，谈得也最多：1、要求对当时进口的面粉按国内低价调拨给工人。2、关心职工冬季服装。3、指出要好好培植职工食堂，有些人愿意在家吃也可以。4、提出工人简易居所人均面积应该达到10平方米。5、关心日用品供应。6、关心职工家属来厂、职工放假问题等。

关于干部，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基层干部，一个是领导干部。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错误批判和错误处分的基层干部，邓小平的思想是一揽子甄别平反。对领导干部，则强调在政治生活中要营造一种宽松民主的气氛。以来开展的许多政治运动，使大批基层干部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1961年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1962年4月27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一些地方甄别工作进度很慢，要求加强领导，加速进行。1962年5月11日，邓小平提出“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因为县以下都是一些基层干部，问题只有那么多，右倾也只是右倾到那个程度，‘左’倾也只是‘左’倾到那个程度。”在邓小平推动下，这项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

为了调动和保护好领导干部的积极性，1961年9月，邓小平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指出：轮训“必须贯彻学习理论和总结经验相结合的方法，发扬民主，使干部在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空气中自觉地进行思想检查。”轮训中注意：以自学为主，学习讨论以小组谩谈为主要形式，和风细雨，畅所欲言，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涉及生活细节。针对有人对这些做法的怀疑和反对，邓小平在1962年11月26日的书记处会议上指出，在组织范围内什么话都可以讲，这是党章规定的权利义务，要提倡有讨论、有辩论，发扬民主，贯彻民主集中制，这是一个涉及党风，涉及对后代产生什么影响的问题。

邓小平也很关心党外人士的积极性。1962年4月23日至5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就以来在处理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归侨关系等方面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检讨。5月17日，在书记处听取该会议情况汇报时，邓小平指出：1、统战工作仍然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那种认为统战工作无关紧要甚至可以不做了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2、建立和加强经常工作，在机构精简中要保留各级统战系统。3、压缩城镇人口时，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和其他党外人士原则上不下放回乡，他们中因关闭工厂而被精简下来的，应同职工一样，一视同仁，妥当安置。4、对资产阶级以及右派分子的家属、子女在招生、分配等方面，不能歧视，要一视同仁。邓小平上述思想对于调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关系，团结党外爱国人士，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同完成经济调整的艰巨任务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二、围绕企业秩序，提出一系列整顿思想

调整时期，企业秩序混乱，产量大幅下降，指标难以完成。邓小平围绕制定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就怎样看待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的关系，重视技术人员特别是年轻技术人员，探索企业提高效益的机制，厂长行政负责制与党委领导的关系等，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对恢复和建立正常的企业生产秩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61年6月17日，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会议决定起草工业条例。从7月起，他主持书记处会议多次讨论修改条例草案。9月，在经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及、刘少奇、等人审阅后，形成《工业七十条》下发到企业党委，传达给全体职工，选择试行，整顿企业。

当时企业出现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搞群众运动，破除了科学的规章制度。邓小平反思了中用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的做法，认为群众运动并不等于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指“党的正确的路线、政策是从群众中来的，是反映群众的要求的，是合乎群众的实际的，是实事求是的，是能够为群众所接受、能够动员起群众的，同时又是反过来领导群众的”[2](P,288)，而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2](P,295)，不能一年到头搞运动，不能这里搞什么运动那里也搞什么运动。他认为我们党的历史、传统，主要的还是实事求是地作经常的、细致的工作。“这几年有没有群众路线呢？不能说没有，但至少相当多的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自愿的，是违反群众路线的。”[2](P293-294)他明确批评了天天开大会、天天贴大字报、万人上山大炼钢铁等错误做法，认为这种群众运动是不合群众路线的，是反动的。[4]

邓小平非常重视技术人员的作用，强调要大量培养和提拔年轻技术人员。时许多企业对技术人员特别是年轻技术人员关心和使用不够，对此，邓小平在1961年11月23日的书记处会议上明确提出：1、重视二十几、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大胆提拔大学毕业生当工程师，有多少提多少，再没有钱，也要把这批人提起来。2、提拔的条件主要看专业技术水平，可以破格提拔。3、建立考核委员会，不要漏掉人才。4、学位不搞不行，先搞一个方案[2](P,291-292)。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既有针对性又富有远见。

提高企业效益是《工业七十条》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条例第一章讲的企业和国家之间“五定”、“五保”的关系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探索。邓小平对此作了重点思考。在1961年7月25日，12月18日以及1962年5月的书记处会议上，他多次阐述了企业管理的改进问题，强调企业要实行严格的定员定编，内部不能有多余的非生产人员，这些人员可以分流出去，或由国家包起来开支，赔在明处；或搞集体所有制，实行独立核算，同企业进行等价交换。

《工业七十条》在试行中引起争议比较大的是厂长行政负责制。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很鲜明，也很坚决，就是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行政管理方面的厂长负责制。1961年12月18日，在书记处会议讨论企业整顿问题时，他说，企业生产指挥权一定要集中在厂长负责制上，至少3年内如此。1962年7月11日，书记处听取国防工业情况的汇报时，邓小平指出：七十条明确规定行政上由厂长负责，书记不干预日常行政事务，为什么企业要设那么多的副书记？针对有人说七十条还在试点时，邓小平说：七十条不要试点了，也不要等修改了，就那样办；哪一个书记独断专行，不执行七十条，请你们提出名字来；今天各部都在这里，今后要按新章程办事，要百分之百地执行七十条。邓小平之所以强调厂长行政负责制主要是针对时期“书记一长制”导致的生产技术工作中的许多瞎指挥和无人负责的弊端而言，这个思想在调整时期对于恢复企业生产产生了明显效果。

总之，围绕《工业七十条》的制定和试行，邓小平提出了许多整顿企业秩序的思想。《工业七十条》颁布后，围绕调整工作的中心，企业整顿在清仓核资、清理拖欠、扭亏增盈、增产节约方面进行了扎扎实实的工作。1965年，全部工业基本上消灭了经营性亏损。我国工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三、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

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是中央领导在调整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想。这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要收回自以来不适当地下放给地方的权力。第二层特指批评各地在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方面畏难甚至抵触的消极态度。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大量阐述，构成其调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问题上，邓小平和等中央领导人一样，首先承担了自己在中应负的责任。自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起至七千人大会，邓小平多次表示：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中央的责任，主要是高指标、几个“大办”和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责。在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表示“今后订计划，一定要切合实际，并且留有余地”。

关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第一层含义。时为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加大了权力下放的力度，地方在企业管理、计划编制、基建项目审批等方面都有广泛的权力。由于层层下放、管理滞后、协作关系被打乱，国家宏观经济出现了失控和混乱的局面。对此，在1959年6、7月指出：体制问题上“‘四权’（指人权、财权、商权、工权——笔者注）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5]为此，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作出一系列决定，陆续收回1958年以来不适当地下放的权力。1961年1月15日，他批发了中央批转财政部党组《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指出要严格财经纪律，坚决纠正财权过于分散的现象。20日，他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指出“1958年以来，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下放给专、县、公社和企业的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放得不适当的，一律收回。”1961年9月5日，他在庐山会议上说：过去集中过多是不对的，以后又下放过多了。我们今天来总结经验，有四个东西不应该下放，第一是职工人数，第二是工资总额，第三是现金管理，第四是物价管理。这四个东西，我们现在要把它收回来。12月4日，书记处开会讨论1962年计划安排时，针对1961年基建投资多支出20多亿元，钞票发行将近120亿元的情况，他尖锐地指出：财政银行权还没有抓住？这个口子不把不行，财政银行权只能在中央，不能给各地。

关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第二层含义。这个分散主义的特定含义可以从1961年11月16日邓小平批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中看出，即“分散主义状况，本位主义观点，不讲老实话的作风，在执行国家收购农产品任务上不照顾大局，片面地只顾本地区或者只顾农民一头，缺乏朝气，缩手缩脚的畏难情绪，等等”。由于当时我国粮食形势异常紧张，加之考虑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书记处要求1962年粮食征购数达到820亿斤，相应的粮食产量要达到3400亿斤。各地对此普遍表示出畏难甚至抵触的消极态度。因此，邓小平在1961年底书记处会议上多次讲话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权威，实行全国一般棋。他说，高指标时，大家接受任务痛痛快快，但现在讨论低指标时却发生了很大的顶牛；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要有一个理想，一个志气，就是在3年调整后还要继续前进；现在的状况是大家斤斤计较于各部门眼前细小的利益，缺乏共产主义理想和风格；党章讲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全党服从中央是核心；不是说中央做得不对的，每个部门也照办，而是说即使中央有点错，大家也错个明白，这样纠正也容易。[6]邓小平讲话后，许多部门和省市在接受任务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进。邓小平关于反对分散主义的这个思想，是随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的初衷。

但是，中央领导层以及各地的主要负责人在如何把握反对分散主义的上述两个层面的含义的轻重及主次上有不同看法。七千人大会的进程反映了这种区别。

1961年底至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原定的主题是在上述第二个层面含义上的反对分散主义。认为当时收购不上东西，承担指标不积极，气不壮，很沉闷，开七千人大会就是要解决各地的小天地和局部观点的问题。在开会的前一天，他还说大会报告的“中心（反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7]邓小平也说“明年为什么要开七千人大会，其用意就是要统一全党思想，鼓足干劲，在长远规划之下，立志气，有奔头，不要搞得思想解体，灰溜溜的”。[4]因此，大会第一个高潮的18天里，集中分析、批评的是分散主义。但这时在分组讨论和报告起草委员会内部的讨论中，已有不少省部级干部反对提反分散主义。中央领导同志，如刘少奇、、陈云等，主张反分散主义的提法不能变，当然，他们更多地是在第一个层面上肯定这个提法。大会的第二个高潮是从1月29日下午提议开“出气会”到2月7日闭幕，中心是“出气”，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会上，大家在反分散主义的问题上达成这样的共识：在反分散主义的第一层含义上意见基本一致，收回中央在期间不适当地下放给地方的权力；在第二层含义上，中央作些让步，下调计划指标，体谅地方困难，但反分散主义的提法要保留。据此，大会报告删掉了一些有伤地方同志感情的词句。这就是说，七千人大会使反分散主义由原来主要强调第二层含义转移到主要强调第一层含义。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如何看待邓小平这一时期关于反分散主义的思想？薄一波的一段话作了很好的评论：“今天回过头去看，当时把分散主义作为纠正错误的一个问题来抓，还是必要的。……当时反对分散主义，强调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也是为了集中力量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搞好国民经济调整。……集中统一领导在任何时候都不可缺少，尤其在渡过困难、调整经济时期就显得更为重要。”[8]

四、制定长远计划，规划发展蓝图

邓小平对制定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计划抱有很大的信心，调整时期，他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在1961年底主持制定了7年—10年计划设想。这个计划首先是解决吃、穿、用，同时兼顾国防，进而奠定四个现代化的巩固基础，实现1972年赶上英国的目标。邓小平在书记处讨论这个计划的各项指标时曾说：如果实现了，我们就可以说是真正独立自主了，真正完成了全国统一的经济体系；对建设经济体系，我是一个热心分子，以前那些吹了，我们要搞好这一个，搞得真正靠得住，当然这个目标一定要建立在3年调整好的基础上。[9]

1961年11月13日，邓小平在书记处会议上正式传达了的意见，决定12月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是搞7年计划。接下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对各个部门的7年计划轮廓进行了近10次逐个讨论。12月10日，他批发了《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关于7年—10年计划的综合汇报提纲》，请各有关部门阅读，以备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之所以有一个10年计划，主要是在讨论7年计划过程中，有人提出，不要同赫鲁晓夫的7年计划同名。因此，提出可以搞一个10年计划（1963-1972年），同时，也是考虑到实现15年赶超英国的愿望。

邓小平把很大精力放在7年—10年计划上，这与他关于调整工作的思路有关。邓小平认为，农、轻、重的比例调整，总的来说，农、轻是上，“重”是下，但农、轻要按比例逐步地上，“重”也要按比例逐步地下。[10]就是说，按农、轻、重来安排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归根到底还是要“重”，解决农、轻，要靠重工业（当然不能单打一）。那么，重工业如何做到按比例逐步地下？邓小平提出抓重点、带全局、打歼灭战的思想。所谓抓重点，就是把原材料、机械等能力集中在一两个（如煤炭、钢铁）重点行业，而不是按比例分配给众多行业，通过首先使重点行业走出困境从而由它们带动整个国民经济逐步跟上去，逐步按比例向前发展，逐步活起来。所谓打歼灭战，就是一个一个抓出成效，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抓，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抓，抓一个，解决一个。[11]

7年—10年计划因七千人大会而暂时搁置起来。经过七千人大会以及随后的西楼会议和5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所犯错误的深入检讨，中央领导层在经济形势上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认为当时处于非常时期，全国财政经济仍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因此，放弃了以来赶英超美的发展战略。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西方列强用了360多年的时间发展自己，中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估计要花100多年的时间。在西楼会议上，陈云就建议把10年计划分成两个阶段，前一个是恢复，后一个是发展。刘少奇则明确说：“目前不要搞10年计划，而是要老老实实地克服困难，搞吃穿用”[7](P,127)。据此，5月中央会议通过的由主持起草的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在长远规划问题上认为，建立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企图很快就做到，是不可能的”。在这次会上，邓小平也说，“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对这几天议论的问题的讲话，我没有不同的意见。”[2](P,318)这样，7年—10年计划就暂时被搁置起来。

虽然长远规划被暂时搁置，但邓小平仍强调在困难面前不能丧失信心，对未来发展要充满希望。他认为，尽管这几年我们有一些想法和作法不切实际，但不要因为批判了这些东西，就丧失了理想，丧失了志气，就怕起“鬼”来了。在1962年5月的中央会议上，他指出，现在的危险，就是缺乏信心，主要是县一级存在所谓争不争上游，有没有干劲，情况看得对不对，决心大不大、信心够不够的问题。

1962年夏，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后，我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开始偏离经济建设的轨道。但邓小平的精力却仍集中在国家经济发展计划上。10月4日，在书记处讨论1963年计划和5年计划时，他指出，真正值得搞的还是长远计划，归根到底是为农业服务的重工业。1963年8月，在讨论工业决定问题时，他说，现在我们的基础如何，要有清醒的估计。过去我们一般估计是高的，这几年可能估计低了一点。“关于工业的发展问题，我主要考虑的是如何立足现实，瞻望前途。”“我们的奋斗目标怎样提？经过40年努力走到世界前列……我设想，是否先提一个近期的目标，如再经过5年至7年的努力，初步或基本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我们好好精打细算，合理规划，争取在1970年达到这个目标。如果不行，加一年两年。我们基本建成或者说是初步建成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也就是为工业、为农业、为国防建设的更快发展打下基础。”[2](P,334-336)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325.

[2]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3.

[3]邓小平在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62-07-02.

[4]邓小平在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61-12-18.

[5]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0.

[6]邓小平在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61-12-11、16.

[7]杨尚昆日记：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10.

[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072-1073.

[9]邓小平在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61-12-21.

[10]邓小平在听取东北局书记处汇报工作时的插话.1961-07-14.

[11]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61-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