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社会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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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邓小平社会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规定，对其概念化的理解、形成与发展及其特点的科学把握，对科学理解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构想和战略性决策提供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价值观内涵特点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其终极理论来源而言，源自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然而在具体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却呈现出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期和设想的不同的形态。这固然是社会主义理想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结果，更为主要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理解、选择和设计的结果。因而，邓小平究竟以什么样的标准和尺度来评价、选择和设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邓小平的社会价值观进行研究，既有助于人们以全面、客观、理性的态度来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以及作为其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正确认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发展的进程，也有助于为某些重大战略性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依据。

一、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概念化理解

概念，作为人类的思维形式，既是我们对客体把握、描述、解释的思维工具，也是我们解释、规范和反思主体思想和行为的工具。由此而言，对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概念化界定是我们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由于价值本身的研究流派纷呈，观点各异，因而，对社会价值观，在学术界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性的认识。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们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目前价值研究的主流观点，对其梳理、比较，进行逻辑的推断和理性的抽象，以求获得对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概念化理解，进而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不仅意味着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性和客观性，也意味着不能把人类社会生活归结为类似自然系统那样单纯的物质系统。任何意义的实践活动，包括物质生产活动，本身都是包含着主观设定的意义和目的的人的自觉活动，不仅改变着世界的既定自然状态，而且将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嵌入其中，依照自身的需要和目的来确定客观事物能否满足自身需要和目的以及怎样使客观事物满足自身的需要和目的。因此，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必须会同周围世界形成一种价值关系。这种价值关系反映在人们头脑中就形成了价值观念。

从这一意义理解，价值体现为关系范畴，是指客体对主体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进而，价值观则可以表述为人们对各种价值现象比较系统的、稳定的、深层的观点和看法，它是包括价值主体的确定、价值目标和选择、价值评价的标准、价值实现的途径在内的观念系统。

如果把我们的研究视野从一般主客体关系具体到社会生活领域，审视和评判特定社会模式、社会状态能否满足主体发展的需要和目的以及怎样使社会的发展满足主体发展的需要和目的，借助上述的表述方式，社会价值观可近似地表述为以社会系统为客体，以主体的需要满足程度和满足方式为内在机制的目标和尺度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们对某种社会状态或某些特定的行为方式比其他社会状态和行为方式更加赞赏、更加喜欢的持久信念，亦即在行为主体的价值序列中，对于诸如、平等、发展、稳定、安全、现代化等特定状态和行为方式的选择与排列，以及如何在社会制度的建立和选择、设计中、在纲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贯彻自己的价值选择等问题，同时也包括价值目标和价值尺度，即用以衡量某一社会状态是否建立或维护，一定方针、政策、方式、方法、道路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是否符合实现既定社会目标和社会理想的判断。

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和共产党人杰出的代表，其社会价值观体现了共产党人在评价、选择和设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体社会模式以及制定相应政策时所坚持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与尺度的总和。具体而言，就是以人民群众为价值主体，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发展为导向，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的价值体系的观念系统。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为始端，这一观念系统逐渐成为支配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选择和规范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模式的内在尺度，规定着21世纪乃至将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方向。

二、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

社会发展是以物质生产实践为深刻基础的社会有机体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过程。由于人的活动既受客观的、历史的诸种条件的制约，受主体本身的需要结构、价值观念的，参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各种因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因而社会发展的图式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不是预成的，而是在人类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实践活动中生成和展现的，社会发展是客观规律与主体选择的“合金”。因此，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尊重客观条件和历史必然性的前提下，发挥主体能动性和主体选择能力，选择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和方向，是至关紧要的。

实现社会主义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性的价值追求，也是一个顺应“历史必然道路”的实践过程。共产党人实现自身的理想必须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而在社会发展存在多种可能性的关头，理想性的追求对于社会发展方向的选择起着关键性的影响。因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选择和设计，不仅是历史条件的决定，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共产党人对历史阶段的认识程度以及由此确定的社会价值观。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发展，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价值观的调整、调适过程，也是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发展、成熟并成为主导的过程。

肇始于鸦片战争的近代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先进的知识分子为实现民族自由和国家富强而苦苦求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林则徐到孙中山，从变法维新到暴力革命，从西方借来的“普罗米修斯火种”，都没能解决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课题。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完全抛弃了西方政治思想和社会学说，否定了资产阶级在地位及其革命方式，转向寻求更为科学的理论和理想的社会模式，“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给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解释历史和现象的科学理论，而且送来了有可能根本解决一切问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以及实现理想的可行性方案，这正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渴望已久的思想武器。因此，共产党成立之时就坚定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终极理想，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复制和模仿，表明它已经奉马克思主义为规范自己一切行动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尺度，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评价、选择和设计本国发展的社会模式。

但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富有平均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因素的文化背景，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存在着狭隘和偏差。马克思主义断言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并不因为它在道德上不可取，而是因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这一历史评价的标准和推断在中国“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文化意识和“大同”理想追求的文化背景中演化道德评价，从而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不是因为其生产力发展迅速，而是试图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社会分化，把平等甚至平均置于经济、社会发展之上。这一价值取向，使得中国共产党难以容忍过渡性形态及至社会主义社会中必然存在的某些不平等现象，从而导致建国初期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加速生产关系的变革，以求尽快实现理想目标的“左”倾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

结束和时代主题的转换，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邓小平以其战略家的恢宏气魄和辩证思维，在历史和苏东剧变的深刻反思基础上，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

与早期共产党的理论家不同，邓小平一开始就把社会主义的理想扎根于现实生活中，而不用理论来框定现实。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决定结束“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从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和80年代初时“三步走”发展战略制定和实施，标志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初步形成；十三大确立的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社会转型全面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初步形成，也标准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正式形成并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价值；十四大前后，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邓小平社会价值观已经成为规范和支配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和制度设计内在尺度。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把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放在生产力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上，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为目标来规范和设计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在平等与发展、公平与效率等价值序列的选择中，把发展视“硬道理”，把稳定视为社会发展的基本保障，从而确立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蓝图。

任何社会体制的构建都是以一定的价值观念为基底的，并由这种价值观念赋予其“合理性”意义。共产党人社会价值选择由平等向发展的转变，必然使旧的社会体制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也为“市场化”为特征的社会体制的建设了提供了“合理性”的依据。因此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从而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设计、构建更加符合时代的要求。“观念的东西是不能改变世界的，但它可以改变人，而人是可以改变世界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邓小平社会价值观为特色社会主义的构建提出了“合理性”的支撑，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构建和发展，同时也失去了邓小平理论本身的发展。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特点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价值观。与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先驱和各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价值观相比，这一社会价值观都表现出鲜明的特色：

第一，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精髓——实事求是、讲求实效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价值观的精髓。实事求是内在地要求讲求实效。针对“”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及其产生的“假、大、空”等弊端，邓小平鲜明地提出凡事都要讲求实效，“看效果”，“拿事实来说话”。因而，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追问及由此而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如“三步走”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都深刻体现着实事求是的光芒。“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是讲求实效的真实写照。

第二，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同富裕

建国初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初步建设和探索过程，囿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社会发展阶段认识上的偏差，中国共产党人把应加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精力转向了利用革命胜利的有利形势，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大搞阶级斗争，以求尽快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纯洁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没有意识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邓小平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则是把实现现代化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而不是把建立纯之又纯的社会主义作为价值目标。由此，在社会主义体制的设计和社会行为的选择上，以及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过程中，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成为规范共产党人一切行为的根本尺度。

第三，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评价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

价值目标的调整、价值取向的转换，必然引起评判标准的根本性变化。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是以姓“资”还是姓“社”为标准来评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决定取舍的基本立场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一标准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邓小平同志依据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深刻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标准的提出，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改变了我们闭关锁国的状态，为学习世界行进技术、文化和管理模式，开拓社会主义的新领域、社会发展的具体形式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成为新时期价值观念体系的价值标准和评判尺度。

总之，邓小平社会价值观是完整的观念体系，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设想，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范着21世纪乃至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于凤政：理想与现实之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2、孙正聿：哲学修养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

3、薛汉伟：制度设计与变迁，转引自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4年第1期

4、薛汉伟：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到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两课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