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性是邓小平理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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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也是同旧唯物主义的一个显著区别。邓小平理论继承、发展了这一根本观点，它以实践为基石，立足于新的实践，在实践中发展，又回归和指导实践，在实践中获得了蓬勃生机。实践性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或曰基本特征。

一、实践性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

论及邓小平理论的产生，首先要追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训和失误。不可否认，是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使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使近代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站起来了，但没有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他脱离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国情，从主观愿望出发，基本照搬苏联模式，搞“一大二公”的体制。1958年，掀起了，喊出“十五年赶英，二十年赶美”的口号，结果国民经济来了个“大跃退”，使中国如同回到解放前的“三年困难时期”。形势稍有好转，又以阶级斗争为纲，于1966年开展了“无产阶级”运动，这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带来的灾难使中国人民历经了磨难，国民经济滑到了崩溃的边缘。在精神上，文化革命的阴影至今没有消除。究其原因，主要是违反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陷入了本本主义和急进盲动的泥淖。虽然对社会主义建设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从全局来看模式的选择和运行方式是失败的。

粉碎“|”后，中国人民似乎可以喘口气了，但当时的接班人继续推行文化革命中的极左路线，推行“两个凡是”，结果又使中国笼罩在乌云迷雾中，“两个凡是”成了纠正错误，拨乱反正的拦路虎。人民从经验中体会到社会主义并没有带来多少实惠，普遍感到精神的迷茫和物质的缺失，人们开始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进行反省、反思。

纵观世界形势，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当今世界两大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发展中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着当代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特别是苏东剧变对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场艰巨的考验。社会主义还行不行、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这些重大的问题摆在世人面前。正如邓小平所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主要表现在看谁能创造出更高的生产率。

马克思在评价文艺复兴时说：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巨人的时代。刚从极左磨难中爬出来的中国民族，需要这种巨人，需要这样一个改革的实干家。于是，邓小平又一次从历史中站出来了，开始了新的长征。他以远见卓识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权威，从僵化的思想中，从个人迷信中，从左的禁区中走出来。

在视察东北时，他走一路讲一路，批文化革命中左的错误，批“两个凡是”，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为以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准备。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在大会上讲：“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的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的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邓小平选集》第二卷141页）

综上所述，邓小平理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头脑中固有的，而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中特别是在批判极左路线中产生的。他在中国形势转折关头和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时应运而生，是时代的呼唤、亿万人民实践的升华。

二、实践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中的一条红线

 马克思、恩克斯在讲到自己的理论时曾多次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邓小平不唯书、不唯上、不满足现成的结论，而是按照导师的逻辑思维，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探索自己的路子。

结束了，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历史文明、而近代又倍受灾难的中华民族，究竟向何处去？这是邓小平苦苦思索的中心。社会主义的原创性、中国的经验和教训、国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都在他的视野之中。老祖宗不能丢，但教条的僵化的社会主义已被实践所证伪。于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了问题的核心，正是围绕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实践，才有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完善。正如邓小平自己总结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通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社会主义特色，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选集》第三卷203页）

针对我国相当长时期内脱离实际而采取的一些“左”的政策，邓小平认真分析了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是一个有长期封建历史的国度，基本是小农经济，生产力还不发达，且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由此作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指出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不能脱离实际，不能再干超越阶段的蠢事。

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在批判教条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中，邓小平进一步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当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选集》第三卷373页）。这些话说出了老祖宗没有说出的道理，用简洁明快的语言道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以人为本的目标。

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提出了改革的方略，彻底革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旧框框。他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肯定了安徽、四川等地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创造，并向全国推广，使农业首先摆脱了困境，随后几年以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农民得到了实惠，为整个国家发展和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

农村改革的成功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经验。1984年具有战略眼光的邓小平又不失时机的把改革推向城市、工业、商业、领导制度，使中国的改革进入全面推进的阶段。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又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了一步：“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选集》第三卷373页）至此，邓小平再次把对社会主义摸式的认识推进了一步。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国家的计划一减再减，权力一放再放。“三资企业”、民营企业、股票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等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每一个经济单位都是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使中国大地出现了蓬勃生机。这场改革成了当今中国发展的巨大动力，邓小平也被一些外国人誉为当代中国改革之父。

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智慧和胆识，对时代主题做出科学判断，提出了一系列务实对策，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外开放国策，使中国摆脱封闭状况，走向世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一个大国应有的作用。

邓小平指出：“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邓小平选集》第三卷367页）邓小平是对外开放的决策者和亲自实践者，他首先把突破口放在离香港最近的深圳。1979年7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等地试办经济特区，不到五年深圳成了东方一颗耀眼明珠。深圳实践的成功又促进了进一步对外开放。1984年5月，中央决定开放大连、青岛等十四个沿海城市；1985年2月，又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开放为沿海经济开发区；1992年国家进一步开放6个沿海港口城市、13个内陆边境城市和18个内陆省会城市，批准设立保税区。开放的春风，从珠江到黑龙江，从长江口延绵到丝绸之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力的促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实践的发展以其不可质疑的事实证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英明的，中国已经走向世界。

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时刻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邓小平又把注意力放在祖国统一大业上。近代香港和澳门被英国和葡萄牙分别侵占，、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历史原因一直悬而未决。邓小平高瞻远瞩，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中美建交，中国的强大，从而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工商界人士时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是从中国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中国自己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而且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种方式：一个用谈判方式，一个用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总要谈判的双方或者三方面都能接受。我所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思想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段，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邓小平选集》第三卷59页）“一国两制”的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香港、澳门、台湾的历史和现实，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接着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刚毅的胆略和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同老牌帝国主义英国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外交鏖战。连撒切尔夫人也赞扬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天才创造，是行的通的。1997年、1999年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一洗百年国耻，同时对台湾问题的解决也必将产生重要影响。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纵观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都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从亿万群众的实践出发的，从实践中发现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邓小平理论中以一贯之的红线。

三、实践性体现了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邓小平在评价自己的改革开放事业时曾说：“国外有人说我主张改革开放，是改革派。在这方面，我是改革派。但是，如果说主张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准确的说法是，我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选集》第三卷209页）尊重实际，尊重实践，是邓小平身体力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正如一些外国学者所评价的，邓小平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是一位善于使可能变成现实的实践家。他不高喊什么空洞的口号，他看不起那些高谈阔论脱离实际的理论家，并指责他门是死搬教条的保守主义。他把目标一直盯在让人民富起来。

邓小平习惯用明快简洁的语言来表达朴素的真理，且易为群众所接受。如1962年，他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说“同志经常讲一句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里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邓小平选集》第三卷323页）这个众所周知的“猫论”，在中曾被冠以修正主义、实用主义、唯生产力论等罪名大加讨伐。笔者认为，这段话仍然是真理。一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二是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三是不一刀切，尊重群众的实践和创造。可悲的是，现在仍有少数人仍在挑这句话的毛病，说是只讲目的，不讲手段。难道不捉老鼠的猫才是好猫吗？

第二是“摸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不止一次的讲，要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是十足的唯物主义。中国需要改革，但改革是条十分艰难的路，因为社会主义的固有模式，十几年极左思想的影响，个人迷信的泛滥，人们的守旧心理构成了重重障碍。邓小平知道，这是一条充满险恶的没有航标的运行，不仅需要清醒和理智，百折不挠的斗志，还要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要顾及民众的接受力和承受力。回顾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我们就是这样由点到面、由浅入深“摸”过来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象邓小平那样进行这样一场没有暴力的、成功的全面改革。

第三是不争论。邓小平讲：“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邓小平选集》第三卷374页）改革途中一直贯穿着僵化与解放，保守与开放，本本与创新的斗争，有时是激烈的。君不见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企业的股份制，从特区的开放到市场经济的确立，都经历了一连串的争论。邓小平讲不争论，一是争论的前提不清楚，如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由于极左的影响，一些人往往形成左视眼，认为越左越革命，争论来争论去搞不清楚。二是争论来争论去，把时间耽误了，不争论是节省时间干。三是大胆地试，大胆的闯，让群众的实践讲话，允许看，允许试，对了就坚持放开，错了就纠正。不争论不是不要原则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主要看是否由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地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选集》第三卷372页）

邓小平理论有其务实、明快的鲜明特色，以上所举三例说明。这些也表现在他的行为方式上，他不知疲倦的奔波在祖国大地上，从东北到特区，从黄浦江畔到乌鲁木齐都留下他的足迹，他的声音。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智慧，率领十三亿人民进行新的长征，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国际共运史上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不仅在于自身的逻辑性，更重要的是来自实践并成功地指导实践，通过实践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就是实践性。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今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中，必然会与时俱进，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