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本质揭示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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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始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现象异常纷复，社会矛盾盘根错节，社会运行急剧波动，把许多时代性的重大疑难课题推到邓小平面前，迫切需要这位历史伟人予以破解。邓小平以其透彻性的理论思维，拂开事物的表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揭示事物的规律，正确而又深刻地解答纷然沓至的复杂课题，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力透纸背的精辟论断，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极其有力的理论武器。

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在“”结束不久的中国，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一科学命题，是邓小平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审视中国社会主义的曲折进程而得出的历史结论，是对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将要获得新生的金鸡报晓。它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重申，又是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产物。在人们刚刚从极“左”所谓“唯生产力论”的阴霾下走出，“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时候，能够提出并坚定地推行这一命题，是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的。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命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也反复强调，必须尽快把工作的重点从革命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列宁选集》第4卷第586页）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以后，充分认识到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著作选读》下册第717、767页）这些可贵的思想，对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较短时间内就迅速恢复了经济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遗憾的是，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没有将这一思想很好地贯彻实施，从而延缓了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明确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这些科学论断，为我们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一科学命题，是邓小平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过程中提出来的。由于过去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不够深刻，对基本国情缺乏正确的分析，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也不足，先后发生了像1958年的“”和后来的“”那样的严重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很大损失。邓小平痛心疾首地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页）要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实际上就是邓小平率领全党回答这个问题的历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科学地分析了我国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正确揭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其中落后的社会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生产落后，经济上不去，国家的综合国力薄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难以得到满足。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关键在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为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2页）邓小平在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以其独特的理论思维，彻底批判了多年来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的谬论，除掉了固守多年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所谓“社会主义原则”，肯定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而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的作法，着重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澄清。1980年他在同外国客人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3页）他认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后来，他又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1990年底，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1992年初，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总结长期以来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思考，艰辛探索，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创造性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突出强调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揭示了社会主义与生产力的内在联系。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一科学命题，为我们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思维视角。社会主义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文化制度，要巩固和发展，都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说：“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9页）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集中体现在它能使社会生产以资本主义所没有的速度持续发展，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快更好；能够兼顾效率和公平，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速度和效果方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1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要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这充分说明，发展生产力既是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又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直接体现。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只有通过社会生产力高度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才能为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奠定物质基础。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页）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之前，必须经过一个为共产主义准备物质基础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社会主义阶段，它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改变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面貌，使社会主义中国立于不败之地，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二、“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新时期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改革开放。中国人民从一开始就分享着改革的成果。但同时也感受到改革的艰辛，体会出改革的难度。怎样看待中国的改革？怎样推进中国的改革？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理论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精辟论断，为中国改革事业提供了重要依据和有力支撑。

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由副总裁二阶堂进时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了我们已经遇到的一些风险。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这次谈话以“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3页）为什么断言“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因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涉及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牵涉面很广；这是一件“有风险的事”，稍不注意就会出现问题，我们曾经为此付出过代价；这件事是“够大胆的”，只有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才有成功的希望；这又是“必须做的事”，如果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下个世纪中国的发展就没有希望。

邓小平讲改革，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所谓改革，就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变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以适应、促进乃至解放生产力。按照马克思当初的设想，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他没有说过社会主义改革问题。而恩格斯晚年则预言：“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该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列宁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说：“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列宁全集》第60卷第282页）并且强调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最根本的手段。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倒退了，他在1938年主持编写《联共（布）党史》时断言，苏联不存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它们是“完全适合的”，苏联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他当然也不会认为有改革的必要。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冲破了“完全适合”论的束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既适合又不适合，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选集》第五卷第372页）

邓小平继承了前人正确的思想，进而提出，改革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革命。这是前人所没有表述过的。他从多方面阐述了改革的性质、目的、范围、步骤、方式等，形成一整套社会主义改革理论，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改革和革命是两个概念。但是，它们在解放生产力的意义上，则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正是从这一点上，把改革说成是革命，强调了改革与革命的相同性。根据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不但存在矛盾，而且其矛盾在某种情况下可能还比较尖锐。一方面，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另一方面，对过去僵化体制来说，改革确实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这两次革命，既有不同点，又有相同点。它们的时代条件不同，社会变革的对象、目标不同，解决的主要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点，是最大的相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要把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改革则是要把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以改革的性质同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一切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这不仅表现在生产关系方面，也表现在上层建筑和社会的其它各个方面。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变革，改革是由我们党自己发动、自己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自觉行为。就这一点来说，改革与我们党以往领导的革命也是相同的。

邓小平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思想，尽管明确提出是在1985年，但其酝酿则由来已久。我们可以沿着邓小平的思路来做一追溯。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全国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并且为此而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组织措施。“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并说，“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5－136页）稍后不久，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光辉文献中，明确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的科学命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2页）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又郑重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可见，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邓小平和我们党，就从现代化和改革相统一的视角，从社会主义本质和改革相一致的方面，提出了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也就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问题。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思想，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始终。特别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与日本客人谈完“第二次革命”的思想之后，邓小平的思绪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再三向全党阐述其中的道理。他多次强调这场改革将会对中国和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8页）他把作出全面改革的部署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与我们党认识和指导现代化建设的能力联系起来考察。1985年5月，在中央相继作出关于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他说：“我很高兴，从去年十月以来，中央相继作出了三项改革决定。这些改革的总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七个月的时间里，办了过去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事。这一事实，表明我们党的认识能力有了新的提高，表明我们党已经能够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2页）邓小平认为，改革是一场很大的试验，是一个艰巨复杂的任务。“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勇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当前压倒一切的最艰巨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0页）他要求全党必须坚定推进改革的决心，指出：“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改革的势头好，要坚持搞下去，这个路子必须走。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否则，下一个十年没有希望。我们要抓住时机，现在是改革的最好时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1、132页）邓小平还多次从解放生产力既要靠革命又要靠改革这一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引导和帮助人们坚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进改革的信念。特别是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联系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实际进一步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这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以革命精神推进改革，不断解放生产力、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扫除体制障碍，起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把民主与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结合起来，是邓小平深刻揭示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一个独特思维视角。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他就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这是邓小平对民主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最精辟、最准确的概括，也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科学内涵的拓展和丰富。民主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才能充分实现，而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也只有通过民主才能获得发展动力。

邓小平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根本规律的科学把握基本之上的。第一，民主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靠民主旗帜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二十八年的英勇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又靠民主旗帜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民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离开了民主，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健全、不完善，说明社会主义本身还需要改革和建设。但我们的民主，不应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而应当是适合自己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强调指出：“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6页）第三，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目标。社会主义不仅要有经济发展目标和文化建设目标，同时，还必须有政治上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设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6页）他还这样说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今天和今后所要努力实现的政治局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6页）

邓小平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对建国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质的深刻揭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个带根本性的历史课题，就是如何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形成安定和谐而又充满活力的社会政治机制。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步入社会主义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民主传统很少，而封建制的影响却很深。这就更加需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曾严重忽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并发生了对民主进行误导、从而践踏社会主义民主的严重错误。我们在法制很不健全的情况下，盲目地把那种与个人崇拜相联系的所谓“大民主”作为实现民主的基本形式。这种违反民主实质，脱离民主程序，缺乏法律规范约束的“民主”实践，不仅没有带来民主的发展，反而导致了社会的无序和动乱，严重阻滞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邓小平说：“‘’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我们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0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表明：什么时候立足国情扎实有效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得以顺利进行；相反，什么时候忽视发展或践踏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会遭受严重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