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制关系视野中邓小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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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胡绳同志曾撰文提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中所面临的根本性课题之一，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种关系”［1］。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极富认识意义的提示，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制关系”的角度，触及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从而成为我们深刻认识和领会邓小平理论的巨大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一把钥匙。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多次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2］（P.63）“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2］（P.116）过去之所以对社会主义问题不完全清醒，没有搞清楚，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正是由于在“两制关系”认识上的种种片面性，才造成了对社会主义的某些教条化、公式化理解和一度空想式的追求，使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一再遭遇挫折。敏锐地觉察到并敢于摒弃以往在“两制关系”认识上的片面性，是邓小平社会主义观与传统社会主义观的主要区别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就是建立在对“两制关系”的深刻思考和准确把握之上的。
一、对“两制关系”认识问题的历史追溯
早在20世纪初叶，列宁仔细分析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和帝国主义阶段演变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并从当时发生的诸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等历史变动中，敏锐地意识到世界已处于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期。他根据社会主义在一国初步胜利的形势，对这种历史变动的本质作了深刻论述。他认为，十月革命标志着“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资本家议会制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制度时代的世界性交替的开始”［3］（P.208），世界进入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时代。列宁还预见到在今后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和国际范围内，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4］（P.188）。
毫无疑问，由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社会主义逐步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大趋势，是上述新旧交替时代的本质特征。然而，更应当看到，由于这种新旧时代交替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决定了这个历史过程将极其漫长。它要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斗争和较量，要经过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最终完成。在这整个过程中，都将呈现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制并存而进行历史性竞争的局面。这种情形，不能不给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领导进行的革命斗争以深刻影响：既然是两种制度的并存、交替和竞争，那么，在“一球两制”的总体格局下，如何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必将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斗争中必须正视并应认真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事实上，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所经历的由“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以及列宁在此前后提出的“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许多珍贵思想，已经明确地传达了这样的信息。
然而，在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将列宁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所论述的“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等提法结起来，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提法来表述我们所处的时代。这个提法和斯大林的其他一些观点（如“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一道，过多地强调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性，妨碍了人们对两制并存、新旧交替的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以致在许多场合下形成了对世界革命形势的过于乐观的估计，这对后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后果。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它也不可能对人们科学认识和把握“两制关系”起什么积极作用。
20世纪20年代初，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同梁启超、张东荪等曾发生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辩论。辩论的焦点在于，当时的中国能否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在梁、张等人看来，中国惟一的病症在于贫穷，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以“增加富力”，而要达此目的，就只能靠资本家阶级采取资本主义的办法；社会主义在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实行的条件和资格，只能且慢一步。应该说，承认20年代的中国有着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现代生产力的必要，强调实行社会主义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作前提，这不失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历史实际的判断。问题在于，他们却对近代以来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根本性障碍和困窘，视而不见，缺乏起码的认识，因而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反对以社会主义为宗旨的革命政党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来扫清发展现代生产力的障碍的努力。不过，早期共产党人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不足，而在这场辩论中表现出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对于“两制关系”并未能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加以研究，而只是一味地斥责资本主义的罪恶和腐朽，甚至认为中国正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条件，直接实行社会主义。这就把社会主义的实行看成是与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程度无关，不需要什么物质前提，仅靠人们的主观意愿就可以决定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后投身和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过程中，反复出现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从而导致“左”倾错误的屡次发生，其认识上的根源即可追溯至此。
二、党在“两制关系”认识上的前进和曲折
到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中国革命中的“两制关系”问题第一次获得了较为清晰的解答。认为，中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包括抗日战争胜利后，不是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也不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统治形式，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距离先进工业国家的水平还很遥远。因此，“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5］（P.683）。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就意味着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前，必须要经历一个对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东西加以借鉴、吸收、消化的阶段，从而为社会主义奠定必要的物质条件。所以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规定，允许和保护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6］（P.1254）；我们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7］（P.1479），私人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五种经济成分之一。针对有人对资本主义的疑虑，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7］（P.1060）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7］（P.1061）
这一创造性的理论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通过何种途径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因而得到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服膺和赞同。例如，在山西兴县调查后，就提出了“新资本主义”的概念。他认为，“中国社会将来是社会主义共和国，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我们的理想，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8］（P.3）总之，只有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使得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才能为走向社会主义创设经济基础。可以说，这些认识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转变和社会转变问题的探索中，对“两制关系”理解的最高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一段时期内，等仍然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决定了“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6］（P.1431）。因此，党和国家在城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采取扶助、利用和发展的办法，在农村，则实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方式，以充分发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作用。这一切，有力地促进了过渡时期特别是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确立，等却在“两制关系”问题上的认识发生了某种逆转。他们过分夸大资本主义经济的消极作用及其与社会主义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而忽视和贬低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和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中的积极作用，滋长了“要使资本主义绝种”的急躁情绪。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就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9］（P.196）问题当然不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形势下不失时机地实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而在于受上述思想支配，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在公有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依然对非公有制成分采取水火不容、完全排斥的态度。后来由改造私有制残余发展到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甚至将一些本不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也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搞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状况的“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因而造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后果。
三、“两制关系”与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
在“两制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上出现曲折和失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总体上看，是与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受传统模式束缚和限制分不开的。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预想中，社会主义同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列宁在生前虽曾有过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但在其去世后不久，它们即被当作一种暂时的、策略性的权宜之计而加以改变，代之以单一公有制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然而，正是依靠这种体制，苏联实现了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德国法西斯，显示出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无比优越性。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苏联为榜样，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模式被当作惟一正确的选择，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也自然地将其作为自己的蓝本，而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的迅速完成，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对这种模式的认同。平心而论，中国确实是在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不完全清楚的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其主要问题仍然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两制关系”。正如所总结的那样，“在过去的长时间内，我们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往往只看到或更多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同它对立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会主义同它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这是认识上的一种片面性，是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的。这种认识上的片面性，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10］
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由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改革取向，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成功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根本原因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如何认识和处理“两制关系”问题上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取得了思想和实践的重大突破，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既然是从资本主义发展而来，而且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它必然要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消极的东西，但同时也要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不能善处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善于学习、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对我有用的东西，就建不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思想贯穿于邓小平理论思维的始终，构成邓小平独具特色的“两制关系论”。
1.关于当代“两制关系”的总体态势
从世界范围来看，如果说从十月革命开始的三四十年是以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凯歌行进为特点，以“战争与革命”为标志而载入史册的话，那么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特别是70年代以后，两制共存的“大时代”就发生了阶段性变化：资本主义由于采取某些调整而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发生曲折，进入改革发展时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和斗争形成相持与共处的格局。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敏锐地觉察和紧紧地把握了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1984年，他首次提出，现在世界上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所谓南北问题，是指北半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南半球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的关系问题，实质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后来，邓小平对和平与发展问题又多次予以阐述和说明。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2］（P.105）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苏东剧变的情况后，邓小平再次强调，“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2］（P.353）邓小平的这些论断是建立在他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当代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与发展的科学分析之上的，它准确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即近几十年历史发展的特点，反映了世界矛盾运动的基本现实，是对当代“两制关系”及其发展态势的科学总结。
毫无疑问，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是由十月革命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但是，当着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的时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共处和斗争的形式都发生了变化：资本帝国主义过去主要企图依靠武力消灭社会主义，现在则主要依靠搞和平演变，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但像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那种由“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形式，现在则让位给了综合国力的竞争，让位给了社会主义国家快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去吸引人们。邓小平关于世界主题的论断正反映了这种变化趋势，并为人们准确把握“两制关系”的时代特点提供了科学方法。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2.关于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P.373）。邓小平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看作是社会主义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来源，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11］（P.167—168）。与处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列宁相比，在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具体内容及途径方面，富于创新精神的邓小平思路更为开阔。他主张：在物质文明领域，要多渠道全方位地从发达国家吸收和引进资金、技术、设备、经营管理等；在制度文明领域，资本主义的一些民主形式、民主原则和民主方法，比如其政治体制中的普选形式、竞争原则、舆论监督、制衡机制等，是值得借鉴的；在精神文明领域，不应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一概视为腐朽、没落和反动的东西，而要从中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总之，对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文明成果，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就应该大胆吸收，为我所用。
例如，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邓小平大胆地提出所有制结构多样化的思想，他作出了我们的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有其他经济成分的论断。他认为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不会影响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这样做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的地位。邓小平提出：“现在‘资’和‘社’的争论还没有完，这是一个大的原则问题。我就要一点‘资’，为什么？因为‘资’可以转变为‘社’”［12］。他认为“‘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2］（P.373）。这些见解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待“两制关系”的开阔胸襟和远见卓识。
再如，邓小平放眼世界范围内两种制度长期并存共处的大背景，将“一球两制”的模式运用到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和平统一问题上，提出以“一国两制”作为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的根本方针。他认为，在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2］（p.103），因为“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2］（P.103）。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一国两制”所提供的政治条件，利用台、港、澳地区的资本主义物质技术基础，扩大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速现代化进程。总之，通过一个国家内部两种制度面对面的直接竞赛，社会主义可以更广泛、更全面地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以达到加速发展、增强国力的目的。
3.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总趋势
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对自己的一些具体制度作了不少调节、改良和改善，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使其经济、科技继续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劳资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这一切，无不证明着资本主义在其全部生产力释放出来之前是不会灭亡的。然而，同样无疑的是，上述一切变化，甚至包括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趋势和方向，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两种主要社会制度并存和交替的时代本质。
邓小平深刻洞察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政治民主的阶级内容和社会本质，以及当代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局限性，并从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角度指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他认为：“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2］（P.382）他在这里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1）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但要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才能完成这一代替；（2）这个总趋势不可逆转，但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曲折的，不会一帆风顺。至于怎样看待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出现的严重曲折，邓小平指出，“问题首先出在内部”［2］（p.344），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2］（P.344）；而“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2］（P.382）；同时，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是坏事，它可以使人民经受锻炼，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为了促使社会主义最终超越和战胜资本主义，邓小平反复强调两条。首先，社会主义只有加快自身的发展，才能显示优越性，超越资本主义。他提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某些方面已经体现，更多方面尚未体现出来，而要促成取代资本主义这一时代任务的完成，就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其次，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警惕来自资本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的图谋。作为性质根本对立的两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是始终存在的。由于对社会主义的抵制和仇视，不少西方国家一再利用我国扩大开放的需要，加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压力，企图促使我国的改革开放按照它们所希望的方向“演变”。因此，邓小平提醒人们对此必须保持警惕，顶住压力，教育后代，使社会主义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这样，邓小平终于解开了在“两制关系”认识问题上的死结，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筑在开放、自信、科学、务实的基础上。20多年来，在对“两制关系”的全面把握和多维运作中，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当今“一球两制”的世界舞台上独领风骚，呈现出勃勃生机，在全世界进步人类面前展现了社会主义前途的无限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