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科技和人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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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邓小平理论/科技/人权/国家主权

【正文】

科技发展思想包含着内在的目的，即人权思想，这是邓小平科技思想和人权思想的显著特点。科技发展不仅有利于维护国权，而且对人权起着巨大的作用。对科技和人权关系的进一步认识更加有利于科技本身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进步。

一、关于科技发展的思想

邓小平关于科技发展的思想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纵观《邓小平文选》，其科技思想散见于各个时期的讲话中，只言片语，慧眼独具。关于科技思想的这些讲话又较为集中地收录在第二、第三卷中。从70年代末期开始，邓小平率先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把科学和教育作为国家富强的切入点，并逐步提出改革科技体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观。

邓小平科技发展思想的基础和前提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技观。只有奠基于这一观点之上，科技发展的存在意义和社会价值才能得到合理的和有效的说明。因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在邓小平科技发展思想中就显得尤其突出和重要。没有这一科技观的奠基，科技发展思想便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现代中国，任何新观点的提出和新思想的产生都需要在马克思那里找到根据，否则就很可能遭到非议。邓小平深谙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他首先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接着他指明：“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以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控制高度发达的动力工具，使劳动生产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社会生产力的生产工具体系达到了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水平。“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版，1994年2版，第87页。）因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断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张扬了科技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发展以及民族振兴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使这一科技观付诸实践，真正发挥科技在社会历史中火车头的功能和伟力，为科技发展创造和构建一个好的制度环境、改革科技体制势在必行。邓小平科技体制改革理论从深层次上为我国科技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指明了方向。

作为一个时代伟人，邓小平的视域绝不会仅仅局限在一国之内。如果说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技观和科技体制改革理论，关注国内科技发展状况并思考其对策方略是视线向内的，那么他洞察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和科技发展趋势，在80年代末就指出“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则是其视域向外拓展的象征。

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是把中国的科技发展置于世界的背景下来关照和思考，从而邓小平进一步指明了国际社会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国家存亡和兴衰的关键在于科技和人才，从根本上揭示了综合国力与科技和人才的相互关系，告诫国民增强科技意识和人才意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综合国力的竞赛中取得主动权，就“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版，1994年2版，第48页。），“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版，1994年2版，第95页。），“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上述清晰的思路呈现在邓小平的头脑中，并最终演绎成为党和国家的科教兴国战略。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是邓小平科技发展思想的核心。在邓小平看来，人才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科技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仿佛是水桶中最短的一块木板。“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版，1994年2版，第40页。）。这些言语，真可谓殷殷嘱托，语重心长。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必须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生产力理论是我国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论基础。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依靠力量，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应当享有其应有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同时，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应当享有其应有的经济地位和经济权利。人权最基本的内容是生存权和发展权。维护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和经济权利，实际上是确保他们的生存权，是知识分子生存样态的主要标志。培养和选择人才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客观要求，实际上是确保和维护知识分子的发展权。邓小平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阐明了维护知识分子基本人权的重大意义。“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版，1994年2版，第68页。）。

二、科技发展的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促进人权进步

邓小平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把科技提高到社会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其目的是完成“科教兴国”的庄严使命，借助科技的伟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人权事业，对外增强综合国力，维护国家主权，对内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对外的国权和对内的人权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一致，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理论，这不仅为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事业提供了借鉴。

在当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体系中，普遍强调经济和社会权利。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享有和实现必须基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版，1994年2版，第86页。）。从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看，上世纪初为5％～10％，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已达60％～80％，明显地超过劳动力和资本的作用（注：参看胡世禄主编：《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与应用研究》第16页，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1版。）。不仅科技发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发展速度，而且科技发展对经济效益的提升作用巨大。这可用一组数字来加以说明：“我国手工业、传统工业、高技术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相比，大概是1：10：100”（注：《高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第4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年1版。）。可见，经济增长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经济权利的实现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科技进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版，1994年2版，第86页。）。经济发展“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通过经济发展促进人权进步，科技、经济和人权的内在联系和统一，是邓小平科技和人权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

邓小平科技和人权思想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通过维护国权来保障人权，科技、国权和人权具有统一性。综合国力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后盾和基础。衡量一个国家国力大小的标志，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是煤和钢的产量，现在则主要是这个国家的科技发展的现状及其潜力和人才资源的优势程度。从总体上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现代高科技及其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生产力，政治上的影响力，军事上的战斗力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因此，科技进步及其应用对于一个国家提高其综合国力的巨大作用和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邓小平洞察入微，以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反复强调科技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并把科技和教育列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明确指出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他看来，高科技及其产业是综合国力的制高点，是国际社会实力对比的决定性因素。“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和经济的独立自主是一个国家主权完全的、真实的独立自主的必要条件。否则，处于科技—经济强国的附庸地位，整个国家在主权上的独立自主则是不充分的。邓小平之所以特别重视维护国家主权，是因为中国有着沉痛的历史教训。据统计，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了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财富进行了大规模的疯狂掠夺达白银1000亿两，并大规模地屠杀中国人民（注：参看董云虎编：《人权：中美较量备忘录》第140～141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版。）。国家主权得不到维护，则人民的生命权得不到保障。人权最首要的、基本的内容是人的生存权，如果人的生命权被剥夺、生存权被侵害，那就根本谈不上其他人权。因此，邓小平在谈到人权问题时，非常注重大多数人的权利，强调维护国家的主权这一基本人权的保障。

科技发展维护国家主权，其终极目的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促进人自身自由全面地发展。这包括改善人自身的生存状况和生活质量，提高生活水平，减少乃至最终消除人类在物质生活上的贫穷和精神生活上的单调。科技发展推进人权事业的进步，首先表现为改变人的生存样态。科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实践活动的水平，人的实践活动水平和能力的高低以及对实践活动的认识和把握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了人满足人自身需求的程度和合理性，因而也就决定了人的生存样态和人权的进展状况。科技是人类创造活动的产物，是人在自然历史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社会和自身认识的积累。与科技的这种历时性特征相同，人权也具有历时性特征。马克思说：“‘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1版。）。科技通过提升人的实践活动能力而改变人的生存样态，推动着人权的不断进步。在现代信息社会，电子计算机的普遍应用，人的实践活动的自动化特征使人的“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1版。），劳动者超越于具体生产环节之外，标志着人的体力劳动的真正解放和自由度的提高。

科技进步使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得到了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也达到了更高的层次。在物质生活领域，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使农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已打破了几千年来遗传学上远缘不能杂交的屏障，人们可以任意将一种基因引入生命体而赋予它新的遗传特征，从而培育出高产、优质、抗逆的动植物新品种。比如印度人把水牛经基因转移变成产奶的奶牛，他们称为“白色革命”；又比如，抗虫棉第三代对棉铃虫的杀虫率高达80％以上（注：参看李万忍：《邓小平科技思想研究》第290～2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1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我国人口基数大，总量将继续增长，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将使人均土地资源更加紧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动植物产品的需求无论从质上还是从量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国情决定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走高产、优质、高效之路。所以，邓小平深刻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在精神生活领域，现代科技提供了高度发达先进的物质技术手段。比如蓬勃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可以上网聊天，进行人际交流；可以获取信息，收发电子邮件；可以欣赏音乐，观看球赛……为人们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娱乐休闲新天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平和现状是人们的生存样态的写照，是人权状况的表征。现代科技对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巨大影响不胜枚举，由此可见一斑。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此外，现代科技在医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生物治疗技术比过去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等疗法有明显的优越性，高技术基因工程药物可以治疗过去难以医治的疾病，而且由于许多人体蛋白质的网络性功能而具有广谱的临床疗效，这对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发挥巨大作用，直接地改善了人的生活质量，促进了人权进步。

三、对科技和人权关系的进一步认识

既然科技发展的目的是促进人权进步，目的规约手段，那么人权为科技立法便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人类依靠科技的伟力可谓神通广大，隔断巫山云雨，天堑变通途，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科技无孔不入，把人的世界涂抹得五彩斑斓，艳丽夺目。但是，科技普遍造福于人类吗？在1968年5月13日庆祝《世界人权宣言》20周年的人权国际会议上就科技发展对人权的负面效应引起了世界各国人士的普遍关注，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第18条明确指出：“近来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已为经济、社会和文化进步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这些发展则可能危及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不可不予以经常的注意。”（注：转自［斯里兰卡］C·G·威拉曼特里编：《人权与科学技术发展》第123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97年1版。）显然，科技发展普遍地必然地造福于人类受到质疑和否定。科技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更不等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正如英国科学家贝尔纳所指出的那样，“如同古代道德学解决不了人人有道德的问题一样，现代物质科学在事实上也解决不了普遍富裕和幸福的问题”（注：［英］J·D·贝尔纳著《科学的社会功能》第42页，商务馆1982年北京1版。）。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更应引起高度的重视。因此，邓小平在界定社会主义本质时，不仅指出了依靠科技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邓小平对共同致富十分强调，因为它不仅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原则和优越性的集中体现，而且共同富裕是科技发展和社会主义人权进步交汇之处，是探讨科技与人权问题之关键所在。

鉴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一方面与科技进步有关，另一方面与智力、精神、文化和道德进步有关，而这两方面存在的双重关系并非在任何时间或任何地方都是同步的，因此“需要国家水平持续的技术评估，以评估新的技术革新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及长期影响，确定其优点是否超过可以认识的缺点，并控制具有有害可能性的技术革新”，这时1982年联合国《人权与科技发展》报告的重要内容之一。（注：参看［斯里兰卡］C·G·威拉曼特里编：《人权与科学技术发展》第147、148页。）在坚持技术评估的一般原则之外，还需要根据每一个特定国家的国情和需要不断地探究：技术是否在服务于它的目的，是否在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产生出新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对科技的规范需要用“三个有利于”标准来衡量和检验。“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仅是科技发展的目的，而且应对科技发展起着指导作用。其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主义人权进步是科技发展的根本指针。可以说，“没有人的本质的帮助，技术的本质就不能被正确引导入它的路程”（注：［荷兰］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第9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1版。）。换言之，“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73页，商务馆1979年1版。）。“人，实则一切有理性者，所以存在，是由于自身是个目的，并不是只供这个或那个意志任意利用的工具”（注：［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探本》第42页，商务馆1957年初版。），康德人是目的所确立的人性原则为科技发展作了一个总体性和历史性的规范。尽管由于历史和现实客观条件的限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实现普遍富裕，但是应当确立科技发展的优先权，即科技成果必须能够为尽可能多的民众所享受，必须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邓小平在谈到人权问题时说：“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因此，关注大多数人的人权，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确立科技发展尤其是科技项目选择上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邓小平科技和人权思想上，科技、经济、国力、人权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和内在的统一性。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程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必然有利于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维护国家主权，同时也必然有利于保障我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科技发展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主权和促进人权进步，换言之，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进步是科技发展的指针。这不仅有助于科技的健康发展，而且有助于人权进步。在邓小平科技发展思想中，强调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其目的在于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自主。在邓小平人权思想中，讲究大多数人的人权，为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谋福利的旗帜特别鲜明。在这里，邓小平的国权和人权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并且与科技发展思想具有高度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