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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和社会主义动力学说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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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和社会主义动力学说理论创新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动力系统/创新

【正文】

邓小平理论是指导我们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理论,其实践性必然要求其涉及并关注现实社会的发展及其动力源泉问题,而且事实也恰恰证明,邓小平正是经过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后才得以开创新道路的。反过来,实践及其成果又进一步充实和完善理论,从而形成了内容全面、体系完整、特征鲜明的邓小平动力系统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动力学说:邓小平社会主义社会动力系统学说的前提和理论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使得“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认识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1](p.443),从而开创了人类有意识探索社会的新阶段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纪元。如同在社会生活的任何其它领域一样,在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领域中,马克思主义也形成了我们认识现实的根本指南。它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来讲历史进步的动力,是带有普遍性意义、在整个社会历史进程中都存在着并起作用的,因此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动力学说。

首先,马克思主义动力学说的基本内容可以简要概括为:在阶级社会中各种社会发展的矛盾和动力可以集中表述为社会基本矛盾、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这三大类型。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说,“我们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它们是规定着其他矛盾的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有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而“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p.474),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他们又从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角度考察,在承认杰出人物在历史上作用的同时,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紧密联系、互相制约、内容丰富的科学的社会动力学说。

其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2](p.382)。它对我们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了科学的结论,更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探索和创新的方法指南,尤其是其中深刻体现的唯物而辩证的理论思路。

一方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使人的活动本质上的物质性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动力学说的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是由社会的内在矛盾、内在动因所决定的,具有唯物客观性。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前提出发考察历史进步的动力,就只能从社会生活过程入手确立历史进步的能动的物质力量,即从人类的物质活动入手。社会历史是人的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活动的人本身即历史进步的动力所在,但又不能笼统地说所有活动的人都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因为推动历史进步的人们所进行的是有目的的活动,其目的是根据需要而决定的。然而能够成为人的活动目的的只是那些已经具备了现实可能性的需要,而人的需要又来自人的利益,或者其直接就是人的利益本身,可集中表述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p.82)因此无论是动力主体——现实的社会的人,还是动力根源系统和动机——物质利益,或是动力作用的结果——人化自然,其本质都是物质的。

另一方面,辩证而系统地探究历史进步的动力是马克思主义动力学说的基本特征,也反映了其独特的基本思路。

细加分析,所谓历史进步的动力,在表征历史进步的原因时又有程度或层次上的区分。因而在探究历史进步的动力时,必须由社会矛盾入手,进而抓住社会基本矛盾,特别是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再从生产力这个最重要的方面即人类劳动和人类劳动所解决的社会与自然的永恒矛盾中,找到人类最基本的物质利益和需要的由来和解决方式。经过这样溯源式的考察,历史进步的源和流就清晰可辨了。

另外,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所要解决的中心任务,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动力理论主要侧重的是从本质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以便同以往的唯心史观划清界限,为建立科学的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因此在研究对象上它只能局限于历史观的一般问题,把重点放在规律本质层次,而对实际问题则较少关注和分析;在研究方法上也固守抽象分析法和历史逻辑结合法。

在当今时代背景和主题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邓小平遵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但又不简单地在原有的框框内打转,而是从社会现实发展所面临的难题,从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加速社会主义进程的重大问题出发探求发展动力的。

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动力系统学说:邓小平顺应时代潮流,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动力学说,探索社会动力理论的新成果

历史进步的动力是指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起推动作用的现实的社会的发展力量,它本身是发展的,不能不具有历史的性质和时代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历史进步的动力时,不能从抽象的原则而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进行具体的分析,认识其特殊的表现和所产生的形态。

邓小平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思想,是在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因而其内容更充实、结构更完整。它主要包括推动力(创造、创新活动)、引力(理想、目标)、压力(挑战和危机感)、阻力(旧传统的保守势力)、摩擦力(新旧体制交替和转轨中的利益冲突)以及内在动力(相互作用、矛盾、组合、协同)和外来力(信息、技术、观念和社会拉力)等。总之,它是由多方面的力所构成的,在社会历史活动和现代化过程中,这些层面或要素都显示其各自作用,从而为整个系统的形成提供能量。[2](p.125)

首先,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现实国情和鲜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向是邓小平社会动力系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发展动力在其现实意义上是指社会系统发展目标得以实现的客观条件和各种因素的总和。它不是单独地指某一因素,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某一矛盾,而是各种力量的整合。在现代化已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在现实中,它必然要求把现代化与各种社会制度结合起来考察分析社会动力。对于社会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过程,借助于这个过程,现实的社会主义将获得巨大发展。因此只有科学地理解社会主义的动力,才能有效地推进现代化历史进程,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搞现代化,只能依靠社会主义,不能搞资本主义”[2](p.229),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融合,既为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制度空间,更使社会主义有了科学的目标取向和持续的发展动力。

其次,以有效解决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为主要职责的改革动力、以科技为核心的各智能性因素所形成的运筹动力、基于差距和追赶而产生的危机感和责任感等因素所形成的落差动力、以历史感和理想追求所形成的精神动力,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邓小平动力学说的主体内容。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在这两对矛盾中,生产力是最根本的、决定性的力量,因而“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2](p.63)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存在这两对矛盾,如果存在又该如何解决等现实问题,却成了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和实践建设面临的基本难题。

后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总结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经验,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实际,形成了系统的相关理论。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5](p.767)对此,邓小平是完全赞同的,他说:“现在还是按照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6](p.182),而且在实践中也是以之为理论依据的。但在如何解决矛盾这个问题上,却没有找到科学途径,这就要求后来者继续前进。

邓小平总结经验教训,克服了不太重视生产力的缺点,反复强调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中的决定作用,改变和抛弃了所主张的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错误做法,提出并坚持实践着为适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而全面改革的科学方案。十二大政治报告中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的论述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并进而认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2](p.142)所以我们对改革的定性既不是改道也不是改良。我们不需要也不能改道,因为社会主义有其它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有的发展动力源,即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和基本适应性,即“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7](p.123);当然我们也不能只进行一些细枝末节的改良,因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7](p.287)。

简而言之,“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2](p.82)、“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p.370)、“我们只能走改革的路,没有别的路可走”[2](p.138)等科学论断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框架,从而揭示了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既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中的特点和先进性所在,更是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动力学说的重大创新。

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在领导改革的同时,必须注重生产力的主体因素,这是因为“人民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愈是发展,工人阶级的事业就愈是发展”[8](p.217),而一切都离不开对人民生活水平和利益的关注,因为“革命精神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7](p.146),否则“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人民的最大利益。”[7](p.250)在现时代,主要是要保证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能够共享经济繁荣成果,无疑“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其政策体现和保障。

在运筹动力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p.377)的科学论断最深刻地揭示了技术的本质特征,即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正在大规模地、越来越迅速地转化为崭新的生产力,并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因为科学在现时代不再是那种纯粹抽象的理论证明,而是与技术密切合作,进入到了面向实践的新境界。“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2](p.313),新的经济增长点便会产生等观点就是对这种趋势和特征的精辟概括。因而我们必须注重科技的地位和作用,必须认识到“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2](pp.377-378)。在实践中“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就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观点的具体落实。

在落差动力中,在国内,以“先富”为手段促“共富”,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就造成客观“落差”,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和压力,形成一种内在的发展动力,因为只有“认识落后,才能改变落后”[7](p.189);在国际上,他认为“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不上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2](p.369)而且如果我们不抓住机遇,迎头赶上的话,中华民族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和可能。以上论述和政策的共同本质就是要利用现实的上下位置差距,形成势能差,由落后的现实压力转化为后发展的动力。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精神文明和劳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上,他特别强调精神力的作用。首先,他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和持久动力;其次,他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活动自觉性的日益增强,作为历史进步的精神动力作用也日益明显。另外,人类活动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也越来越协调地结合起来,成为全面的、统一的、强有力的历史进步动力。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p.63)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因为“要实现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2](p.124)。另外,他还认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2](p.358)。总之,邓小平是非常重视精神动力的,这也是他反复强调要加强理想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邓小平动力系统理论内容丰富,决非以上几点就能完整阐述的,或许邓小平同志的原话应该才是对它的最好的概括,即“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2](p.166)

三、创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本质特征和核心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学说,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动力学说的继承,更是一种发展和超越,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和反思的创新成果。

首先,紧紧抓住制度创新这一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源。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改革具有清除传统体制弊端、解放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因而它是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矛盾冲突的手段、方式,是调节社会利益和实现社会价值的基本途径。同时,改革更是创新的过程,即通过向新型社会结构的转轨,实现社会组织结构的合理性。所以他始终注重体制的创新。“一国两制”构想的逐步落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加强一直是他工作的重中之重。他始终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定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p.370)

其次,把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视为我国发展的动力源。

在现时代,科学技术是最先进的生产力,在现代生产力中居于第一的地位,成为现代化最强有力的推动力。把科技从“首先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3](p.372)上升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因为社会创造了科学,科学造福于社会,科学一开始就是并始终是进步的革命因素,但把其上升为第一位的因素,并不仅仅是科学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对科学精神的诉求,而创新是科学的生命。这必然导致人们观念和实践上的变化,即一方面要人们把技术创新视为发展的关键因素和内在动力,使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来,使可持续发展成为发展的主导模式;另一方面,它必然导致教育观念的转变和革新,要求人们视教育为把劳动者从简单劳动力培养成复杂劳动力和具备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高素质人才的过程,使人们真正认识到“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2](p.120)

最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完善,是各种创新活动及其成果的基础。

对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这种精神要贯彻和体现到理解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过程中,在动力学说方面自然也不能例外。邓小平正是针对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实际而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并进行理论创新的。他着眼于社会主义实践主体的根本利益,综合考虑社会主义条件下基本矛盾的特征及其特殊解决方式,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人民主体性;他实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合流,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社会主义的意义不仅在于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和目标,还在于它是一种使落后国家摆脱落后达到自强的手段和强大动力。

这些社会主义动力系统理论的核心内容充分折射出了创新的灵魂作用,不仅精神实质体现了创新精神,而且在实践中更加突出了创新的灵魂和关键作用,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的建构指明了正确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最讲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因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固有品格。这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本身就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创新,更重要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演进的过程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因为“科学的本质精神就是创新,就是要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9](p.1)。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提出新思想和新理论的邓小平,为我们树立了坚持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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