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价值观思维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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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价值理论的变革归根到底在于价值思维向度的转换。本文通过对邓小平价值观思维向度的深入分析，指出了邓小平之所以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就在于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从社会实践的需要、社会的实际效益、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社会与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思维向度去认识、思考和解决价值问题，从而赋予了价值的实践性、实效性、人民主体性和时代性的鲜明特点。

关键词：邓小平/价值观/思维向度/实事求是/实践

正文：

价值思维向度是指人们观察、思考、认识和把握价值问题的基本态度、意向，是解决价值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根本方法。价值思维向度对于价值理论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同的价值思维向度决定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点，价值理论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归根到底是价值思维向度的变革和转换。邓小平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从社会实践的需要和实际效益、人民利益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趋势的思维向度去思考和理解价值问题，赋予了价值理论的实践性、实效性、人民主体性和时代性的鲜明特点，使价值学说成为真正科学的理论形态。

一、实践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基点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分析和解决价值问题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内在地包含着从社会实践需要出发的内容。“实事”或“实际”，一般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真实情况;二是社会实践活动。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就必须坚持实践性思维向度。所谓实践性思维向度就是根据社会实践需要和客观实际情况去认识、思考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价值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邓小平作为一个“实事求是派”，始终把社会实践和客观实际情况作为自己理论思考和价值思维的基点，主张价值理论要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社会现实中的价值问题。正是基于这种实践性思维向度，邓小平在回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各种价值问题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实践价值观。早在1962年，邓小平针对当时社会实践中提出的关于“包产到户”、“责任到田”好不好的争论时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就看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发展农业生产，就看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他还引用了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要看哪种形式的生产关系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1]在邓小平看来，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利于人民利益的生产关系就是好的、有价值的，就是说价值是根据其对社会实践的实际效果来确定的。因此，衡量一种生产关系是否是好的，即是否是有价值的标准，就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归根到底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在这里邓小平不仅回答了什么是价值的问题，而且指出了价值主体和价值评价的标准问题，这标志着邓小平的实践价值观已经初步形成。在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在回答社会实践提出的一系列价值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价值观。例如，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只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生搬硬套别国模式，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国情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因此，在他看来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做法都是有价值的，都可以利用，可以大胆地试。在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的伟大论断。因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它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它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了日益充分的发挥和体现。而对外开放，学习“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3]，是我们搞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4]。只有把中国经济加入到世界经济中去，做“世界公民”，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实现。所以，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如果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又如，针对如何评价国家的政治体制的问题时，他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5]由此可见，尊重实践，关注实际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基本向度，他的价值观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鲜活实践的价值升华和理论概括。由于他始终从社会实践需要的思维向度去思考和解决价值问题，从而赋予价值学说科学性和实践性特点。正如同志所指出：“他最尊重实践，善于把握时展的脉搏，善于从新的实践和新的条件中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6]

邓小平从实践需要来认识和解决价值问题的思维向度启示我们，价值理论的生长点不是在哲学家的头脑里，而是在鲜活的社会实践中，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面对社会实践，面对人民的生活实际。我国学术界对价值问题的研究虽然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实践中却未被社会广泛关注，形成了理论上的繁荣与实践中贫困的鲜明反差。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术界在价值问题的研究中，过于强调价值的理论研究和体系建设，而忽视了对社会实践和人们生活实际中的价值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因此，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走出学者们的书斋，深入到社会实践和大众生活中去，这样才能使我国价值哲学真正走向繁荣。

二、实效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鲜明特征

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客观上要求坚持实效性思维向度。所谓实效性思维向度是指根据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去确定价值和评价价值的思路和方法。实事求是的“求是”就是“求真”，而事物的真实情况有两种：一是事物的本质规律性;二是事物对人的真实效用。前者是认识问题，后者是价值问题。邓小平在价值研究中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把实事求是从认识领域推广到价值领域。他不但坚持认识真理性事实，尊重客观规律性，而且更重视认识价值性事实，强调事物对人的实际效用。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邓小平提出了根据事物的客观效益、效果去确定事物价值的观点。在邓小平看来，要确定客体对主体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要看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效应、效益、效果。用哲学的术语表述，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客观效益、效果。按照这种思维向度，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拿事实来说话”，各项工作都要“保证实效”。经济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经济效果，要讲究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文艺工作要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科研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能否出成果、出人才;领导干部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实绩、政绩;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精，要管用的”[7]。总之，在邓小平看来，要确定事物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主要看它对价值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对价值主体有实际效用、效益、效果的事件和做法都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或负价值。

由于事实有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之分，所以邓小平认为，人们要达到对事物全面深刻的认识，不仅要认识真理性事实，而且要认识价值性事实，即要了解和分析事物对人的效用和意义。例如，针对那种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认识，邓小平指出：“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8]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9]。这就从价值性事实层面分析了计划和市场的作用，使我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了全新的认识。在邓小平看来，如果只看到真理性事实，而看不到价值性事实，就会被姓“社”姓“资”的问题束缚手脚，改革开放就迈不开步子，所以他特别强调对价值事实的认识。针对那种认为“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他指出：“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因为“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所以“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有益的补充，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这就科学地说明了“三资”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价值意义。正是基于既要重视对真理性事实认识，又要重视对价值性事实认识的实效性思维向度，邓小平提出了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0]。这样有利于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

把事实区分为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并根据事物对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来确定价值的思维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活动中最鲜明的特色。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向度，他对价值本质作出了全新的概括，从而回答了什么是价值这个价值学说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对价值学说的最重要贡献。我国学界用客体满足主体需要来界定价值的观点，不仅有夸大主体性需要的嫌疑，而且难以保证主体需要都是正当的、合理的。邓小平根据事物对人的实际效果、效应、效用来界定价值，也就是以实践和实践的结果来确定价值的观点，这就把价值问题置于实践基础上，从而保证了价值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邓小平把事实分为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的思维方法启示我们，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必须要正确对待真理性事实与价值性事实的关系，只有把思维向度从认识领域扩展到价值领域，才能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新见解、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才能把真理观与价值观、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统一起来。三、人民主体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根本取向

在邓小平的价值活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中心、通过人民实践活动实现人民利益的思维向度，这就是人民主体性的思维向度。人民主体性思维向度就是指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人民的利益为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标准的思路和方法。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正是从这一深厚的情感出发，他坚持把人民作为价值活动的主体，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始终把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作为自己价值思考的根本依据，所以邓小平的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

邓小平从人民主体性价值思维向度出发，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原理，首先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11]所以，对于党和国家政权来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12]。他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们“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3]。

其次，根据人民主体性思维向度，邓小平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作为一切价值选择的出发点。他指出，我们党是代表人民执掌政权的，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和政府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保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而不选择资本主义，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