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历史唯物主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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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是研究人类历史的唯一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邓小平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将其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在许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一、创造性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的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生产力的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邓小平始终抓住这条规律，将其应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这条规律。

首先，邓小平将解放、发展生产力纳入到社会主义本质体系中，并把生产力标准作为判断各方面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80年代以后，随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认识的不断深化，邓小平恢复并坚持了生产力决定作用的观点，开始将解放生产力纳入到社会主义本质范畴中去思考。他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后来，邓小平进一步用生产力标准从宏观上、从整体上来考察社会主义。他在一次谈话中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64页。）1992年的南巡讲话，是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来认识的最集中的论述。在这里，邓小平提到的三个“是否有利于”标准也是对生产力标准的具体阐发和扩展。

其次，邓小平解决了“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一难题，找到了生产力自身发展的动力。

第一，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人和自然的矛盾运动。科学技术及其发展对于这一矛盾的解决起着关键的作用，在生产力诸要素中，无不渗透着科学技术这一因素。

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上述理论的深化、丰富和发展，这一新论断揭示了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更明确地指出了科学技术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二，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机制是一个协调、合适的生产关系体系，为了保证这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必须进行改革。邓小平指出，改革是解放生产力，也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不仅认识到改革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还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的首要目标，使改革真正有效地发挥杠杆作用。

二、准确地、创造性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观和阶级分析方法

首先，邓小平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我国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他说：“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大大地加强，我国的农民已经是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集体农民……，我国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后，不会再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6、168页。）

其次，邓小平深刻而准确地分析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但由于国内国际因素的影响，它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他指出，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9页。）

第三，邓小平准确地处理了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能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同时也不能搞阶级斗争扩大化。邓小平准确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放在了非常恰当的位置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提高警惕，防止和平演变；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等等。他承认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阶级斗争，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有效的斗争，但他也从来没有忘记强调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阶级斗争服务于经济建设。承认阶级斗争，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打击少数敌对分子最根本的目的是为经济建设创造一个稳定的内部环境，决不能因为阶级斗争而冲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三、创造性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

首先，邓小平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实践主体来考察。“一切依靠人民”，尊重群众的实践，主张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了解群众实践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群众的意见，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早在60年代初，他在对待农村包产到户的问题时，就曾经说过，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我的成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注：《伟大的实践光辉的篇章》，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4日。）

其次，特别强调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除了重视人民群众的实践作用外，还强调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他认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在邓小平看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仅有政治利益，而且有物质利益，二者比较起来，物质利益是更基础更根本的东西。因此，邓小平思考问题的落脚点，更自然地向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一方倾斜——让广大人民群众尽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说，搞社会主义建设干什么？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都富裕起来。他强调，经济建设是今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主要政治任务。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要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他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在邓小平看来，在现阶段，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就是尽快使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

强调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邓小平准确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观点，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将人民群众看作是历史实践的主体与历史价值的统一，而且这个统一是在物质基础上的现实的统一。

第三，正确地对待群众运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特别是变革社会的革命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阶段，常常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总结了我们党利用群众运动搞建设的经验教训，对群众运动进行了准确的分析，为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增添了新的思想内容。

在一个制度确立之后，在一个社会制度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在以发展经济为主要任务的时期，一般不宜搞群众运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确立之后，我党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是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是一项艰难的事情，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需要做长期的努力，不是一朝一夕靠几次群众运动就可以解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更加明确地提出，我们搞现代化建设，要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不搞政治运动。他说：“人民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大规模的运动厌烦了。……经常搞运动，实际上就安不下心来搞建设。”（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9页。）当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特别是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党风问题、经济犯罪问题、官僚主义问题乃至腐败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发动广大群众参与，都需要发动广大群众来解决。但是，即使如此，也不宜搞群众运动。在邓小平看来，这些问题，还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来逐步解决。

同时，搞社会主义建设，也不是一概不能搞运动。搞社会主义建设，是否就一概不能搞运动了呢？也不是，邓小平所以讲现在不宜搞群众运动，一是基于经济建设的特点，不宜大搞群众运动；二是由于我们过去运动搞得太多了，群众厌烦了。邓小平说：“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工作方面。那末，还要不要发挥青年突击队作用？青年突击队作用还是存在的。可不可以提？可以提。当然，是不是经常那么提，也不必。比如一个工厂，为了完成一件‘急、难、新’的事情，组织一个青年突击班，带头突击，我也赞成。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否定过这一点，并且认为这是一种发挥青年作用的有效形式。在农业方面，为了解决某一个困难的问题，组织一个青年突击组去攻关，好不好？好。这是好形式，不是坏形式，还是可以运用的。问题是怎么个用法，不是什么事都要普遍那么搞，而是真正按照需要去搞。”（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89页。）总之，要不要搞群众运动，什么时候、在什么范围内适合搞群众运动，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邓小平对群众运动的正确分析和认识，是认真总结了社会主义时期搞群众运动的经验教训的结果，他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群众运动问题放在了更加科学更加现实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