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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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邓小平可以说是一位特殊的思想家。他没有阐发或创立一套体系性的哲学理论，也不曾写出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却给予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以巨大的活力和杰出的贡献——他提出并实践了一套独创性的思维方式，以此来总揽全局，思考问题，解决矛盾，重构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空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走向21世纪的历史进程。当我们把他誉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时，首先肯定的也就是他的独创性的思维方式。没有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就不可能有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邓小平的思维方式，从思想来源上看，一方面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实践精神与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则来自中国传统哲学智慧，承继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辩证思维与革新精神。前者是他自觉选择人生道路的结果，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在《共产党宣言》的引导下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直到晚年仍然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页。）；后者则是他受到中国传统哲学智慧浸润的结果，这种传统哲学智慧的浸润既来自书本，也来自生活。邓小平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作为与中华民族生息相关的伟大革命者，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也深受着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影响和启迪。在漫长的斗争生涯中，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实践精神与批判精神，又总是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扎根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里。这两种思想来源的结合，使得邓小平的思维方式既立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又具有鲜明的中国哲学思维特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特殊的形式。

一、吸取以民为本的历史智慧

尊重人民，依赖人民，依靠人民，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邓小平思维方式的基本点。不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他总是强调人民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事业成功的决定性意义。当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们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时，他反复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在全国人民中，共产党员始终只占少数，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页。）这一基本点，无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同时也吸取了中国传统的以民为本的历史智慧。

以民为本的历史智慧，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长期探索的重要结晶。早在殷周之际，随着原来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天命观念的逐渐衰微，开始出现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尚书·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等新的观念，把“天”的意志说成是来自民众的意愿。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在先后产生的诸子哲学中，更有“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等等主张。至孟子，进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民本思想。这一思想包括“制民之产”的经济要求和“民贵君轻”的政治主张，强调：“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认为统治者只有重视人民的生存，满足人民的温饱，与人民同其忧乐，才能保住自己的家国天下。如果失去民心，那么也就会失去家国天下。这种民本思想，在以后二千年里，由孟子的政治哲学而转化成治国平天下的历史智慧，深深积淀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有作为的政治家，都积极吸取这一历史智慧，重视人心的向背，争取民众的支持。

邓小平作为20世纪中国的大政治家，对我们民族的以民为本的历史智慧深有感悟，高度重视。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吸取这一传统哲学智慧，使之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融为一体，成为自己思维方式的基本点。他对一切问题的思考和评价，可以说都是立足于这个基本点。重视民心的向背，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主轴。从《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看，这一思想主轴十分鲜明地贯穿在他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在他看来，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固然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人能否夺取政权，能否保持政权，都在于能否获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此，他强调在改革开放中，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得人心”，都要“取信于民”，都要“能向中国人民交代”，都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据。“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页。）怎样才能赢得民心呢？在邓小平看来，“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生命集合而成的。赢得民心，首先在于关心民众的生存，满足民众的温饱，解除民众的疾苦，维护人民的切身利益。人民群众首先是通过对自己生活的真实感受来选择自己对于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的。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他指出：“经验尤其证明：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更反复强调：“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页。）当人民群众切实地感到改革开放给自己带来了好处时，就会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作出坚定的选择；即使出现政治上的大风大浪，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也不会动摇。正如他在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所总结的：“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同时，他也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页。）

除了关心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生存之需外，邓小平又强调在政治上赢得民心。他敏锐地觉察到，仅仅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注意人民的政治要求是不行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最不满意的，就是由干部特殊化和滥用公共权力而导致的腐败现象。早在1979年，他就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是从苦里过来的，经历过不少困难的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的时候也是很苦的啊！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回想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我们犯了那么‘左’的错误，使国民经济遇到很大困难，不得不把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由近三百亿元减到五十多亿元，还下放了两千万职工，关了一些企业。那个时候为什么能这样做？那一次调整国民经济进行得比较顺利，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党和群众的关系密切，党的威信比较高，把困难摆到人民面前，对群众讲清道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应该说，现在的物质条件比那个时候好一些，人民的生活除了住房以外，都比那个时候好一些。既然这样，为什么群众对我们还有那么多意见？这确实同我们脱离群众，特别是同高级干部脱离群众有直接关系。”他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最近一个时期，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一，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现在再不作这样的规定，我们就无法向人民交代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216、210、176、143、150、143页。）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他又指出：“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页。）在他看来，这是赢得民心更为关键的一点。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饱经列强的侵凌，尤为珍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正是这样，代表中国人民的要求，维护民族的利益和尊严，也是赢得民心的重要一环。邓小平深深理解中国人民的这种情感和意志。在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问题展开的会谈中，他坚定不移地宣布：“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三十三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页。）香港胜利回归的历史证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决策是大得中国人民之心的，是大得中华民族之心的。

值得指出的是，邓小平对于人民群众的尊重，并不是历史上的民本思想的简单延续，而是鲜明地表现出与历史上的民本思想的不同点。这就在于，历史上的民本思想，尽管也为人民群众着想，也能为人民群众带来一定的好处，但在本质上只是把人民群众看做是统治者的工具，只是主张统治者从上面施予人民群众以雨露阳光；邓小平对于人民群众的尊重，则是基于“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这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基于“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这一共产党人的宗旨，认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页。）。这种区别，也就是唯物史观与民本思想的区别。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融入了中国传统的以民为本的历史智慧，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又扬弃了民本思想的局限性。

二、改铸和而不同的辩证方法

在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伟大历史活动中，邓小平显示出他是一位善于从全局上把握矛盾、解决矛盾的能手。在矛盾问题上，邓小平与都典型地表现出一种中国哲人所特有的辩证智慧，不是以凝固的、僵化的眼光来看待矛盾、处理矛盾；但在对矛盾的把握与解决上，邓小平又与表现出不同的思想风格。在把握矛盾、解决矛盾时，尤为重视矛盾双方的转化及其斗争在促成矛盾双方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中的作用，强调一方最后吃掉另一方。而邓小平在把握、解决矛盾时，尤为重视矛盾双方的联结，并使其达到谐和，由谐和来缓和矛盾、化解矛盾，而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

与邓小平在辩证思维上的同与异，都可以在中国辩证思维的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思想根源，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中国辩证思维的特点与传统。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辩证智慧，在思维方法上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以及那些聪明的政治家，往往都注意到对立面双方的“相反相成”；但他们对于矛盾双方的“相反相成”，有的强调在斗争中促成矛盾双方的转化，有的则主张求得矛盾双方的谐和。前者凸出了一个“争”字，要求人们在“大争之世”（《韩非子·五蠹》）而“不畏其争”（《周易外传·未济》），通过斗争实现矛盾的转化。后者则凸出了一个“和”字，要求人们既不要“去和而取同”（《国语·郑语》），追求没有差异、没有矛盾的同一；又不要“反中庸”（《中庸》），使矛盾的双方因斗争而不可调和，非要一方吃掉另一方。更多地受到前者的影响，邓小平则更多地受到后者的启发。承认矛盾双方的“相反相成”，进而主张求得矛盾双方的谐和，以谐和来缓和矛盾、化解矛盾，这一辩证思维方法可以说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晚期，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著名命题，认为把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能产生新的事物，而把相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则不能产生新的东西。孔子进而把这一思想发展为主张“和而不同”的中庸之道，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强调“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力主“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以后，《中庸》更把中庸之道提到了宇宙人生大本大源的高度，作了相当明确的表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至张载，更有“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的说法，系统地表达了这一辩证思维方法。这种和而不同的辩证思维方法，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智慧，但同时又多少蕴含有一些保守的成分。因为现实中的矛盾在性质上是极为复杂的，并不是所有的矛盾双方都能“和而解”的。

对于这种和而不同的辩证思维方法，邓小平结合现代中国和世界的大势，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加以了吸取和重新改铸，化原有的保守的因素为积极的因素，使之成为把握矛盾、解决矛盾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思维方法。他把这种思维方法运用到实际工作的方方面面，成为他的思维方式的一项重要内容，对重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空间，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起了重大作用。

在新时期的文艺创作上，他提倡百花齐放，反对一花独放，指出：“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216、210、176、143、150、143页。）这一思想对于繁荣文艺创作，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新时期的经济生活中，他打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互对立、水火不容的看法，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页。）由此，而产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新概念。

在新时期的政治生活中，他多次重申了当年提出但又未得到真正贯彻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今天和今后所要努力实现的政治局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216、210、176、143、150、143页。）他还提醒新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页。）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他力图为中国的发展赢得一个较长的和平环境，力主寻找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途径。他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页。）由此，他强调“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强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发展国与国的关系，强调以和平的方式而不是以对抗的方式、一方吃掉另一方的方式，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邓小平根据这种思维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作为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途径。在台湾问题上，他说：“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页。）在香港问题上，他说：“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注：《邓小平文?返诔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页。）香港的胜利回归和澳门的即将回归，都证明了这一构想的现实性和可行性。

邓小平的这种思维方法，并不是简单地因袭中国古代和而不同的辩证方法。他固然强调矛盾双方谐和的意义，不主张一方吃掉另一方，但并不意味因此而害怕斗争，更不意味着要以牺牲原则为代价来换得双方的谐和。如在“一国两制”问题上，他就明确指出：“‘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页。）又如，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面对西方国家以所谓“人权”问题对中国的制裁，他坚定地宣称：“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页。）由此可见，邓小平的这种思维方法，在凸出“和”的时候又没有放弃“争”，在显出“柔”的时候又蕴含着“刚”，是和不舍争、柔中有刚，用对邓小平的赠言来概括，就是“棉里藏针”。

三、承继革故鼎新的变法精神

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原有的条条框框要突破和改变，新的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又需要经过反复的摸索和试验，这些都既无马列的本本可循，又无别国的成功可鉴，其间自然有许多的困难、阻力、曲折，不会一帆风顺。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改革开放与昨天的革命战争一样是艰苦的。面对重重困难，邓小平表现出了一种无所畏惧、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是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锤炼出来的，而且也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改革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许多敢想敢作、破旧立新的改革家。他们往往既是思想家，又是实践家。他们所提出的具体的改革方案当然随历史的发展已成过去，但他们所表现出的革故鼎新的变法精神却长存史册，激励后人。例如，商鞅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的革新主张，韩非的“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蠹》）的更化思想，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传》）的无畏气度，龚自珍的“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际著议第七》）的自我警醒，康有为的“变法而强，守旧而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上皇帝第六书》）的急迫呼唤，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狱中题壁》）的牺牲精神，等等这些，都已经过历史岁月的洗汰，成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不朽篇章，并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至今仍焕发着激动人心的活力。邓小平在开创改革开放的全新事业中，自觉地承继了这种革故鼎新的变法精神，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批判精神融合为一体，成为他的思维方式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早在“”后复出之初，他就旗帜鲜明地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坚决主张打破“两个凡是”对于党和人民的思想禁锢，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216、210、176、143、150、143页。）这种思想解放的强劲呼声，把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从长期的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中唤醒，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

面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历史积弊，他勇敢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改革问题，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216、210、176、143、150、143页。）从此，他指引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走上了义无反顾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由之路。

他以非凡的胆略和气魄，支持了广东省委提出的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指出：“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注：《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在旧的经济体制上打开了一道突破口，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力地促进了新的经济体制的建立。

每当改革开放进展的关键时刻，他总是鼓励人们勇于探索、大胆试验、努力创新，大声疾呼：“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页。）

他希望在时代的大变动中造就一大批具有革故鼎新精神的改革家，指出：“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216、210、176、143、150、143页。）

种种这些，都可以看出邓小平与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们的精神联系。然而，值得指出的是，邓小平的改革精神又与历史上的改革家们的变法精神有一个根本的不同：这就是历史上的改革家总是把改革事业系于最高统治者，凭借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和支持进行改革，而一旦失去了这种最高权力的支持，就难免使改革陷入失败，而自己也往往成为牺牲者，从商鞅到谭嗣同都重复着这种命运；而邓小平的改革精神则是同他对人民群众的信赖与依靠联系在一起的，他把改革事业系于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进行改革，视人心的向背为改革成败的关键。历史已证明并且还将证明他的论断：“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页。）以上三个方面，集中地体现出邓小平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有继承的一面，又有区别的一面，显示了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邓小平在思想上与传统的联结和对传统的更新。这种与传统的联结和对传统的更新，必将因其对中华民族的深刻影响而形成我们民族的新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正是在这种与传统的联结和对传统的更新中展开，并由此而积淀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