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思想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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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发端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于党的十五大。然而，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内容并不都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产生的，在“”以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已经有了这一理论的萌芽。本文作者以为，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渊源，对于正确理解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科学认识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内涵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1956年—1966年的思想观点

1956年，党的八大确定了党的中心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过程中，坚持党所确定的正确路线，提出了一些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观点。

（一）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

无论搞革命还是建设，都要实事求是，都要从本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在这一时期中，邓小平多次谈到把马列主义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邓小平在阐述这一原则时，提出了两个重要思想观点：一是提出走自己的路的问题。他说：“我们搞建设已有七年多一点时间，有的地方如东北还搞得更早。这几年经验也很重要，不要小看。这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路，真正总结起来，对我们来说，益处更大。”（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4页。）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运用思想的科学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二）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

1963年8月，邓小平在工业决定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要求从现实出发，争取到1970年初步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并提出具体任务：第一，要抓吃、穿、用的问题；第二，要抓基础工业；第三，要抓国防尖端技术。邓小平总结说：“这就是我们的纲。是否如此，不妨提出几个方案、几种做法大家来讨论。总的提法还是四个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三）经济体制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在60年代，邓小平已经有了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区分为基本制度和社会体制的思想，并明确地提出了体制的概念，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仍然还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要及时地加以改变。

1962年7月，邓小平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讲话中，首先提出了体制的概念，认为要恢复农业生产必须从体制上解决问题。他说：“所谓从体制上来解决，就是改变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现有关系。”（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5页。）邓小平提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这里所说的生产关系，是指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即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具体形式。这些具体形式就是指经济体制，它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有区别的。邓小平说：“总的来说，在全国，要巩固集体经济，也就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当然，也要解决工作中领导中的具体问题。在农村，还得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照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4页。）这里所说的集体经济，是指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所谓多种多样的集体经济的形式，是指经济体制。邓小平把社会经济制度区分为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为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邓小平认为，我们还必须不断地改革经济体制。当时，邓小平提出了“退”的概念。这里所说的“退”，也就是今天所进行的改革。邓小平说：“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公社核算退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又退为生产队核算，退了才能前进。”（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324页。）这种核算单位的退，就是集体所有制具体形式的改革，也是分配制度具体形式的改革。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

二、“”期间的理论准备

“”开始以后，邓小平被迫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这期间，他反复思考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等重大问题。1973年3月，邓小平复职，协助工作，1975年1月，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于是，邓小平根据自己对历史的反思，采取了纠正“”错误的一系列举措，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做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准备。（一）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

1975年1月，邓小平提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方针。他说：“前一个时期，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34、32、30、30—31、119、128、85—86、128、87、135—136、133页。）“三项指示为纲”的提出，抓住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转移党的工作重点的迫切愿望。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论，把革命落实到生产上。

在革命与生产、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上，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想干扰，不少人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邓小平批判了这种思想倾向。他明确指出：“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34、32、30、30—31、119、128、85—86、128、87、135—136、133页。）

针对“”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污蔑为修正主义的谬论，邓小平指出：“提高自动化水平，减少体力劳动，世界上发达国家不管是什么制度都是走这个道路。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34、32、30、30—31、119、128、85—86、128、87、135—136、133页。）为了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提出了科学研究要走在经济建设前面的要求。他说：“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34、32、30、30—31、119、128、85—86、128、87、135—136、133页。）他强调，只有运用高、精、尖技术和设备，加强工业技术改造，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他要求各个企业都要加强科学研究工作。

把革命落实到生产上，把政治落实到经济建设上，包含了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的思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只有依靠科学技术才能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论和科学技术观。邓小平的这些理论观点，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提出全面的整顿，实行改革的首次试验。

为从根本上改变“”所造成的严重混乱状态，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认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个方面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34、32、30、30—31、119、128、85—86、128、87、135—136、133页。）。这一系列的整顿，实际就是要求对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进行改革。

邓小平要求整顿企业管理秩序。关于企业管理问题，邓小平指出：企业管理是一件大事，一定要认真搞。在谈到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时，邓小平指出：关键是建立责任制。只有严格管理制度，才能把产品质量搞上去。关于抓好产品质量的问题，邓小平认为：“质量第一是个重大政策。”“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必须在产品质量上狠下功夫。”（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34、32、30、30—31、119、128、85—86、128、87、135—136、133页。）

在讲到按劳分配原则时，邓小平强调：根据贡献大小不同，待遇也应该有所不同。他说：“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怎么能够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34、32、30、30—31、119、128、85—86、128、87、135—136、133页。）所有这些思想，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求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使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得到发展。整顿作为一场改革的试验具有重大的意义，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对全党都是一次很好的教育，使全党很快地统一了认识，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从“”结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邓小平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纠正“”的错误。邓小平首先从思想上拨乱反正，为党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作了理论上的充分准备。

（一）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两个凡是”。

1977年4月，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给中共中央写信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说，同志自己也说过，他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话每句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另外，即使都是正确的话，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思想，而必须从思想体系上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的理论问题。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着重讲了实事求是、坚持实际标准的问题。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系统地论证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点、出发点，是思想的精髓。邓小平说：“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到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那样，即使我们口头上大讲拥护思想，实际上也只能是违反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34、32、30、30—31、119、128、85—86、128、87、135—136、133页。）他还说：“什么叫高举思想的旗帜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同志提出、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如果只是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思想僵化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34、32、30、30—31、119、128、85—86、128、87、135—136、133页。）

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是思想的基本点、出发点，是思想的精髓的论述，为恢复和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二）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心任务。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他说：“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34、32、30、30—31、119、128、85—86、128、87、135—136、133页。）接着，他又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论证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性。

1978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常委汇报工作时发表了重要谈话，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邓小平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结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34、32、30、30—31、119、128、85—86、128、87、135—136、133页。）这一思想，为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大问题。在这一时期，邓小平虽然还没有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但是他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的分析，已为这种思想的形成作了准备。他在分析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这个论断时提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力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34、32、30、30—31、119、128、85—86、128、87、135—136、133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大致经历了上述三个发展阶段。由于这三个时期的不同时代内容，邓小平所思考的问题也各有区别。但是，他的思想是一贯的，并在各个时期中都有所发展，都以新的概念、观点补充了前期的思想，为邓小平理论的建立，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