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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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进一步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发展过程与2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过程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对应关系：邓小平理论的每一次思想观念和理论上的突破，都是在正确认识和解决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中的重大矛盾、问题甚或是某种“危机”中得以实现的。（这里的危机指危险与机遇同在）这既证明了实践是理论发展的源泉，也表明对实践中尤其是经济发展实践中的重大矛盾和问题的认识与解决是推动邓小平理论不断发展的深层动力。笔者认为，对这样一个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把握邓小平理论的核心观念在于发展的思想，也有助于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把握重要契机，承担起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责任。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解决我国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和严重困难中起步

197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回顾这段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思想背景就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冲破“两个凡是”禁锢的思想解放的要求，而其经济背景是在于当时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困境，因此如何走出困境，以什么路子来发展中国经济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更为深刻的背景。1976年粉碎“”后，我国经济在经历十年“”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效益都低得惊人，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当时农民年平均收入只有62.8元，仅比1965年的年平均收入52.3元增加10.5元，农民生活极为困难。城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仅为605元，甚至比1965年的年平均工资625元还减少了20元。城市建设大量欠帐，居民住宅紧张，生活问题成堆。可以说此时全国人民都翘首以盼，希望中央能制定一个好的政策、方针，探索一条能尽快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新路子。

然而，主政两年，由于坚持“两个凡是”的观念，对“”所集中暴露出来的极左路线和旧体制的弊端、包括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农村体制束缚生产力的弊端，都没有认识和触动。无论是政治路线还是发展经济的思路，他沿用的都是老路子。在政治路线上，他提的是“抓纲治国”，依然是阶级斗争为纲。在发展经济的思路上，依然是“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农业上继续全国学大寨，工业上则是不切实际的的新翻版“洋跃进”。他先后提出“要有十来个大庆”，“要新建十大钢铁基地，十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和“到本世纪末许多省的工业要赶上和超过欧洲发达国家”的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指标。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也过多过快，大大超过了我国当时的外汇支付能力和配套能力。

这种以“走老路”的思路搞经济的结果是造成两年经济发展的徘徊和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失调越来越严重。由于重生产、轻生活，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据统计1976—1978年间，人民生活水平实际上下降了。这就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对“”的教训进行深刻总结始终是一个直接的推动力。邓小平说过，“为什么我们能在70年代末80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的经验教训。”笔者认为，对“”经验教训的最深刻总结就在于对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何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方面找到了一条新路子。早在1975年初，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在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时，就提出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大局，要求全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在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否定“两个凡是”，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对发展我国经济的思路作了新的阐述，这就是：一、坚决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二、必须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其他一系列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解决我国面临的经济发展的矛盾和困难，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

恩格斯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时说过，“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以此认识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可以说，它是从根本上适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适应了解决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现存冲突的要求。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刻要求呼唤着一门新的理论的诞生，正是在这种深层动力的推动下，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并走向发展。二、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在解决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重大矛盾中实现

1、改革的启动与困惑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大地兴起了改革的浪潮。改革首先在农村兴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产量大幅上升，农民生活有了明显提高。

城市的改革随后启动，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以“放权”、“让利”为指导原则，扩大企业自主权，包括扩大企业生产和销售超计划产品、提取和使用利润留成、任命企业下级干部等权力，也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积极性。但我国的经济改革并非一开始启动就对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对改革主体自身有着清晰明确的认识，而是存在不少困惑的。由于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市场约束和以市场为依托的宏观调节体系，企业自身在市场的定位还无从谈起，因此，企业的发展并非处于市场公平竞争的约束之中，也不处于能够反映商品供求的价格体系的引导下。这些因素造成企业的发展并不一定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也不一定符合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加上当时对工业发展的要求过高过急，投资压力增大而使投资过热，最终造成了总需求的失控。

经济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引发了一场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争论，其实质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公有制能否与商品经济联系起来的争论。一些人士把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归结为是过分强调商品货币关系引起，于是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企业参与市场活动，使城市改革遭到某些挫折，而改革的前景也益发不明朗了。

2、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突破：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4年，在农村经济改革和商业体制改革以及对外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国有企业改革重又取得发展势头，自主权获得进一步扩大，企业对外部环境进行相应变革的要求也越益迫切。最终，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突破了把商品经济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使全党在对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认识和深入进行改革的思路上取得了共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的概念，表明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逐渐清晰。理论观念上的突破，为国有企业在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深化改革拓展了思路。

邓小平同志对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个决定具有历史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说出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指导下，我国改革的步子加快，经济发展从1984年到1988年连续取得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

3、改革目标的摇摆与经济发展的两难境地

在国民经济连续几年取得快速增长的同时，改革深化过程中的问题也逐步积累和暴露出来。这些问题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并没有重大突破，国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停滞不前，价格改革进展缓慢，最突出的问题是由于以渐进改革的办法走向商品经济，结果是形成双重体制长期并存的局面，造成了许多漏洞。据统计，整个双轨制并存期间，商品的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价和银行贷款的计划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价共达几千亿元人民币，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差价流到了掌握着计划内物质审批大权和资金使用权的人的口袋中。这也是造成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社会分配不公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传统计划体制已被多方面突破，但市场体系还远未建立起来，双重体制并存还造成效益下降，结构恶化，经济秩序混乱，其结果是导致1988年的通货膨胀和抢购风潮。当年的物价指数上涨18.5％，职工生活费指数上涨达到20.7％。这一切使中央不得不在十三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

1989年对我国说来是个经受多重困难和风波考验的年头。政治上经历了国内六·四风波和国际上东欧国家剧变的冲击。经济上我国开始进入两年治理整顿时期，经济增长出现急剧下降的问题。1989年国民经济增长率落到了3.9％，1990年为5％。1990年第一季度市场的销售和工业生产甚至出现了全面地负增长。在此同时，经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加，1989年国有企业亏损的贴补已达599亿元。邓小平对此问题可说是忧心如焚，1990年3月他对中央负责人说：“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假如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因此，想方设法争取早一点取得适度发展和较快的发展速度成为萦绕邓小平心头的头等大事。然而，在此经济发展问题与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交集的重要关头，国内一些人出现了对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确定的改革目标的动摇、疑虑甚至批判。他们认为这几年出现问题的原因在于选择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削弱了计划经济”，进而批判搞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使得改革的前景和目标一时变得又模糊起来。4、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面对经济发展处于两难境地和改革的目标将被动摇的历史关头，邓小平坚持以深化改革的思路，以明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办法来解决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的重大矛盾和问题。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谈起过，以后又多次提起。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不搞市场经济，连信息都没有，是自甘落后。邓小平的讲话一经发表，就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并很快汇成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热潮。这表明经过13年的改革，以市场为基础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已日益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接受。人们认识到没有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到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就不会有经济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只有明确尽快建立起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才能克服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的重大问题，为整个经济的腾飞打下坚实的基础。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把握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代表了人民的心愿，为党的十四大最终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指明了方向。他的谈话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使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趋于成熟。

三、理论的丰富和创新：十五大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大问题的大胆探索和创新

党的十四大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正式启动。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认识到实行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是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在构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还是在重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上层建筑方面，我们都面临着难以想象的矛盾和困难。

1、改革国有企业和克服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需要有新的观念和新的思路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深入，市场在发挥配置资源基础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国有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包袱，加上市场竞争、经营管理上的不适应和体制转换上的困难，开始出现了国有企业亏损面日益扩大的趋势。据统计，在新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之中，占固定资产50％的国有企业创造的产值不到三分之一。这种情况表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已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危机，严重地影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推进。因此，如何突破传统的对公有制经济认识的观念，探索有利于搞活国有企业和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新措施和新办法，已成为深化改革的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2、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亟须予以正确定位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国非公经济（包括个体、私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成为市场经济领域中最为活跃的部分。私营企业上交国家税利和对发展经济的作用也在日益增大，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实施再就业工程发挥了积极作用。 

上述数字表明，非公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已占据了重要地位，实际上已成为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非公经济一直给予的“有益的补充”的地位和认识，加上从法律到实践上的对私有财产保护力度上的不足，都给非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影响。如何给予非公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给予非公经济以法律上和政策上的正确定位，已成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一项迫切要求。

3、重塑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势在必行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私营、合资、股份制等新兴市场经济元素的兴起和发展，我国经济基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已初步勾勒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轮廓。这一变化必然要求整个上层建筑随之变化和作出相应的调整。这一要求变得日益现实和迫切，它集中表现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进行政府机构改革的要求。我国政府机构无论在其规模和职能上都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了。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直接阻碍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对上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出现的重大矛盾和困难，国内一些人抓住国有企业困难、工人下岗、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拉大以及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等问题，以点概面，以偏概全，以此否定邓小平理论，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并攻击发展私营经济就是促进私有化等等。于是，过去的一些困惑重又以新的面貌出现，这也是十五大召开前夕的深刻背景之一。所以，实践又一次呼唤理论的突破和发展，从而找出一条新路，为解决经济发展和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正确的指导。

4、十五大报告：在解决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重大难题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

党的十五大是在一代伟人邓小平去世之后的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大会，也是我国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到了攻坚阶段的一次大会。十五大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为主题和灵魂，坚持以深化改革和理论创新的思路来解决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难题，在所有制结构、公有制经济及其实现形式、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问题上，都有理论观念上的突破和创新，从而为深化改革，解决难题提供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十五大报告在强调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非公有制经济予以了明确的定位，表明我们党对非公经济的新认识，即发展非公经济并非是一种权宜之计，从而给予非公经济的顺利发展带来长远的稳定的作用和影响。

十五大报告对公有制经济含义及其实现形式作了全新的阐述，对搞活整个国有经济，实行“抓大放小”的战略，对破除思想上的困惑，拓展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都具有重大意义。

十五大报告专门强调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和民主法制建设问题，这表明了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上层建筑理论观念上的新发展。十五大还提出了改革政府机构的艰巨任务，为重新塑造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角色指明了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上述十五大所取得的新发展和新成果充分表明，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实践中、在解决经济发展和改革面临的重大矛盾和问题中获得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四、关于邓小平理论发展深层动力的几点思考

对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与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对应关系的初步分析，使笔者产生了如下几点思考。

1、不断解决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中出现的重大矛盾或问题，是推动邓小平理论发展的深层动力

在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始终是其最为关注的中心问题。可以说，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就是发展，即关于加快中国发展的理论。邓小平说过，发展是硬道理，关键是发展经济，强调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因此，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如前文所引恩格斯的话，即解决物质生活的矛盾和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成为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深层动力。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就是遵循了这样一条轨迹，把握这样一个规律性认识，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把握邓小平理论的核心问题和精神实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们从各种纷繁复杂的思想观念中，拨开层层迷雾，敏锐地把握和认识它们的根本区别所在。笔者认为，所谓“左”和右的观念，放到这样一个天平上衡量，它们的差别、特征就显而易见了。“左”和右虽然说法不一，但总的来看它们特征相似，其一，都是脱离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其二，都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搬用某种现成做法，或者是过去传统的做法，或者是西方国家的一套做法，企图以此作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路，其结果必然是大大贻误中国发展的大计。邓小平理论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紧紧扣住当今世界主题和当今中国发展的主题，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独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并坚持以深化改革和理论创新的思路，不断解决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中的重大矛盾、问题、甚或危机，由此推动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推动了邓小平理论不断取得突破和新的发展。

2、迎难而上，深化改革，把握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契机

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笔者认为，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既需要有全党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态度和自觉的发展意识，也需要正确而敏锐地把握理论发展的重要契机。这个重要契机就是密切关注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重大矛盾、问题、困难、甚至危机，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去分析、认识这些问题，并以深化改革的精神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新思路和新办法。在经过实践检验后，再对此进行及时归纳总结，上升到理论的层面上加以阐述。我想，这是把邓小平理论推向新发展的最有效的途径，也是对同志提出的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要做到“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精神的最实际的贯彻。同志1997年的5.29讲话和党的十五大报告都是把握这样的重要契机，不断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优良典范。面对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矛盾、问题、甚至是危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没有回避矛盾，绕开矛盾，而是正视矛盾和困难，迎难而上。坚持以深化改革的精神，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和发展，从而在解决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多方面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

当前，我们应密切关注最近两年先后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和科索沃危机以及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的严重事态，对中央就此作出的清醒而正确的认识和处置进行及时的研究。在党的第三代领导对这些重大事态进行认识和解决的过程中，包含着对邓小平理论的观点包括国际战略理论、在开放条件下如何发展我国经济、金融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为理论工作者也应具有把握理论发展重要契机的意识。

3、对继续深入政治体制改革的启示

当前，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和目标，在解决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问题后已比较明确，步伐也越益坚定。相对而言，政治体制的改革显得有些不相适应，在解决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如邓小平早就指出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任用制度问题等，还不能说有了根本的突破。这可以从下列一些现象看出，例如，政府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在一些县、乡政府中尤甚，造成农民负担过重，怨声不断；由于在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问题上解决迟缓，而造成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迟迟不能从根本上活起来；由于民主监督机制和干部任用制度上的欠缺和弊端，造成权力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等等。这些重大矛盾和问题表明，在经济日益发展，改革日益深化的今天，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已势在必行。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

党的十五大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提到了重要位置，并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目标，这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如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一样，它的发展和完善，它的目标的最终实现，都将有赖于不断地解决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面临的重大矛盾和问题。只有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出发，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切实解决机构精简，职能转换和政企分开；改革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建立和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反腐倡廉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等问题，并把它上升到理论的层次进行总结，作出多方面的理论阐述，才可能使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逐步确立、发展和成熟起来。邓小平理论在21世纪的丰富和发展也将由此获得新的深层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