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思维特征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邓小平政治思维特征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关键词】邓小平的政治思维/特征/人民的根本利益/经济的政治功能

【正文】

政治思维是政治主体对客观政治现象的能动反映，是政治主体对来自现实的思维素材进行加工、整理从而形成理性认识并据此提出解决政治问题的途径的主观意识活动。政治思维同任何理论思维一样，“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5页。）。邓小平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其政治思维主要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围绕着“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形成与发展的。中国国情与时代需要决定了邓小平的政治思维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一、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治思维的立足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的进程规范着人类思维的进程。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第一个历史前提是有生命的社会化的个人的存在，故作为人类历史进程起点的“人”自然成为人类思维的立足点或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正是从这种现实的、社会化的人出发来观察与分析社会政治生活的。由于社会政治生活是维系人类及社会生存与发展所绝对必需的条件并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始终（注：刘德厚：《重视对“广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载《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一切政治关系均源自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因此，政治本质上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而非超社会的神秘力量或者作为生物个体的“人”的抽象的伦理追求。在人类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之后，因“各个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他们个人的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故作为社会成员个体的人必然隶属于特定的阶级。于是，阶级利益的冲突以及阶级之间的斗争即成为人类社会政治活动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由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掌握了国家这种“特殊的公共权力”组织。因此，社会政治生活就被统治阶级（即剥削阶级）所垄断，成为实现其阶级统治的活动领域。

广大人民群众则被实际排除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无法真正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及管理。这样，“公开的社会的政治变为了阶级的封闭的政治”（注：刘德厚：《生产力标准与政治学理论研究》，载《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这种政治实质上是一种阶级关系即阶级之间的对抗关系与阶级内部的协调关系。在这种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形成的政治思维必然以阶级利益作为其立足点。马克思、恩格斯就是从阶级利益出发来认识与分析资本主义政治的。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运用政权力量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剥削阶级以后，整个人类社会开始了由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与此相应，社会政治领域开始由“阶级的政治”向“社会的政治”转化。由于广大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共同管理国家及社会事务。因此，人民即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真正的主体。社会政治生活也因此而成为广大人民协调其内部矛盾、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活动领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上述质的变化，于50年代中后期即已敏锐地觉察到，并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阶级以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注：《建国以来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的科学论断。然而，自50年代末开始，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又重新从阶级利益出发来理解我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从而使客观政治现实在其头脑中得到了一种虚幻的反映。此反映的产物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以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国策。

鉴于教训及晚年的错误，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重新进行了审视。经过长期观察与深入思考，邓小平逐步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本质的科学认识即社会主义政治本质上是人民的全局性利益关系。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就其本质而言“是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是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利益”。人民的根本利益即全局性利益不仅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现象区别于其它社会现象的基本标志，而且是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治的根本区别之所在。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政治本质的上述认识，邓小平找到了认识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现象的现实立足点——人民的根本利益。邓小平的全部政治思维活动均是立足于此而展开的。

首先，邓小平从人民根本利益的角度对“社会主义政治”的涵义作出了新的界定。他将社会主义政治科学界定为“大局”。所谓大局，即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邓小平始终坚持从大局的高度把握社会主义政治的内涵，并据此提出了判别政治现象与非政治现象以及衡量政治工作好坏的客观标准。一方面，邓小平提出判别一个社会现象是否为政治现象关键是看该现象是否体现或代表了人民的全局性利益即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凡是体现人民全局性利益的现象即为政治现象，反之，若仅代表人民的局部利益或近期利益的现象则为经济等其它社会现象。邓小平正是依据该标准将现代化建设、国内外阶级斗争、保持政局稳定等视为“大局”即政治的。另一方面，邓小平则提出衡量各项实际政治工作或政策好坏的价值标准是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邓小平之所以反复强调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下去，是因为“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其次，邓小平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确定我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及其途径。邓小平立足于人民的全局性利益，一方面从人类解放历史进程的高度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确定为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另一方面则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将我国现阶段政治发展的具体目标确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即“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弊端严重妨碍了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使，因此，要实现上述政治发展目标，必须改革现行政治体制。这样，政治体制改革即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动力及其实现途径。然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而不可动摇甚至否定该制度。因为，“一旦否定该制度，中国就将重新陷入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中国人民将失去一切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

最后，邓小平立足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对社会主义政治过程的实质进行了科学地揭示。他指出：社会主义政治过程实质上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体现与实现过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与实施过程。因此，党和政府作出任何政治决策均应将“为人民办实事、使人民得到实惠”作为决策的唯一目的或动机。同时，在决策前，不仅要认真倾听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与要求，而且要对人民群众的政治实践进行广泛的调查与深入的研究。然后则在此基础上，通过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集中人民的意志与智慧形成决策。政治决策制定后，还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予以实施。尤其是在决策实施过程中遇到困难时更应依靠人民的力量予以克服。“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因为经验不足，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得到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0页。）

二、从“经济的政治功能”的独特视角认识现时代的政治现象

政治思维的视角是指政治主体思考政治问题、认识客观政治现象的特定角度。由于政治思维是时代的产物，“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因此，政治思维的视角并非固定不变的，其必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改变。政治思维主体只有顺应时代主题的变化及时转换自己的思维视角，其思维才能正确反映新时代的政治现象，才能科学地揭示政治发展的规律性。反之，若时代前进了，时代主题改变了，而政治思维主体仍顽固地坚守旧时代所形成的思维视角，用老眼光看新问题。那么，其政治思维必将落后于时代，其思维产物也必将有悖于时展的潮流。

自5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即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时代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时代主题也由“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转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我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还远未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理想或成熟的社会主义”所应该具备的水平。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只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即不发达的阶段。由于该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故通过发展经济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已成为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这样，社会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即上升到人民的全局性利益的地位。此时的经济不仅继续发挥其物质基础作用，而且还直接发挥着政治功能作用，成为解决人民内部全局性利益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的一种途径、方式和手段（注：刘德厚：《“经济政治”范畴分析》，载《政治学科建设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页。）。于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在我国现阶段即通过经济的政治功能这一特定的形式集中表现出来。因此，政治思维主体只有从“经济的政治功能”这一特定视角观察与认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政治生活，客观存在的政治现实才能在其头脑中得到真实的反映。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其伟大之处即在于他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沿进行政治思维，并能顺应时代的变化及时转换其政治思维的视角即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的政治功能”。邓小平正是从这一特定的思维视角来观察与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现象，从而科学揭示出我国现阶段社会政治的主要内容及其表现形态、判别政治是非的价值标准以及解决政治问题的主要手段。

首先，邓小平从经济的政治功能存在形式的角度揭示出我国现阶段政治的主要内容。

经济的政治功能具有两种普遍的存在形式即经济对政治的“决定”功能与“渗透”功能（注：刘德厚：《论经济的政治功能及其结构体系问题》，载《求索》1995年第1期。）。邓小平在揭示社会主义特定条件下经济对政治的决定功能，并进而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以后，又从经济对政治的渗透功能的角度观察与理解我国现阶段的政治现象，从而逐步认识到：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及时代主题的转换，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心已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由于经济建设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而且直接决定着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实现。因此，社会经济在我国现阶段已不仅仅作为代表局部利益的物质基础而存在，其开始向社会政治所特有的全局性利益即“大局”的地位渗透与转化。由于经济对政治的这种渗透功能在表现形式上已由“隐形性”转变为“显形性”（注：刘德厚：《论经济的政治功能及其结构体系问题》，载《求索》1995年第1期。），且在整个经济功能的结构体系中处于主导或支配地位。因此，社会经济在我国现阶段这一特定条件下，在其地位与作用上即转化为社会政治，并由此而形成了我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经济政治”（注：刘德厚：《“经济政治”范畴分析》，载《政治学科建设与研究》，武汉大学

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页。）现象。与此相应，经济形态的政治成为我国现阶段社会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经济方面的政治”也因此而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正是基于上述认识，邓小平提出“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其次，邓小平从经济的政治功能实现途径的角度提出解决我国现阶段政治问题的主要手段。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向政治功能的地位渗透与转化，经济具有政治功能，这是客观事实。那么，如何有效地发挥或实现这种政治功能呢？由于经济的政治功能是在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得以实现的，而我国现阶段社会所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要么是由生产发展不足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等问题，要么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人民内部的利益冲突或矛盾问题如东部沿海与西北内陆因发展失衡而导致的矛盾等。这些问题均因经济短缺或经济发展所产生，因此，必须从经济领域寻求解决的途径。只有加速发展生产力以及运用经济杠杆、经济政策等手段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社会所面临的这些“经济政治”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提出：“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页。）。

第三，邓小平从经济的政治功能的实现程度的角度提出判别我国现阶段政治是非的价值标准。

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经济发挥着政治功能作用，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即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一系列活动）过程实质上是实现经济的政治功能的过程。因此，政治行为的成败得失必然要表现在经济的政治功能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上。因经济的政治功能必须通过发展生产力才能得以实现，故该功能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只能通过生产力是否发展及其发展水平来衡量。于是，“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成为判别我国现阶段各种政治行为或政策好坏的一个具体而又现实的客观标准。对此，邓小平曾作过精辟的阐述。他明确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邓小平所提出的评判政治是非的价值标准是与人民的根本利益内在统一的生产力标准，而非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脱节的生产力的单纯增长。这样，邓小平即在我国现阶段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将判别政治好坏的“人民利益标准”与“生产力标准”有机结合起来。三、以注重矛盾同一性的辩证分析作为分析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方法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所有事物均非孤立存在的，各个事物之间客观存在着普遍的联系。思维的任务即在于揭示事物间的这种内在联系。由于事物间的联系是在事物辩证运动过程中产生与发展的，故人类思维要揭示这种客观联系，必须遵循辩证思维的根本法则即矛盾法则，采用辩证的思维方式。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遵循辩证思维的矛盾法则开展政治思维活动。当他对我国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辩证分析时，总是首先“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生活归结为社会政治矛盾的运动”（注：王浦劬：《试析邓小平政治分析方法的基本特点》，载《新华文摘》1996年第4期。），然后则着力揭示政治矛盾统一体对立双方之间的同一性，从而形成了其政治思维方法的特色。此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对政治矛盾的基本属性进行分析时，突出强调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性。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任何矛盾均具有同一性与斗争性这两种基本属性，政治矛盾同样也不例外。由于政治矛盾是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产生并逐步展开的。因此，政治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在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或时期的地位及作用是不同的。在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时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基本政治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由于两个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故此类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在由两大对立阶级作为矛盾双方所构成的矛盾统一体中，矛盾的斗争性显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同一性从属于斗争性。政治矛盾的上述状况决定了政治思维主体在对社会政治问题进行矛盾分析时，必然会强调矛盾的斗争性。自马克思至莫不如此。他们对阶段对抗性社会的政治矛盾进行分析时，无不注重揭示矛盾的斗争性，以启发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为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提供理论依据。

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由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广大人民作为政治主体广泛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因此，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政治性矛盾再非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内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矛盾。因广大人民在公有制条件下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故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此即决定了人民内部的政治性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在这种矛盾统一体中，矛盾的同一性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发挥着支配性作用，矛盾的斗争性则降至次要地位。邓小平的政治思维主要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形成与发展的。该阶段社会政治矛盾的状况决定了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现象或问题进行矛盾分析时，非常注重揭示矛盾双方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如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现象进行分析时，即着力揭示在由经济与政治所构成的矛盾统一体中，经济与政治作为矛盾双方在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这一特定条件下是如何相互渗透以至互相转化的。他对“经济的政治功能”的揭示以及“既要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又要从政治角度看待经济问题”论断的提出就是以上述分析为基础的。此外，邓小平关于“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以及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必须坚持与改

善党的领导”、“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实行改革开放”等思想或论断均是基于上述辩证分析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第二，在对政治矛盾两种属性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时，注重揭示“同一中的对立”。

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中，由于政治矛盾两种属性的主次地位发生了转换，故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社会政治问题或现象进行矛盾分析时，突出强调矛盾的同一性。但此并非意味着邓小平不重视对政治矛盾斗争性的揭示。鉴于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撇开社会主义政治矛盾的同一性而抽象地强调其斗争性，并将此斗争性简单地归结为两大对立阶级之间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对抗或斗争。邓小平坚决摒弃了这种形而上学的政治思维方式，恢复了唯物辩证法的本来面目。他在对社会政治矛盾的斗争性进行揭示时，并非脱离矛盾的同一性孤立地分析其斗争性，而是注重从政治矛盾双方的“同一”中具体地把握二者间的“对立”或“斗争”。如邓小平对祖国和平统一问题的分析既体现了其政治思维方式的上述特征。邓小平首先将大陆地区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视作政治矛盾内部的对立双方，然后则具体揭示该矛盾双方“同一中的斗争”：由于历史的原因，港、澳、台地区与大陆地区在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们的价值信仰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此即决定了双方之间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必然存在“对立”或“斗争”。然而，这种斗争或对立并不能孤立存在，其必须以对立双方间的相互依存作为存在前提。矛盾双方只有长期共

存、和平共处于同一个矛盾统一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之内，才可互为对立面而展开“斗争”。否则，这种对立面间的相互斗争将无从谈起。基于上述辩证分析，邓小平即从该政治矛盾双方的“同一”中具体而准确地把握住了二者间的“对立”或“斗争”，并据此提出了大陆与港澳台“谁也不吞掉谁”的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四、从法律化的民主制度层面探索解决深层次政治问题的现实途径

同志曾经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原则概括为“实事求是”即思维主体从“实事”（客观存在的现实）出发，经过“求”（研究、分析），然后达到对客观事物“是”（即规律性的认识，再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邓小平的政治思维进程即是遵循该思维准则而逐层展开的。邓小平立足于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现实出发，对我国现阶段所存在的政治问题或现象进行辩证的矛盾分析，从而形成了明确的关于我国政治运行规律性的理性认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集中体现在经济的发展上。为确保经济的发展，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为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必须有稳定的政治环境。而政治稳定局面的形成则有赖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基于上述规律性的认识，邓小平提出了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政治问题的总体思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坚持改革开放，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确保社会政治稳定。这一科学的思维成果被我国宪法与党章确认，并经法定程序转化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在我国至少要经历上百年。那么，如何确保党的基本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均能得到始

终如一地贯彻、“至少要管一百年”呢？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及重大现实意义的深层次的政治问题即如何确保深受人民拥护与赞成的正确路线方针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问题。

为寻求解决这一重大政治问题的现实途径，邓小平首先对建国以来我国政治实践中的经济教训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们党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以及工作重心等形成了科学的认识，并将此科学认识以党的路线的形式予以确认。然而，自1957年下半年开始，在左倾思想路线的指导下，逐步否定了由其主持制订的集中党中央集体智慧的“八大”路线，重新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结果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直至“”灾难的发生。

接着，邓小平从较高的思维层面即制度层面对“”的历史成因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他深刻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即使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既然导致“”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那么，此缺陷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邓小平认为，这种体制上的弊端主要表现在国家权力过分集中，过分集中的权力又不受任何制约上。建国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本应由社会所拥有并由社会主体行使的一切权力均由国家所垄断。由于党和国家的关系长期未理顺，更未法律化，故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这种由国家所垄断的权力又全部集中于党委。而在党的领导机构内部，因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等原则均未形成具体制度。因此，集中于党委的权力即逐渐集中于几个书记尤其是第一书记手中。同时，由于建国以来我国的“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

，长期处于“以言代法”、“言出法随”的人治状态。所以，这种集中于个人的权力不可能受到法律的有效制约，从而变为不受任何限制的无限权力。正是这种存在严重缺陷的体制所造成的无限的个人权力导致了党的八大所制定的正确路线被党的个别领导人所否定，乃至“”灾难的发生。因此，“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基于上述深刻反思与科学总结，邓小平于70年代末即从法律化的民主制制度层面提出了解决政治路线连续性、稳定性这一深层次问题的现实途径，此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建立法律化的民主制度，实现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党的基本路线贯彻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始终，从而使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得到实现。

自80年代以来，鉴于国际上不少国家将邓小平个人身体是否健康作为其确定对华政策的基本依据，以及国内不少人将党的政策是否会变同邓小平个人是否健在紧密相联的状况。邓小平不无忧虑地说：“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二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且是很危险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如果说邓小平对“”教训的深刻反思使他深感民主制度化的必要性及重要性的话，那么，邓小平对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治生活中依然存在的这种“人治”状况的忧虑则使他倍感民主法律化的现实性与紧迫性。因此，为从根本上解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系于一人之身这一带有全局性的更深层次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在晚年反复强调建立法律化的民主制度的紧迫性。邓小平逝世后，继承了邓小平的遗志，并将邓小平的上述思维成果科学表述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五大及九届全国人大均将此作为治国方略载入党章与宪法，从而由党的基本章程与国家的根本大法确保其实施。这是我国政治社会由“人治”走向“法治”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