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论探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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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大时代

[论文摘要]邓小平的时论，揭示了当今时代主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代观，为人们科学地认识历史大时代的特征和走向，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和平与发展不仅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而且是今后历史大时代永恒的期盼。和平与发展时代是高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一个历史时代，是历史大时代的高级阶段。因此，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崇高的历史使命，而且是世界各国和全人类崇高的历史使命。

邓小平的时论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学说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考察和研究时代问题。他们对时代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揭示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为未来新社会的创造者提供认识世界、建设新社会的思想武器，并提供根据时代主题和特征确定历史使命的原则和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在时代问题上最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指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并揭示了历史时展的本质特征，即世界将进人共产主义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大时代。列宁也非常重视对时代问题的研究。他说。“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

马克思主义的时论，着重从社会历史发展形态的视角来研究时代，以哪种社会形态走在世界历史的前列，代表世界历史发展方向为主要标准来阐述历史大时代。在世界历史发展长河中，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一些国家和民族走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前列，另一些国家和民族则落在后面。在同一历史时期，世界范围内往往有几种社会形态同时存在，其中必有一种社会形态代表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这种社会形态就成为区分和界定历史大时代的主要标志。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指出：“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新纪元已经开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历史大时代的理论。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在世界上创立，是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它代表着时代的前进方向。后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剧变和解体，并没有改变历史时代的本质和基本走向。马列主义关于历史“大时代”理论，并没有过时。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大时代”基本矛盾的外在表现、运动形式、力量对比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大时代”的具体内容也在不断发展，从而使“大时代”在其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显示出阶段性来。如果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帝国主义战争和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是当时世界的主要历史潮流，那么六、七十年代以来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平与发展将成为主要的历史潮流。邓小平对时代本质和时代特征的深刻揭示，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

历史大时代是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理论基础，但在研究革命形势和战略时，列宁反复阐述的却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小时代”。他反对泛泛地谈论时代，反对空洞地滥用“时代”这个概念。他在批评彼·基辅斯基滥用“时代”概念时说：“时代所以称为时代，就是因为它包括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和战争，这些现象和战争既有典型的也有不典型的、既有大的也有小的、既有先进国家所特有的也有落后国家所特有的。”斯大林把列宁所说的时代概括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后来又进一步概括为“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

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列宁，强调以哪个阶级居于中心地位来划分和界定时代。列宁认为，划分时代的主要依据有两个方面：其一，弄清楚“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这个具体环境里可能出现的进步的主要动力”；其二，确切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列宁在1915年初写的《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指出：“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研究者经常引用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大的历史时代”的概念，但列宁在这里讲的“大的历史时代”同我们现在讨论的“历史大时代”不是一回事，它不是指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大时代，而是指比较长的历史阶段，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小时代”。

列宁当时的论断和分析具有充分的理由并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他确实抓住了那个急剧变化时代的主要特征。但是以哪个阶级居于中心地位来划分和界定历史时代的观点，至少不能作为我们现在研究历史时代的理论依据。用经典作家讲“小时代”的理论和观点，来研究历史大时代，显然不符合老祖宗的原意，更重要的是不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与现实。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尽管社会主义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但除特殊历史时期(例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外，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并没有居于世界历史的中心或主导地位。当今世界，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统治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所谓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已成为时代的中心，决定时代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的论断，并不适合现时代的状况。邓小平的时论，充分反映了时代变化的新特点，深刻揭示了现时展的客观规律。

要全面正确的认识当今历史大时代，必须既要将“时代本质”与“时代主题”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又要统一起来。时代本质反映了历史时代的基本走向，即大时代的发展趋势；时代主题是大时代中不同阶段的根本特征。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带全球性的两大战略问题”，指的是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换成“和平与发展”；邓小平还强调：“社会主义经过长过程的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指的是“时代本质”没有改变，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大时代。邓小平的时代观，体现了时代本质和时代主题的高度统一。

20世纪上半期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由于这个阶段的时代主题或基本特征是战争与革命，所以通常又称为战争与革命时代。20世纪下半期以来，时代的主题和基本特征变为和平与发展，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时代。20世纪这“两个时代”都从属于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那个历史大时代。而且，和平与发展时代又高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从时间上说，战争与革命时代不到100年，而和平与发展时代，至少几百年，上千年甚至还要长；从内容上看，战争与革命仅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手段，而和平与发展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目的。因此，和平与发展时代是历史大时代的高级阶段。

国内多数学者将和平与发展时代定位于“现时代”或“小时代”。这是有理由的，但又是不全面的。邓小平关于时代的论述主要描述的是现时代或“小时代”。这一点同列宁是一样的，他们都着眼于现实，分析现实，研究现实。但是通过学习我们又发现，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理论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和更深远的意义。我们认为，不应该将和平与发展时代同战争与革命时代简单地相提并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不同于战争与革命这个“小时代”。和平与发展时代是历史大时代中的高级阶段，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一个极为重要、十分漫长的发展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与发展时代也是历史大时代。

在探讨未来的历史大时代时，我们想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胜利”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从当时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的具体情况出发，曾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是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提出了“一国胜利”的思想。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证明列宁的论断的正确性。但80多年以后的世界，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科学技术、民主政治、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条件下，似乎又进入了“共同胜利”的时代。根据现有条件来推断，这种“共同胜利”不会在战争与革命的条件下实现，最大的可能是通过和平与发展来实现。共产主义是和平与发展的最高境界。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自由人联合体”。战乱与贫穷扭曲了人性，严重阻碍和破坏了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和平与发展的宽阔道路上，才能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

马克思主义的时论，不仅科学地揭示了历史大时代的基本走向，而且注重研究时代主题的动态转换。当邓小平领导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时，他思考的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也不仅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功和曲折。他把深邃的目光投向世界。只有对世界的根本性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对时代主题有了科学的把握，中国的内外政策的制定才会有科学的依据。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理论的科学价值，不仅在于论断本身，更重要的是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曾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比喻为“望远镜和显微镜”。如果我们用邓小平使用过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来探讨当今时代和未来时代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和平与发展的特征与趋势不仅是当今时代的客观存在，而且还会强劲地持续下去。和平与发展是人类共同追求的崇高目标，也是人类永恒的期望，将贯穿整个大时代。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邓小平抱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深入思考时代主题问题，逐步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理论。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副这一论断正确地指明了世界局势的发展方向，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新的历史阶段。

邓小平的新判断具有充分的理由：其一，科技革命的深入，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大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使得和平的经济基础更加巩固。其二推进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因素增多了，世界格局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各国独立自主的要求日益强烈，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越来越不得人心，全世界人民都强烈地反对战争。同时，国际行为主体增多。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独立地参与国际事务，使国际政治呈现多元化、多层次的新局面。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中积极的因素是第三世界的兴起。在联合国中，第三世界的成员增加了。对这个变化的价值要给予充分的估量。霸权主义还要继续下去。但是，他们像过去那样主宰世界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些情况说明，和平的政治条件正在发展。其三，战争的军事制约因素正在增强。

在未来的历史大时代，尽管可能会出现我们现在难于预料的情况，但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无疑会强劲地发展下去，从而制约世界战争的爆发。当然，在未来历史大时代中，仍将充满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斗争，而且在未来漫长的岁月中，世界战争的内涵和表现形态也可能发生变化，可是，当今意义上的世界大战，是不会再发生了。这就是和平也是未来历史大时代主题的基本理由。至于发展作为未来历史大时代的主题，则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发展是指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中心的整个世界共同发展与繁荣。因此，促进共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核心问题，也是未来历史大时代的核心问题。在邓小平看来，发展问题是一个全球性和长期性的大问题。发展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关系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政治问题。世界共同问题的根蒂在于发展。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共同问题，如人口问题、环境问题、粮食问题、失业问题都是在发展中产生，也只有依靠进一步发展来解决。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理论不仅具有世界的广度，而且具有“全人类的高度”。邓小平在会见时任印度总理的拉吉夫·甘地时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州正是这种深刻的立意，使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理论的意义和影响，超越了现时代，具有永恒的价值。

邓小平时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两大问题——和平与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全面而深入地审视和研究。和平与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和平是前提，发展是核心。人类必须以和平求发展，以发展促和平。1984年5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厄瓜多尔总统乌尔塔多时指出：“我看世界存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个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个是南北问题。这是今后国际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解决南北问题是实现国际局势稳定的一个长时间、很重要的问题。”1985年3月，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来华，邓小平会见他们时又谈了自己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他说，“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又说，“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在邓小平看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并不是说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说这两个问题是国际范围内的重大的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是关系到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需要着重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两大问题的解决须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可能是几百年，也可能上千年。因此，和平与发展是未来历史大时代永恒的期盼和永恒的主题。

当年，邓小平坦诚地表示：“我们希望至少50年到70年的和平时间。”。“邓小平的时论科学地论证了在50年到70年内维护世界和平的可能性。邓小平所关注的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这50年到70年，这并不是说中国实现现代化之后时代主题就不再是和平与发展了。邓小平作为务实的政治家首先关注的是中国现在的发展与复兴，他不想给未来提供教条式的现成答案。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可预见的时期”和“较长时期“究竟是多长?可以是几十年，也可以是几百年。政治家作为战略研究往往预测几十年或一、两百年，但理论工作者作为理论研究可以设想几百年或上千年。基于这种设想，我们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不仅是当今时代主题，而且是未来历史大时代主题的观点。提出，要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我们认为，和平与发展作为历史大时代永恒的期盼和主题，应当属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的成果之一。

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是理论判断和战略任务的统一。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早在1979年1月，邓小平在美国发表讲话时就指出：“世界人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倍努力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和平与发展对人类发展的重大意义。这种情况，又成为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

争取和平与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我们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在揭示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基础上，真正把握了当代中国和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机遇。他认为，在当今世界，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最主要的任务不是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准备革命，而是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促进经济发展。邓小平说，中国发展了，“国家总的力量扩大了，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他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不仅是从中国本身的利益来考虑，而且是从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角度来考虑的。”他强调，“中国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但主要是两件事，一件是建设国家，另一件是为世界和平做贡献。”他又说：“中国争取和平的实际行动就是努力建设和发展，因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每发展一步，就是为世界和平增加一分力量。我们发展自己不仅是为了改善本国人民生活，同时也是对整个国际和平的贡献，也就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邓小平的这些观点，是在和平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些论述，科学地揭示了时代主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要求，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人民崇高的历史使命。

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邓小平强调要塑造一个和平大国的新形象。他指出：“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中国树立和平大国形象的理论与实践，对世界和平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世界上的大国都努力塑造和平的大国形象，那么世界和平就有保障了。邓小平表示：“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邓小平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是新时代的迫切要求和前进的必由之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邓小平首倡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他认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与友好合作；建立国际经济秩序，就是要解决南北问题，谋求各国共同发展与繁荣。这是时代主题的基本要求和现时代推动和平与发展的基本途径。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的时论和新世纪新阶段的国际形势，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表示要在和平崛起中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超级秘书网

邓小平的时论承认国际政治的双赢原则。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但可以和平共处，而且可以共同组成世界市场，制定国际体制，参与全球事务的管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取长补短。我们在同世界各国打交道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寻求相互利益的交汇点。无论是当前还是在今后，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都是世界各国最根本的利益和最大的利益交汇点。因为和平与发展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反映了人民的期盼，反映了人类的最高利益。从根本上讲，和平与发展同各国的国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越来越多的国际会议把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写进会议的文件，使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成为国际关系中最根本的指导原则。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崇高历史使命，也是全世界和全人类崇高的历史使命。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在当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张和平与发展，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呼吁和平与发展。上个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也经历了冷战对峙的磨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都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地区再发生新的热战、冷战和动乱，都不愿看到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再推行新的霸权和强权，都不愿看到南北之间的发展差距、贫富鸿沟再扩大下去。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都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渴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渴望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渴望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共创人类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