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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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从这段话中充分感受到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视，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在社会主义改革建设中所处的关键性作用。一年后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正式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一、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缘由

（一）消除封建传统残余思想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取得了最初的胜利，但由于仅仅只是推倒了皇帝，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因而最终还是失败了。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共产党成立之初即投入到革命中，直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都没来得及彻底肃清封建社会遗留的腐朽思想。正如邓小平所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2]封建残余思想在政治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权与法的关系在观念上存在模糊认识和官僚主义现象严重，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对人的观念的影响，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消除苏联模式影响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在剖析我国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时邓小平指出：“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关于为何要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究其原因：首先，在当时只有苏联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其次，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政治以及人民生活水平都不高，只能学习苏联建立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但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缺乏建设经验，我国在学习苏联模式时不仅学到了成功经验，也将苏联模式中的缺陷照搬了过来。因此，在政治体制方面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权力过分集中；第二，干部人事制度方面年轻干部难以任用以及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第三，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些政治生活中出现的问题都需要依据中国国情，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消除苏联模式对其产生的影响。

（三）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1986年邓小平谈到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时说过：“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段话表明，要是经济体制改革能顺利进行，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宏观上看，基于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日益显现，要求我国的改革首先从经济体制改革着手；从微观上看，政治体制改革对于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正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加突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也表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

二、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1986年邓小平在听取工作汇报时指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

（一）改善党的领导

早在1980年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就有明确表述：“我们要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6]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为了更好的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是政治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否则，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就没有领导核心。历史证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困境，现实要求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新的课题。共产党经历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从战争时期走进了和平年代。时代的不同以及工作重心的转变都要求改善党的领导，从而更好的理顺党和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的关系，更好的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二）下放权力

1986年6月，邓小平在谈及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要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回顾历史，我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到“”时期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形成了权力集中于中央的行政管理模式。长期权力过分集中加上部分领导干部民主法治意识淡薄，使得权力集中现象在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也越来越缺乏监管。因此，邓小平提出下放权力，就是要彻底改变权力自上而下过分集中的管理模式，实现制度创新，从而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提高权力运行效率。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下放权力要求首先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国幅员辽阔，不仅各省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各乡镇间的情况也各不相同。中央过分集中应由地方解决问题的权力，不仅不能因地制宜，还很有可能因为不了解具体民情而导致耗费了人力物力财力，出现中央不该管的管不好、地方该管的管不了的尴尬局面。其次是地方的权力也要下放，这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扩大企事业单位的自主权，使每一个企事业单位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总而言之，进一步下放权力，是在规范各项组织制度的前提下，尽可能广泛的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参与管理，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才能更好的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三）精简机构

精简机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982年邓小平就精简机构问题进行讨论时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精简这个事情可大啊！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下面的干部。”[8]邓小平用“革命”二字形容精简机构，可见其难度之大。对于这场难度大且至关重要的“革命”，邓小平提出了两条原则：“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才是工作要细。”在改革开放之后，根据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中央对于精简机构的问题也更加重视，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以及2003年进行过五次规模较大的机构改革。在这五次机构改革中对于机构精简以及人员编制的控制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虽然在改革中出现过“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现象，但瑕不掩瑜，成绩仍然是巨大的。之所以出现反复，也表明难度之大，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要用“革命”二字来形容精简机构，可见在这场改革中的重要性和艰难性都是邓小平早有预见的。

三、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

为了确保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邓小平提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

（一）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在1979年作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时提出的：“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首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最首要的前提。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我国历史上的数次改良与革命以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面前，都表明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无论在什么时期什么场合谈到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时，邓小平都是在坚持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强调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早在1940年，就说过：“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改革的不是改变现行国体，而是要为人民更好的当家作主完善具体制度。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曾经的社会主义强国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轰然倒下，致使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也由高潮跌到了谷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挫折。邓小平清楚的意识到：“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道路。”这表明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对于改革，特别是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实践各项原则的理论基础，也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灵魂所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一部中国革命史表明，正是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才使得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

（二）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

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从总体上概括了当代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一切建设与发展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关于我国初级阶段的两个重要特点邓小平指出：“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在经历了封建主义的长期统治以及帝国主义的持续封锁打压下，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贫穷落后。同时，中国社会的人口基数大，资源相对匮乏，加上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社会财富的积累即使达到了一定量但人均占有量依然低下。因而，只有掌握了基本的国情特点才能从根本上了解社会主义中国政治体制需要改什么，人民群众渴望和期盼什么，才能为制定方针政策提供客观依据，使一个贫困的社会主义大国首先实现温饱，进而迈向小康社会。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逐渐完善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说到底是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对不适应当前国情的具体制度进行调整。因此，为了保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顺利地走下去，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把握好改革的原则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4.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2.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1.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6.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7.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69.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0.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96.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97.

[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4-165.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07.

[12].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72.

[1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42.

[1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3-164.

作者：郭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