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度探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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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指长江三角洲指江苏省、浙江省与上海市，土地面积21.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2.2%；人口1.38亿人，占全国10.6%；2000年本区GDP1.92万亿元，占全国21.7%。本地区位于长江与太平洋的交汇处和我国两大经济带—沿海经济带与长江流域经济带的T型结合部，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东陇海线、京沪线、沪杭线、浙赣线等铁路干线和宁沪、沪杭甬及京沪高速公路以及拟建中的京沪高速铁路构成区内陆地运输的干线网络。素有黄金水道之称的长江横贯东西，以江海相连的优势为大宗货物运输提供了便捷的水上通道，成为我国重要的水陆集疏运枢纽。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仍然发挥着水上通道的作用。浦东、沪西、南京、杭州与宁波机场，上海、连云港、南通、宁波等沿海港口以及国内最大的内河港口——南京港沟通了本区与国内外的联系。显赫的交通枢纽地位，丰厚的人文精神淀积和悠久的民族工业历史使本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80年代初，我国外向型经济发端于东南沿海，珠江三角洲异军突起，一度取代长江三角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1990年中央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1992年初，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南京等6个沿江港口城市，尤其是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以及昆山、吴江等地的台资工业园区的先后崛起，使长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90年代后期，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形态开发和功能开发并举的新阶段，致使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心从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向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转移。2000年，长江三角洲进出口商品额达到725.7亿美元，比1992年增长307%；外商投资企业年未登记数为4.4万户，比1992年增长276.7%；外资企业投资额达到2028.5亿美元，比1992年增长9倍多；当年外商直接投资额(FDI)达112亿美元，比1991年增长25倍。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并将继续对我国未来的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本文旨在对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度进行分析与评价，并据此对长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国际贸易依存度分析

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把外贸依存度作为衡量一国（地区）经济开放度的重要指标。外贸依存度是一国（地区）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用于衡量一国（地区）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主要发生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两个领域，其变动趋势是贸易投资一体化。因此，仅仅考虑对外贸易难以正确度量经济开放度。为此，本文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两个指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开放度进行度量，并以珠江三角洲等地区作为参照系进行对比分析。

严格地说，国际贸易包括商品贸易、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三部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的加速，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但由于受统计资料的限制，本文着重分析商品贸易的依存度。根据对有关资料进行整理，200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外贸依存度为55.6%（参见表1）。

其中，上海最高，达99.4%，江苏次之，为44.5%，浙江为38.1%。长江三角洲贸易依存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6个百分点，充分反映了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开放度处于领先地位。但令人惊异的是，该区外贸依存度却比沿海地区平均水平(63%)低7.4个百分点。究其原因，广东省外贸依存度高达145.6%，且权重极大：2000年进出口额达1701亿美元，占沿海地区38.8%，比长江三角洲高419.2亿美元。广东一省拉动沿海地区外贸依存度16.7个百分点。除去广东省，长江三角洲外贸依存度比沿海地区平均水平高9.3个百分点。

二、国际投资开放度分析

国际投资开放度是指一国（地区）国际投资与GDP的比值，用于衡量国际投资的开放程度。国际投资按类型分包括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按资金流向分包括资金流入与资金流出。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本文根据《国际贸易》2001年第2期的实际利用外资额进行整理分析。由于对外投资数额很小（1999年长江三角洲为0.9亿美元，珠江三角洲为0.5亿美元），故忽略不计。

表2为长江三角洲国际投资开放度与国内相关地区的对比分析。2000年，长江三角洲国际投资开放度为4.9%，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3个百分点，比沿海地区平均水平低0.4个百分点，更比珠江三角洲低6.1个百分点，长江三角洲低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仍然是珠江三角洲的影响。除去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国际投资开放度只有4.2%，则低于长江三角洲0.7个百分点。

三、对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度的评价

分析经济开放度目的是要说明其发展水平和合理程度，以及对国民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迅速提高，1994～1998年，我国包括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的贸易开放度为40.1%，比美国高17.2个百分点，比日本高20.8个百分点。包括国际资金流入与流出的投资开放度为5.9%，比日本高1.5个百分点，仅比美国低1个百分点（参见表3）。于是，中国外贸依存度的高低问题，对经济影响的正负效应问题就被提了出来。有人担心依存度过高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我国已经加入WTO，如何判断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直接影响到对外开放战略的政策调整，需要对此有一个科学结论。

国内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存在高估问题（注：参见隆国强：《如何看待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载《国际贸易问题》2001年第11期。），理由包括：

(1)加工贸易比重大。1981～1999年，加工贸易在我国出口与进口额中的比重由4.8%上升到56.9%和37.8%，由于加工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大进大出”的特点，与国内经济运行的关联度不密切，因此加工贸易比重增大，导致我国外贸依存度被高估。

(2)GDP构成差异。比较而言，第三产业可贸易程度较低，因此用传统方法计算，第三产业比重较高的美国（达75%）与发达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就会被低估。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仅为33%，相对而言，外贸依存度就会被高估。

(3)汇率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一般认为人民币名义汇率比其购买力平价汇率(PPP)低三倍左右，直接导致外贸依存度被高估。

在充分考虑GDP构成和汇率因素后，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只相当于低收入国家水平，而远低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参见表4）。

我们认为，长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还是低水平的，既有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除以上原因外，还要考虑以下因素：

1.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看，国际贸易发展速度比经济发展速度快。世界平均出口依存度从1970年的14%提高到1997年的25%。由此推断：长江三角洲开放型经济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经济开放度将以快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增长。

2.从国内比较看，我国目前对外开放度的前沿阵地仍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度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珠江三角洲相比差距甚大，甚至低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90年代以来，尤其是浦东及长江沿岸港口城市的开发、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重心正从东南沿海向长江流域转移。地处沿海与沿江开放带结合部的长江三角洲以其区位、历史与人才的独特优势，正成为我国的经济、信息、金融与科技中心，在长江流域及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发挥着对外开放的窗口及增长产生巨大作用。显然，本区目前的经济开放程度与水平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尽快提升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水平与质量，不仅是长江三角洲本身发展的需要，也事关全国发展战略的成败，其紧迫性与重要性毋需赘言。

3.从长江三角洲自身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现状看，区域内部经济开放程度的地域差异极大。从省际对比看，2000年本区上海的外贸依存度最高，达99.4%，分别比江苏、浙江高1.2倍和1.6倍（参见表5）。即便如此，上海的外贸依存度也只及广东的68.3%。国际投资开放度江苏最高达6.3%，分别比上海、浙江高0.5个百分点和1.9倍，但只及广东的57%。由此可见，经济外向度的巨大区域差异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推进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20世纪90年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保持了有效益的增长，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为地区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作出了贡献。但与先进国家、先进地区相比，本区的开放性经济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一是商品贸易市场占有率仍较低，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不高，缺少有一定规模和较强竞争力的拳头产品。二是相对于商品贸易规模，本区技术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滞后，亟待加快发展。三是出口市场集中度仍然偏高，致使区域经济发展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较大，贸易区域多元化格局有待进一步形成。四是利用外资规模仍然偏小，且投资引进方式单一，境外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五是外商投资的行业分布比较集中，且主要是制造业，第三产业投资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业，对第一、第三产业投资有待加强。六是外商投资的地区分布过于集中，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与区域发展差异扩大。七是作为长江三角洲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阵地，各类开发区布局过于分散、起点不高、结构雷同、与周边地区关联度不强，成为制约开放型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

加入WTO，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力资源丰富，开放程度高，综合经济实力强，必须根据加入WTO的新形势与新特点，进一步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加快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同国际惯例接轨，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在实现经济国际化的过程中不断抢抓新机遇，增创新优势，促进大发展，最终实现现代化。

（一）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

长江三角洲地区两省一市作为地域相连、文化相近、结构互补的较为完整的城市经济区域，必须在多层次内部合作的基础上，实施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才能避免内耗，实现开放型经济的协同发展。为此，需要打破行政封锁，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探索上海与苏渐两省间基础设施衔接、支柱产业配套、新兴产业共建、一般产业互补的梯度开发模式与分工协作体系。要强化上海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创新中心与营销中心的功能，强化腹地企业与上海之间的互动与联系。以南京、苏州、无锡、徐州、杭州、宁波等二级中心城市为节点，以运输干线为依托，开展跨地区的产业整合与资产重组，培育一批能有效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型企业集团，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

（二）实施大口岸、大经贸战略

要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对长江三角洲内的口岸资源进行整合，做到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形成合力，避免不合理的重复建设。要建立在国际惯例指导下的由各类企业广泛参加，各项经贸业务相互融合，抵御风险能力强的开放型外经贸体系。在开放战略上，要从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的市场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市场开放；要从各自为主的单方面对外开放转变为各经济区域间的双向开放；要从具有地方特色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的开放。在操作层面上，要从单纯注重出口转变为出口与进口相结合，从单纯注重实物贸易转变为实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尤其是技术贸易）相结合。大幅度提高区内口岸的通关速度，建立健全完善的现代化物流系统，实现外经贸的经营主体多元化、商品结构高度化、贸易方式多样化、市场布局合理化和管理方式现代化。

（三）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培育开放型创新体系

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加强科贸、技贸、工贸结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为依托，技术引进与开发相结合，面向国际市场的创新体系。加快发展技术贸易，积极推进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争取在电子信息制造、电子商务、生物工程、新材料和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领域的重点出口产品开发和经营上取得突破，建立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的出口生产基地。加大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高轻工、纺织、冶金、建材、食品等传统产品的力度，提高传统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把资源秉赋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形成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的出口商品群。超级秘书网

（四）拓宽外商投资新领域，实现利用外资战略性转变

围绕长江三角洲地区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抓住我国入世后在服务贸易等领域进一步对外开放市场的机遇，实行公开、透明、平等的贸易与投资政策，保护公平竞争，落实国民待遇，进一步健全外商投资的法制环境。根据我国承诺的开放时间表，逐步扩大在商业、外贸、金融、保险、证券、电信、旅游、运输、咨询、法律、会计等服务领域的利用外资规模，把服务领域利用外资作为新的突破口，通过强化对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和与跨国公司的战略合作，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同时进一步拓宽引资渠道，改进引资方式，继续探索购并、BOT、国际租赁、创业投资和证券投资等多种引资方式，积极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与水平，实现利用外资领域与方式的战略性转变。

（五）加快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长江三角洲地区可结合资源秉赋状况、产业发展特点和结构调整的总体要求，有选择地加大海外投资力度，重点支持和鼓励本区具有比较优势的轻工、纺织、机械、电子、医药等长线产品项目向海外转移，以利用企业现有设备、成熟技术和原材料、零部件等实物投资为主，在境外设立有一定规模的带料加工装配企业以及一批分拨中心、维修服务中心、技术开发中心，形成具有生产、贸易和融资功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拓展经济发展的空间。

（六）点面结合，形成长江三角洲开放型经济的区域框架

长江三角洲开放型经济的区域框架包括中心城市体系、产业带网络和开发区体系等三个层次。上海市作为长江三角洲内的中心城市，具有增长极和辐射源的功能，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枢纽。南京、杭州等二级中心城市主要承担着增长极与广大腹地间的要素传输和次级中心城市功能。而沿线（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干线）、沿江、沿河、沿海产业带则是生产力布局的框架网络。各级各类开发区作为生产力布局的节点和区域经济的新增长点，在外向型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开发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要坚持开发区规划建设的高标准、多功能和高技术导向，用一流的投资环境创一流的投资效益，使开发区成为对外对内开放的窗口，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孵化器和重要基地，带动区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策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