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古代哲学反思的反思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小议古代哲学反思的反思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及政治影响巨大。知识界讨论问题，必引徵“五·四”，奉为圭臬，以为真理不可易。但是，很多热情、激烈的“五·四”观念，其实经不住客观和认真的考查。王元化先生在“关于五四再答客问”中中肯地指出：“我们头脑中有很多既定观念，日积月累，成为习惯力量。再估价（‘五·四’）就是重新认识这些既定概念，重新清理这些东西。……对‘五·四’的再认识，首先就是打破既定观念。”在这些“既定观念中”，王先生首先举了“反封建”的例子。“救亡”和“反礼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中心，三十年代以后改为“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现代化思维的出发点。但是，“反封建”的提法的确需要细致的分析。

中国封建么？

套用欧洲的史学范畴，把从秦到清这一段历史附会成封建社会，把官僚、士大夫附会成贵族统治阶级，这是几十年来中国知识界不容置疑的定论。诸多对历史、现状和未来的讨论，都以这个定论为出发点。

在欧洲，贵族是中世纪的领主。领主受封采邑，采邑中的自然资源为领主所有，采邑中的人民为领主的奴仆、附庸。领主又效忠于君王。采邑和封爵靠血缘世代相传，政治和经济上都有很大的独立性。这种以领主和采邑为主体的制度，欧洲史学称为Feudalismus（由拉丁文的Feudum——采邑一词衍生而来）。武王革命，建立周朝，把国土分封给共同灭殷的诸侯、功臣和殷商的旧贵族，让他们世代相传，服事周室。各国除去向周室纳贡，政治和经济基本上是独立的，甚至文字不同，车轨各异，度量衡和货币不相沟通。我们的史书把这段历史叫做封建（夏、商两代或许也是这样，文献不足，不能臆断）。Feudalismus与此类似，因此把它翻译成“封建”，是很恰当的。

幽王被犬戎所杀，诸侯立平王，东迁洛阳，周朝的封建制就开始动摇了。先儒说：春秋五霸，一霸不如一霸。这是因为，越后来的霸主，就越把自己势力的扩张放在藩屏、维护周室之上。到了战国时，大家干脆把日益衰弱的东周扔在一边，互相兼并征战，要一统天下了。所以，在记载战国事迹的《国语》中，周仅仅是诸国之一。那时候的很多思想家，包括儒家的孟子，都在到处游说，鼓吹“王道”。天下统一，权力集中，实在是大势所趋。秦灭六国，结束了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国特有的中央集权政治。《史记·秦始皇本记》详细记录了秦王自称皇帝，和大臣议论，反对封建的过程。汉初的大功臣，都被封了王爵和国土。但很快，高祖就把他们一一消灭，而把国封给了自己的儿子们。甚至与大臣誓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后来，中央向各王国派驻傅（老师）和相（行政总管），教导诸王，主持行政，大大削弱了他们的自主。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失败，诸王彻底失去了对自己领地的政权，实际地位降为臣子。贾宜的《治安策》就是劝文帝压抑诸王的名著。从此，中国的封建制度彻底结束，开始了延续两千年的中央集权政治，封土建国，血缘相传，世袭领地基本上消失。这样看来，在中国，封建制度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而贵族也随之消亡。“反封建”与“反贵族统治阶级”的口号，都是无的放矢。

但是，在欧洲文化中心论盛行的二十世纪，搬用欧洲的成论，比附、分析中国的历史、政治，这种方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的大师胡适提倡：“大胆假设、细心求证”，无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把它奉为座右铭。这样治学，把结论放在证据之前，难免先入为主，曲解事实。很多人明明知道中国封建制度的始末，却依然契而不舍地在秦、汉以后的历史中，寻找封建制度的蛛丝马迹。证据不足，就不惜把概念软化，把封建制度改成“封建社会”、“封建主义”，模糊它的定义，扩展它的外延，以寻求符合。靠了这样牵强的推导，商、周是奴隶制度；秦、汉到明、清是封建制度；晚清才刚刚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个观念一直沿用到今天，一切对它怀疑和批评的观点都淹没不张。

中国落后么？

既然，欧洲主要国家两、三百年前就已陆续进入资本社会，而中国还盘桓在封建社会，当然是落后了。把十八、十九世纪科学、技术、军事、金融等方面与欧洲诸国的巨大差距，解释为整个文明的差距，中国“封建”，中国“落后”，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旋律。

科学、技术，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异，却没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但迷信历史决定论和社会进化论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却不是这样看问题。一次交响音乐会后，一个北京大学的教授满怀感慨地对我说：“人家两百多年前的音乐就那么雄壮，乐器就那么先进。咱们中国怎么就没有交响乐呢？落后啊！”首先，形式和风格不是判断音乐质量的标准，乐器制造技术更不说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十七世纪意大利艺人们制做的乐器，其音质饱满浏亮，富于特色，无与伦比。一只斯特拉迪瓦利琴，价值钜万，为全世界的小提琴大师们所珍爱。很多人使用最先进的声学、材料学和计算机技术，企图仿其万一，都没有成功。交响乐的创作在海顿、贝多芬、舒伯特的时代达到了高峰，以后渐渐萧条下来。这些当然是我们的名牌大学教授不能或不愿意知道的。迷信欧洲“先进”，诅骂中国“落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论断荒谬，大抵如此。

西方人讲现代政治，政、教分家是个大关键，因此，与鼓吹建立伊斯兰圣国的宗本主义发生冲突。在中国，三千年前周朝建立时，就开始明确限制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周朝的最高统治者自贬帝号，称为王。帝是天帝；王是人王。这恐怕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政教分离的政权。从此以后，中国的政治哲学，特别是儒家、法家和道家等对政治影响深刻的流派所讨论的，几乎完全是人与人类社会的题目，是很彻底的人文主义哲学。中国的官僚行政体系，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高度成熟，高度实用，是诸多朝代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重要基础。中国的仕进制度，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建制最完善的，培养、选拔、任用平民成为政治人材的制度。假如说封建比较“落后”，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在两千年前就结束了。中国的佛学，精深博大，应该是思辨趣味最高的哲学之一（希腊文“哲学”的本义为“爱智慧”）。中国文人丰富、精致的诗、词创作，是世界抒情文学中最杰出的部分。闭眼不看这些事实，一味人云亦云，自我否定，把传统中的一切，甚至很多不相干的东西，如裹小脚、抽大烟、留辫子、穿长衫，一概当作落后、不开化的象征。然后，痛哭流涕，慷慨激昂，要“救亡”，实在是人不亡国国自亡。

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落后，不说明整个文明、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全面落后。把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说得一无是处，远远落后于西洋，要彻底决裂，脱胎换骨，是“五·四”人偏见。

中国有贵族阶级么？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流行的观点，把中国社会划分成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两个阶级。一切官僚、文人、士大夫都是“高高在上”，不识耕种的贵族统治阶级；农民则是“劳动人民”，被统治的阶级；阶级之间的划分和矛盾极端深刻。

事实上，中国至晚在战国时，世袭贵族的制度就开始瓦解了。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汉武帝下诏求茂才异等，乃至于隋唐以后的科举，是中国官僚制度从荐贤、贡举到分科考官，逐渐成熟，逐渐制度化的主线。以唐朝的科举制度为例：所有官员和农民的子弟，只要出身清白，没有犯过法，都有机会进国家和地方政府出钱开办的学校学习。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全国人口约八百多万户，而各中央、地方学校在校学生总计约七万三千五百人。学成之后，依照品行的优劣，由邻里乡亲推荐，地方长官核实，就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是获得作官资格的最主要的途径。另外，还有约六万四千公共职员，也可以通过考核选拔，成为九品以上的正式官员（在唐朝叫做入流）。这些都明确记载在史书中，不能有什么怀疑。二千多年来中国官僚政治的原则，从来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的！在中国，有贵人，而没有贵族阶级；有穷人，而没有平民阶级，那种与欧洲封建时代类似的阶级划分和对立，早就绝迹了，官、包括大官的来源几乎全都是“劳动人民”。

最近这两千年，中国的“穷人”与“贵人”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所想象的亲密得多。欧阳修的《相州昼锦堂记》有一段精彩的开端：“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对穷人与达官之间的关系，摹写、论述之确当，古今中外，无与伦比。欧阳修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穷人”出身，而成了名满天下、身踞要职的人。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没有改嫁，而是带着年轻的欧阳修艰苦度日。欧阳修学写字，家里买不起纸、笔，就在沙土上划。后来，欧阳修不仅作到参知政事（副总理）、枢密使（国防部长），而且成了一代文坛的领袖，开创了有文人特色的宋朝诗、文和词的风格。“劳动人民”入仕作官，致仕（退休）之后，又回家去种地，这是绝大部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履历。嫂子不肯煮饭给他吃的苏秦，和被妻子唾骂出门的朱买臣，是两千年前的例子，而《红楼孟》中的贾雨村和《儒林外史》里的范进，是晚近的故事。

“五·四”时的那些有良心、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们，把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归纳起来，编出一部“中国阶级斗争史”的剧本，为的是给自己安排一个英雄角色：挺身而出，以被统治、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监护人自任，保卫他们的利益，捍卫他们的文化，抱怨他们的愚昧，为他们启蒙。这种令人陶醉的自我升华是他们生存的意义和战斗的动力，是自我激励的心理疗法，而阶级对立的理论正是其中的兴奋剂。为此，他们无视中国农民与士大夫的密切关系，无视社会道德共识的形成与发展，无视士大夫文化的来龙去脉，不惜删改事实，曲解历史，拿来做行动的依据。我们把这种历史观叫做“平民主义”，这个“平民主义”至今毒害着众多善良的知识分子。

文言文、繁体字是贵族文化么？

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五·四”人最大的敌人。他们不仅把《诗经》、汉赋、唐诗、宋词看成统治阶级的垄断文学；把社会的道德共识看成是压迫人民的工具；甚至连语言、文字都被认为是专门用来愚弄、难为老百姓的。陈独秀提出要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胡适把两千年的文学成就斥为“用死的语言做的死的文学”。

语言、文字是文学的载体。中国人读书学文。孔子说：“何莫学夫《诗》”，说：“不学《诗》，无以言”。学好了，入仕作官，富贵显达。所以，与其它民族不同，中国古代的文学大家很多都是朝廷大臣。这是中国的制度对政治家的素养要求特高，鼓励天下人学习文化的结果。并不是先有一个贵族阶级，然后才有贵族文化。更谈不到贵族阶级故意把语言、文字弄得艰涩难懂，把文化据为己有，垄断起来，不让老百姓学习、创作。文学是这些政治家的业余创作：他们得官在位，居庙堂之高，则或描写官宦生涯，或时而反映国家大事；去官归隐，处江湖之远，则或抒发个人情感，或依然拳拳顾恋中央政治，忧国忧民。至于他们对市井田里的普通人的命运和日常生活描写不够，最多只能算作不足，可以补充，不能一概“推倒”，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古代，有“文人的文学”和“非文人的文学”，却没有“贵族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话本和戏剧是非文人文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话本和戏剧的主要体裁，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被病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些作品中常常带着明确的道德判断；含着做好事、受曲折，会有好报应的愿望，正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古今中外，没有很大的差别。好莱乌那些顶叫座的片子，无非如此。

城里说书，讲的是三国演义、封神榜，下边座无虚席，听众如醉如痴；乡下演戏，唱的是张生、莺莺、杜丽娘，农民拖家带口，骑驴撑船，争着来看。“五·四”人以为这些都要不得。他们批判话本，写小说；鄙夷戏曲，编话剧。以为只有舶来的形式，老百姓才喜欢；非要讲破落小人穷困潦倒的故事，老百姓才觉得有认同感。其实，哪个老百姓会自愿去同那些生活中失败的角色认同呢？分析心理中的阴暗面，把普通人见不得人的东西拿来曝光，斥为“民族劣根性”，正是“精神贵族”们的爱好。偶尔在网上看到一个报导，说鲁迅成了现在学生的“公敌”。大家一致认为他的东西难懂、偏激，遣词造句亦颇可非议，其中以“狂人日记”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为尤。鲁迅小说中的人物虽然因为被放在中、小学课本里，成了人人必读的东西，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伤逝》拍成电影，就是不叫座。假如有人鼓起勇气去拍阿Q，一定不如那些讲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宣扬统治阶级糜烂生活，陈旧腐朽的“杨贵妃与唐明皇”、“还珠格格”、“杨家将”一类受人欢迎。“五·四”知识分子以使命自任，强迫老百姓合上他们的口味，不合他们的口味，则或者是“歌颂统治阶级”，或者是“低级趣味”。

深刻、揭露的文学不是不好，不是没有价值，只是不能神化，不能硬说老百姓喜欢，否则就是强奸民意了。

和而不同——自信与宽容

古人说：大道和而不同。所谓“和”，是了解世界的多样性，尊重不同的观念和行为，以自己的条件和经验为出发点，考查、借鉴他人的优劣、得失，取长补短。这样，自身可以得到不断的充实、完善，又给予他人生存的空间，所以能够即自信，又宽容。所谓“同”，则是以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一个规律、一个高尚的道德、一条正确的道路。于是，狂妄的人则将自己的一管之见强加于人；而自卑的人则放弃自我，一味追求与众人相同。结果是：或者剥夺他人自立的权力，或者牺牲自己的优点与特长；或者刚愎自用，强暴专横，或者朝秦暮楚，随波逐流。唯有见识广，阅世深，勤于思考的人，才能明白“和”的道理。而孤陋寡闻，愚钝懒惰的人，见到一样，尝到甜头，立即奉为至宝，无暇旁顾。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人类社会是复杂、多样的。随着地理、宗教、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体制的不同，每个民族都经历自己的命运，创造自己的历史。总结一个地区——比如人口不多、地域不广的欧洲——的经历，推广来解释整个人类的历史，断定人类社会的进程必有固定不爽的轨道，一切国家、一切民族不能例外，以为找到了这个规律，就把握了“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把人类历史比作单轴坐标系，把不同的文明拿来排队，以判断它们的“先进”与“落后”，“优秀”与“低劣”，这是因为，持历史决定论和社会进化论的人们不懂得“和而不同”的原则。迷信这样狂妄寡陋的成见，以为欧洲的文明才是唯一优秀、唯一先进的文明；把西方文化悬做标准，自己对号入坐，紧跟在人家屁股后边，生怕追得不快、学得不象；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则深恶痛觉，必欲彻底砸烂而后快；史书记载有合不上那些成见的，就搜求野史、传说，曲为解释；有人批评这种盲目，就骂做腐朽顽固；老百姓不理解，就是昏睡未醒。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毒害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做人、做事、做学问，常常如此。这是要灭绝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不是救国，而是祸国。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很多干将去过日本，认为日本学西洋学得特别到家，是其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可日本并不曾诅骂、抛弃自己的传统啊。看见邻居门上春联子写得好，回来就把自家的房子拆了，打成废墟，要照着人家的样子，彻底重盖。就算你花了十年心血，盖得跟人家一模一样，说不定人家又起新房子了。这样邯郸学步，刻舟求剑，踩着人家的脚印子，亦步亦趋，难怪折腾了百十年，还是落在人家后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