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范文精选

150多年来，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世界上有过许多评说。概言之，它或者被尊崇者神化，或者被反对者丑化和魔化；或者被变成僵死不变的教条；或者被实用主义者任意涂抹。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式的理解与修正主义式的歪曲，是当今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的两大主要障碍。在认识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所产生的混乱主要表现在：

本来是开放的、博采众家之长的、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学说，却被误认为是封闭的、排他的、狭隘的、宗派主义的学说；

本来是紧密联系实际的、最善于从实践中汲取力量的、生气勃勃的、最富有创造性的学说，却被误认为是脱离实际的、教条的和僵死的学说；

本来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作为行动指南的、正在发挥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巨大作用的学说，却被误认为是过时的，束缚思想和行为、妨碍改革和革命的学说；

本来是依靠科学真理为自己开拓道路、在人类思想史上取得崇高地位的学说，却被误认为是依仗国家机器变权力为真理而强加于人的学说，等等。

因此，科学地把握真实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面目，搞清楚它的源与流、它的理论体系和主要内容、它的基本特征与精神实质、它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命运，从而在混乱迷惘、众说纷纭中达到清晰正确的认识。

20世纪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启蒙运动史上的重要环节。它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为口号，宣扬爱国主义，主张自由、民主，倡导新文化建设，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五四”启蒙的历史局限，实现了启蒙目标的现实化、启蒙武器的民族化、启蒙态度的理性化、启蒙主体的大众化和启蒙哲学的科学化。在国难当头的艰难形势下，它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新启蒙运动提倡“中国化”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开始于，而形成大规模和广泛深刻的影响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提出，虽然经历了长期的认识过程，但有其逻辑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合理性。其中，新启蒙运动的历史功绩不可忽视。这是因为，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阐释和探讨。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张申府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提出学习西方的文化必须走“中国为主”的“中国化”道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信奉者，张申府认为文化建设不能离开本国的国情，不能没有“自己”。任何事物都是“一般”和“特殊”的统一体，“一般”必须寓于“特殊”之中才能存在，“特殊”是“一般”的具体表现。因此，“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张申府：《论中国化》，《战时文化》第2卷第2期）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则是这一运动中“中国化”的力作。艾思奇指出，哲学是推动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力量之一，但是，如果哲学脱离实际而变成空洞的理论，那是相当有害的。为此，他在批评哲学界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同时，殷切地希望中国的哲学界尽快“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他提出，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所发表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的科学规律，承认它有一般的指导的作用，而同时却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些规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中间，因为客观条件的差异，而有各种各样特殊的表现形式。因此，当我们在中国的社会里来应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也必须要具体地了解中国社会。这样才能真正“理解精通”马克思主义，真正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中国化”的内涵上，新启蒙运动者指出，“中国化”决不是要求大家“抱残守缺”，也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中国本位论”的再版，“它的内容是丰富的、历史的、民族的，同时是国际的”，“它是综合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它是我们一切优良珍贵的传统以及国际的一切优良的传统的一种交流，是代表人类最进步的立场，创造世界新文化一环的中国新文化”。

在关于“中国化”途径的探讨中，新启蒙者认为，应该“有条件地吸收国际文化，批判接受中国历史的传统，融合贯通”（《柳湜文集》，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15页），要依靠传统的民族形式，创造真正中国化的民族文化。艾思奇则从研究“中国的特殊性”出发，提出，“当我们在中国的社会里来应用来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必须要具体地来了解中国的社会。”

[摘要]宪政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和理念，资本主义可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在社会主义时期，要利用市场经济，也必须利用宪政主义。在东方社会，宪政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性要素，社会主义可以称为宪政社会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宪政主义本质宪政社会主义

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楚的。”他反复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已建成几十年了，为什么还贫穷呢？他的结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一九九二年在南巡时他总结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十分正确的。但怎样才能发展生产力，用什么制度发展生产力并保障生产力的发展的成果为劳动人民所享有，保障劳动人民的合法、合理的权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呢？笔者认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需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归结为：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是资本主义宪政主义的继承物、对立物、取代物和创新物，它是继承资本主义宪政主义各种积极成果、克服其各种矛盾和弊端而创建的高于资本主义宪政主义的新型制度。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关键性要素，社会主义应当是宪政主义的，这是历史的必然结论。

一、资本主义宪政主义的内涵

没有宪法就没有宪政主义，宪政主义是以宪法为前提的。说“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现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期搞起来的。”因此宪政也是资产阶级先行的。“说到民主宪政，当首推英国。它是宪政运动的策源地，有‘宪政之母’的美誉。”那么，从英国开始的资本主义宪政主义的内涵是什么呢？

【内容提要】本文围绕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内涵、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派别，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多样化的局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本文提出判断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三条标准，并以卢卡奇和弗罗姆为例作了具体分析。

【英文摘要】ThisarticleanalyzestheconceptionandconnotationofWesternMarxismaswellasitsrelationswithLeninism,holdsthatWesternMarxismisnotaunifiedschoolofideologicaltrend,and,basedonaconcreteanalysisofG.LukacsandE.Fromm,proposesthreecriteriaforjudgingthenatureofWesternMarxism.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卢卡奇/弗罗姆/WesternMarxism/Marxism/Leninism/Lukacs/Fromm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3)04-0067-04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之后又不断发展，20世纪50—60年代达到高潮。习惯上，通常指由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所引发的西欧和中欧地区左翼激进思想家(包括部分共产党员或被开除出党的理论家)重新诠释马克思学说的思潮。我国学术界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但对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目前学术界还存在着诸多争论。对此，笔者不揣冒昧，拟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内涵、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界定等三个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对于激进可能性的思考，都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开始。因为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马克思主义不仅提供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的批判，而且激励和启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的产生，为不同模式的社会和经济组织提供了对资本主义唯一可能的挑战。

基于实践，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所剩无几，这使马克思主义面临空前的危机，并且对某些马克思主义不得不明确表达对未来的激进选择提出了质疑。毫无疑问，激进选择是必要的，因为当代危机不只是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但我们还是应该避免激进行为，安守现状，因为现在看来还没有什么可以充当资本主义的替身。僵局迟早要被打破，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思考这样的选择，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替身的主要来源似乎已在其自身历史结果的重压下四分五裂了。

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它自身有能力渡过多次危机，这使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不断地受到怀疑。同时，马克思主义也遭到各种激进观点的质疑，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因其对经济剥削和阶级问题的过分专注，而无法看到在狭隘的经济组织之外还存在别的压迫和剥削。这些观点在过去的几十年一直十分盛行，因为如下的情形已经越来越明显：虽然社会主义社会解决了一些经济剥削和压迫问题，但他们无法解决另外一些基本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得更为尖锐。

诸如此类问题的持续存留，使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新一代觉醒了，但同时也削弱了这一代人的信心。既然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宣称提供资本主义的替身，马克思主义者就得通过承诺对现存问题在未来的解决方案而避免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的质疑。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解体看来已经使马克思主义丧失了未来，那么就不能再拖延直面这些问题的时间。全球经济组织的巨变，不仅迫使一部分社会主义社会解体，而且引发了对接踵而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相关性的质疑。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出现，因社会主义社会的瓦解而日益引人注目，它改变了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改变了民族国家的角色，并且提出对所有关于发展和社会变化的评论进行重新思考的要求。由于这些变化,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社会力量即工人阶级，被贬低到了社会的次要地位，其他的支持者在新的形势下也只能寄希望于政治和社会的未来。虽然现在就宣布马克思主义的解体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很明显，马克思主义已不足以解释新的世界状况中产生的新问题。人类解放的理想──广义地讲，就是从经济的匮乏中、从社会和政治的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必须立足于一种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新的世界形势，而且必须与新的社会支持者的理想相结合，因为他们是伴随着这种新的状况产生的。

正是这种新的世界状况制造了马克思主义最近面临的空前危机。但同样也是这种新的世界状况，使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暴露出来。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缓解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前提的质疑──把马克思主义的失落解释成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激进批判。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在所有激进理论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在过去所有对资本主义替身的激进表述中的中心地位，如果我们要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所存在的所有缺点的话，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大胆地面对这些问题。我的目的不是要在其他激进观点的危机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次评判，以便把它从其过去历史中挽救出来。我的目的是揭示其缺点，以便在思考关于未来的激进可能性时──不管这种可能性看上去是多么的遥不可及──能够正确地面对这些缺点。

我将结合当今社会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调整来讨论马克思主义。这种重新调整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更重要的是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出现，它为理解当代全球的变化提供了最为广阔的文本背景。我认为，对于把握这些变化的实质及其影响，马克思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要它能避免那种被建构到理论中去的现代化主义（modernizationalism）。毕竟，现在成问题的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还有关于现代化和发展（或者说"恶性发展"，旺达那·希瓦（VandanaShiva）这样称它）的整个观念。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摆脱现代化的时空目的论，而且需要摆脱概念的目的论，它应该进入社会变化的丰富多彩的概念化过程，即便最终的结果是要求妥协、乃至放弃理论的一致性。我认为，解放的问题不应被任何一种理论所局限，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果理论必须通过妥协来达到解放的目的，那就让理论妥协。理论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推进解放，而不是使解放屈就于理论本身或者某种标识理论的特殊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