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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应当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对于为什么要开展这种对话,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对于这种对话到底应在什么基础上展开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成为可能,人们实际上也有不同的看法,或者说缺乏必要的和深层的追问;相应地,对于如何才能更加自觉和有效地开展对话,人们也缺乏深入的探讨。由此,尽管在一些学者的个体性学术研究活动中,这种对话实际上一直在进行,但在很大的程度上却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并往往局限于个体的学术活动内部或不同个体之间。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这两个学科之间,在不同学科的教师群体之间,在不同的哲学观念和方法之间,却很难说是真正自觉合理有效地在开展对话。本文就积极开展这种对话的一些前提和方法论提供以下不成熟的断想,向学界同仁讨教。
这种对话在什么意义上是必要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德国,本来就是一种西方哲学。为什么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一个半世纪以后,提出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这本来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前提,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它产生以后主要是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国家得到了发展和实现,而与西方文化有所脱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走向了对峙。现在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问题,正是为了打破这种隔离与对峙,加强二者的交流与沟通。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就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还是看作一种外来的思想理论文化,强调它的外化和世界化的问题,那么我们自己目前的理论定位究竟在哪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被看作一种中国哲学还是外来哲学?它在当今中国的根源性和基础性究竟何在?这既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的前提性问题,也直接涉及到对哲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理解。我们认为,对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对于自觉合理设定我们在对话中的位置至关重要。
在本来的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是德意志民族的一种哲学,不可避免地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同时由于它依托于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加上马克思对于人类命运的特别关注并将对其的思考自觉地融会到自己的哲学思想之中,因而又具有强烈的人类性和世界性,从而能够对于其他地域和民族发挥积极的影响和作用。正是在这种交流与沟通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着自己作为一种世界哲学的功能和作用。而对每个民族来说,则有一个对于外来哲学的了解和认同的问题。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结合中,尤其是在与俄国、中国等国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认同,也得到了实现。然而它的进一步发展又需要进一步走向世界,走向当代人类文明。这就提出了与当代世界哲学进行对话的问题。
当然,对于为什么要在中国哲学界开展这种对话,今天人们实际上有不同的理解和期望。对此大体上有以下几种角度和看法:在最低的程度上说,现代西方哲学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因此,即便为了批判西方哲学也要了解西方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了解和学习西方哲学是为拓展自己的哲学研究视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西方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要说通过这种对话去发展本来意义上的现代西方哲学,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恐怕还只能是一种愿望,但通过这种对话可以有助于发展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与教学,这大概是没有疑义的。正是从这些不同的目的和愿望出发,人们对于这种跨学科对话实际上有着不同的期待和态度,采取着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也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认为,目前我国哲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的划分本身就是一种不尽合理的现象,仅仅从各个学科的角度来考虑对话问题,尽管都有一定的历史缘由和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都有相当的片面性。我们认为,哲学研究应立足于当代中国哲学的高度来考虑现有各分支哲学的对话问题,使之能够真正超越各具体学科的局限和狭隘眼界,促进各分支哲学的沟通与融合,建构起既有传统根基又有当代内涵、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当代中国哲学体系。从这样的高度上,也许我们能够提高开展对话的自觉性和有效性。
这种对话在什么程度上是可能的?
一般承认不同哲学之间可以对话并不困难,但要说清这种对话在何种意义上真正可能的则不那么简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形成并发展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与文化土壤之中,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思潮,有不同的学术基点和关注重心;不同的哲学流派之成为独特的哲学流派,本身就在于它们有不同的哲学观念、哲学范式和哲学方法,有不同的哲学理解和价值观念等;某些哲学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定哲学流派的研究者和代言人,正在于他们能够接受并运用一定的哲学理论、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等,而这必然带来他们不同的致思理路和学术取向。这样,不同哲学之间的对话表面看来是哲学家之间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在对话,实际上是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哲学理念、不同哲学方法等之间在进行着交流与碰撞。这里实际上存在一种重要的“文化围场”或叫“哲学围场”——你不真正进入一种哲学你就没有能力和资格以某种哲学的名义来说话,而当你真正进入一种哲学后则必然表现出对于其它哲学的异己性和排他性。这就势必使不同哲学之间的真正有效对话变得更加困难。应该说,文化围场和哲学围场都是客观的现实,我们的任务正在于提高对于围场的认识,从而能够更加自觉地进入围场和走出围场。
这种对话在什么层面上是有效的?
这里可能有许多的层面。比较基础和广泛的层面,主要是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和中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对话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他们依据于各自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来进行的,实际上是中国学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碰撞。由于他们各自的理解都带有很强的个体性,不同哲学家之间的哲学理解则可能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对话既是非常普遍的,同时也有相当的局限性。在较为直接也更为重要的层面上,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与当代西方哲学家之间的对话,当代西方哲学家作为西方哲学发展的主体力量和推进者,对于当代西方哲学的了解当然比局外人要深入和透彻,因此这种对话无疑更显重要和有效。但应当注意到,这种对话对于双方尤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外语水平和知识背景无疑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否则难以达到一种真正的对话和理解。在更高的层面上,则是哲学观念、哲学理想和哲学方法等之间的对话,这是以真正哲学的方式来展开对话的关键之处,也是这种对话的难点所在。我们知道,即便是西方哲学内部,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不仅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学术分歧,还有一个彼此之间是否把对方看作哲学的问题,他们都在实际上对对方作为哲学的合法性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和挑战。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区别与差异,从根本上说是不同哲学观念、哲学理解和哲学方法的不同和差异。既然如此,从根本上来说,真正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哲学对话就应当在哲学观念、哲学理想和哲学的层面与高度上来进行。但要做到这一点则格外不容易。再加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差异既有学术方面的,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这就使得这种对话更加复杂和困难。但这并不排除他们之间在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可以发现共同的兴趣,找到共同的语言,运用相关的方法,并相互有所启发、有所借鉴、有所共鸣。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认为,真正的对话,应当是以问题来引发、激起和带动的。所有真正的哲学都应当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正是在对于当代人类在生活生存中的难题与困惑、生产实践的多重价值、科学技术的正负效应、人文命运的前途忧患、活动方式的合理化规范、社会发展空间及其阈限等的深度哲学关注与前提性追问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可以找到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点,也能在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中相互沟通,彼此借鉴,从而不仅促进自身的发展,也能为人类哲学思维的整体发展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