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正义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主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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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1X（2001）03—0010—04
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各地。主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处理全球化与国家主权成为摆在主权国家面前的一大难题。为此，许多学者试图以不同理论来研究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但是真正能解决这一看似存在悖论关系问题的学者凤毛麟角。实践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历史辩证法来研究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才能给主权国家的发展指引正确的发展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的主权观念及其历史实践
主权作为一种观念是在让·博丹《六国论》中首次出现的。此后，洛克、卢梭、黑格尔等思想家又将主权的观念加以引申，形成各种主权理论如“议会主权”、“人民主权”等。这里的“议会主权”、“人民主权”都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需要，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19世纪下半期至今，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又提出了“有限主权论”、“主权过时论”等观点，主张限制或否定国家主权。由于这是资本主义主权国家已经有了足够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为了获取原料和销售市场，需要进行侵略扩张，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十分落后，国力薄弱，因此资产阶级学者为了利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拓殖，提出了限制和否定主权的理论。从赞同国家主权到限制以致否认国家主权的转变，说明了资产阶级是以自己的阶级利益作为标准的。赞同主权是由于资产阶级反封建专政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需要；主张限制或否定主权是便于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侵略扩张的需要。可见，资产阶级国家主权理论的流变完全是以本阶级利益需要为标准的。因此我们说资产阶级的主权理论是非正义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应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主权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具有两种根本属性：历史性和阶级性。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解释过主权的含义，但是运用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我们可以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发现主权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和阶级的观念及意识是隐藏在其著作中的。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具有历史性。主权的历史性表现为：主权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属性，是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民族国家的灭亡而灭亡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历史运动过程就是民族国家消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过程。可见，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决定了国家主权也必然是历史的产物。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具有阶级性。因为“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1］，所以作为国家根本属性的主权必然也具有阶级性。在《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也提出了以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议会主权”的思想，换句话说，也就是马克思提倡真正的人民主权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这种主权观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是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是最革命性、科学性，因而是正义的。
在马克思以后，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主权学说。列宁创造性地提出可以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思想。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的人民主权证明了列宁的想法是正确的。在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世界各地争取民族解放和建立主权国家的运动蓬勃开展。在中国，在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各国也纷纷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外，亚、非、拉的反帝、反殖的独立解放运动也在蓬勃开展。它们虽然没有都建立社会主义主权国家，但是毕竟建成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这也是历史的进步，是正义的。自从苏东巨变以后，社会主义运动遇到重大挫折，社会主义主权国家力量被削弱，与其他后发主权国家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故此我们把当今世界看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主权国家阵营对立并存的格局。
由主权观的演变及其历史实践，我们可以发现只有马克思主义主权观是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因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主权观为指导，研究和分析当代国家主权的新问题。而在全球化时代，阶级依然存在，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政治单位，因此主权作为国家的根本属性也是不可忽略的。国家主权仍然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安全和发展的重要武器，但是要把握好主权正义的尺度并不是很容易的。
二、全球化时代主权正义的标准
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主权的重要地位被凸现出来。但是，国家主权存在的内在目的是国家利益，它是主权国家政治行为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如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所说，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主要动机，他认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可见，国家利益是国家主权最终目的。但是，每个国家追求的国家利益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正义的标准是：有利于维护主权国家的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根本利益。据此标准，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主权与跨国垄断资本勾结在一起，到处侵略扩张且气焰嚣张，并且美其名曰为了“全人类共同利益”，可见西方发达国家主权已经失去了其历史正义性；而作为国家利益根本保障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虽然其在运作过程中有时也许会出现某种失误，但其本质上是正义的。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主权正义行为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合理地运用主权来发展自己。当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更快更高质量地发展。围绕这个中心问题，国家主权作出适当的妥协是正义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积极参与西方发达国家和跨国垄断资本推行的全球化，其根本原因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虽然全球化会要求发展中国家要作出某些主权方面的让步。在经济上，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更先进技术和更多资金。在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往往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先进技术和资金；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资金也以间接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给其带来巨额发展基金。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了发展自身就是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在政治上，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多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模式和政治体制。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具有几百年的历史，其政治管理模式比较完善，很多公共管理经验都是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的。中国政府目前推行公务员制度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高效的文官制度。在文化上，发展中国家可以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艺术。因特网、跨国公司、快餐式饮食和流行服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文化信息和文化价值观念。可见，全球化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多发展的机遇，但有时是需要发展中国家在主权上作出妥协的。因此，主权正义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发展中国家让渡国家主权要有利于国家根本的和长远的利益为标准。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国家主权是非正义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处理好开放程度，使主权让渡过度，也会使国家利益蒙受巨大损失。这就是主权行为呈现出的某种非正义倾向。其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没有很好地把握好主权让渡的分寸，使国家利益遭受巨大损失。首先，在经济上由于主权的过度让渡使发展中国家遭受经济掠夺，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完全是发展中国家不适当地实行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主权放弃过多，给国际投机基金造成有机可乘造成的后果。其次，在政治上由于主权的非正义性使发展中国家遭受西方国家和跨国垄断资本的操纵和控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给发展中国家援助和贷款时，往往有附加的政治条件，如：所谓“人权”条款、“民主政治”等，迫使发展中国家过分地让渡政治主权，以致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第三，在文化上发展中国家也遭受西方的奴役。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通过各种途径传入发展中国家，如通过国际互联网、进口商品和各种传媒等。使发展中国家民族特质文化完全被“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同质化。这都与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过分让渡有关，使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蒙受了巨大损失，表现出发展中国家的非正义性。
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主权带来了“灾难”，企图使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边缘”化的境遇之中，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全球化企图消解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主权，企图使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屈从、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向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干涉其内政外交，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其次，全球化危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使其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感到手足无措，无计可施，在全球化的驱使下，只有盲目地开放国门，没有做好足够的防范措施，导致财富外流、失业率增高，经济危机加剧。第三，全球化严重侵蚀了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上丧失了个性。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文化，但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进攻下，有被抛弃的危险。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文化同化力量，如何保持个性，避免被文化霸权吞噬，已经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文化渗透，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全球化凸现了西方发达国家主权的非正义性，加速了西方发达主权国家灭亡的进程。主要表现为全球化欺骗了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人民群众，使其状况在不断地相对恶化。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一直被排斥在控制国家主权的“主人”范围之外，而全球化只不过使工人阶级的这种“非人”境遇更加恶化了。换句话说，西方发达国家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了，跨国垄断资本“主权者”的地位进一步动摇了。首先，在经济上，西方“福利主权国家”制度受到全球化的严重冲击，因为资本能在全球自由流动，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寻求最廉价的劳动力，从而实现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因此，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失业率逐步升高的处境不断恶化，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几乎每个国家的工人税收负担都在增加，同时资本的税收负担则在锐减。美国这个“世界上生产率最高和最富有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经济中最大的低工资国家”。“半数以上的居民在强制的竞争中陷入一场新的美国式的噩梦：处境不断下降，望不到尽头。”［3］（P.161）可见，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财富的增长只是使贫富分化更大，工人阶级处境虽然比以往有所改善，但实际上陷入了相对贫困的境地。其次，在政治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同样处于恶劣状况之中。政治实际上成为有钱人的游戏，工人阶级实际上永远也没有选举权。正如爱德华·S·赫尔曼所言，“商界还发动强大的攻势通过夺取或限制政府为普通公民服务的能力，去支配政府。……因此政党在选举中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商界的金钱。”［4］（P.58）所以，政治也完全被资产阶级所控制。总之，发达主权国家推行的全球化是非正义的：其一具有同一性，有消解发展中民族国家主权的趋势；其二具有欺骗性，进一步恶化了工人阶级的处境。
三、全球化时代实现主权正义的途径
对于全球化增加发达国家主权非正义的行为，首先应当通过发达国家内部工人运动和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加以抵制。同时，在发达国家内部应鼓励各种进步思潮和运动，迫使跨国垄断资本对无产阶级的利益给以充分的重视。其次，对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共同让渡一部分主权的形式，组成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正义联盟的形式，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维护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共同利益，抵制发达国家的侵略扩张行径。通过这样的合作与斗争，必然使全球化的危害限制在最小范围内，以实现无产阶级掌握世界各国主权，成为全球化的“主导者”。
一方面，西方发达主权国家的工人阶级应警惕全球化，不要为资产阶级“议会主权”和“人民主权”虚假的阴谋所欺骗，要敢于为争取先进阶级利益而斗争，也要遏止资本主义主权国家和跨国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在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主权正义的惟一途径是：工人阶级通过斗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主权国家与跨国垄断资本勾结起来，对发展中主权国家进行侵略扩张，对本国的工人阶级进行剥削压迫。因此，对于发达国家主权的非正义行为，工人阶级应当联合起来，通过各种斗争，推翻主权者的非正义统治。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工人没有祖国”，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因此，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主权国家本性注定了其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主权所代替。美国学者莱斯特·瑟罗指出：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三大支柱——美国、日本、西欧，现在都有危及自身和世界政治与经济稳定的结构性弱点。尽管资本主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效益和技术，但由于只有贪得无厌而无其他指导思想，这些优势可能会成为这种制度毁灭的根源。它在经济失衡日益严重的环境下运转着，而且往往也是日益严重的经济失衡的诱因。这种制度缺少的是一整套能够把公民凝聚起来的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结果是：我们慢慢地陷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5］。由于全球化所倡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固有的矛盾，所以它注定要灭亡的。因此，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要敢于拿起批判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正义学说，主动向代表落后生产力的、腐朽和虚假的观念体系——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起进攻，为早日推翻资产阶级专政、成为国家“主权者”而斗争。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要利用自己主权力量维护其人民的根本利益。虽然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必须对外开放，才能寻求发展的出路。但是，在对外交往中，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让渡部分主权，但是一定要把握好一个“度”——就是必须以不损坏本国人民根本利益为标准。因此，发展中国家实现主权正义的途径是：其一，要联合起来，抵制跨国垄断资本和西方发达主权国家的不义行为。由于西方发达主权国家与跨国垄断资本勾结在一起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侵略，因此对付西方发达国家和垄断资本必须联合起来。其二，在全球化时代，对于有利于国家根本利益的行为，发展中国家主权可以适当妥协的。但主要是国家的外围主权和主权衍生物，可以适当地让渡，而作为核心主权部分是不能退让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全球化”的现实，但是绝不能被全球化所控制。现代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仍具有生命力，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仍然具有普遍意义，连资产阶级的学者R·L·海尔布隆纳都说：马克思主义这个从简单商品开始的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值得注意和最发人深思的敏锐思维之一；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宣布他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错误。因此，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我们仍需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主权正义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治理全球化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的民族化、具体化和实践化。发展中主权国家的应对策略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与本民族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出符合本民族发展特色的“主权正义”的指导思想，给全体人民以共同的、坚定的信念，以此击破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主权企图统治剥削的阴谋，实现政治独立、经济繁荣、文化丰富、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目标。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科学的国家主权正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作为一种革命的、实践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是有其科学性的：它是历史规律的总结，是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民族化的意义在于它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更具有针对性，有利于指导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实践证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国两制”的邓小平主权观“可能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种经验。”［2］（P.135）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P.225）其次，在政治上，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特别要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彼此尊重，互利合作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主权正义的惟一选择。许多发展中主权国家是二战后才独立的，底子薄、比较落后是其特点，所以往往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左右，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地位，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屈从于西方发达国家。邓小平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2］（P.348）发展中国家的出路在于独立自主，不要畏惧西方发达国家，要敢于和善于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国家利益，保持自己的国格。但是，对于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的、且需要主权暂时妥协或让渡一部分主权衍生物时，发展中国家还是需要辩证对待的，主权可以暂时退让。第三，在经济上，既要勇于参与经济全球化，又要善于保持经济主权的独立，而不是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原材料的产地和商品的倾销地，要寻求民族经济振兴的捷径。正如总书记在1998年8月28日在我国外交部第9次使节会议上所指出的：“当前，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一个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趋势，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所以，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必然的，因为经济实力是最根本的基础。但是，同时也要保持民族国家经济主权的独立自主，这样才能有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第四，在文化主权方面，既要坚持文化主权，又要使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辩证统一起来。既要接受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例如竞争观念、公平思想与效率意识，也要坚决拒绝西方文化中的腐朽思想，如拜金主义、商品拜物教以及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等。对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应坚持鲁迅先生提出“拿来主义”——即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要谨防“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观念。要坚持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和光荣传统，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需要大力提倡。总之，发展中国家要坚持国家主权的正义性，从根本上抵制全球化，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也就是说要使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正义理论与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主权正义理论充满生命力——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国的邓小平国家主权理论——“一国两制”就是典范，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理论与中国国家主权当代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有效地指导了主权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社会主义的正义主权国家——中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巍然屹立于东方，它能够使社会主义的中国抵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我们讲抵制全球化，并不是不要参与全球化，而是要正确面对全球化，要树立主权正义的指导思想，不要堕入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化的陷阱。
［收稿日期］2000—04—13
【参考文献】
［1］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第21卷［C］．
［2］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汉斯·彼德·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与福利的进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爱德华·S·赫尔曼．全球化的威胁［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5）．
［5］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纽约，1996，第310—327页，转引自李振城．全球资本主义碰壁给人们的启示［J］．当代思潮，1999，（2）：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