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化党三代领导集体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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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历史。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不断追求真理、开拓创新的八十年。”“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

党一成立，就确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就实际上给自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根本依据和根本途径问题。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最迫切而又最艰难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一切斗争和努力之成败得失，皆系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永恒课题。它表现为一个历史运动，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断推移而不断产生历史性飞跃，产生“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贯穿党的三代领导全部理论活动、贯穿思想、邓小平理论和重要论述的一根红线，都是解决和回答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时马克思主义为何必须中国化以及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怎样中国化的根本问题。

一

是中国共产党内最先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也是最先明确提出和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人。马克思主义虽产生在西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它时主要依据的虽是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欧洲大陆英、法、德等国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情况，它的三大思想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阐明了人类走向美好社会的根本道路，它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和主要结论，是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真理认识。当然任何普遍性真理、任何科学理论在运用时都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具体化，特别是运用到中国这样一个与欧洲截然不同的东方古老大国时，更是如此。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依据，从哲学上来说，就是事物的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是事物的抽象和具体、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正是依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在中国革命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长期反复的更替中，深思根本问题何在。他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能否胜利的关键。

早在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初步论述了“相结合”的思想，1938年9月他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第一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并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中国化，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它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此围绕“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和“主观主义”等几对概念，作了深刻的说明。

他指出，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即“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他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是按照中国特点加以具体运用的马克思主义，而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离开了这点，就是“假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指导各国人民斗争时所具有的国际化（世界性）和民族化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和各个民族国家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走向全世界的世界化、普遍化过程，也是它具有各民族风貌、风格、各民族气派、作风的民族化过程。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与各国、各民族的具体情况结合，使其真理性内容通过民族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体现其世界性、国际性的意义和价值，成为对人类有重大影响的全球性理论。他把那种只讲国际性，不讲民族性，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称之为“假马克思主义”。1941年他总结党的历史时说，“过去我们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而这就意味着创新，意味着“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关键在于应用，而要运用得好就必须从中国特点、中国实际出发。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去应用，必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所以，创新又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也是成功应用的标志。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他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应当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和标志。四、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仅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另一重要方面。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他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形成新的理论。不仅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而且要使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化，这才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全部内容。所以“按照中国特点来应用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是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化。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归根结底就是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论述，最终归结为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和主观主义思想路线相对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和认识路线的高度，对主观主义进行深刻批判，提出实事求是，是他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的鲜明特色和最大贡献。他阐明理论是否与实际结合，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本本出发，归根结底是认识路线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从而揭示了党内长期正确与错误路线斗争的实质和思想根源。1941年他强调，“要认识主观主义的严重性。”“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思想的精髓，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提出“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标志，表明马克思主义这时在中国已真正实现中国化。经过，到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确定思想——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表明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至此已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产生了第一次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思想。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着力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中心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如何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

1978年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时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又突出出来。57年后长期“左”的错误，特别是的惨痛教训，促使人们不能不深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怎样运用这一理论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从中国国情出发，究竟应确立什么样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果说“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中心是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那么，“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中心就是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这一历史任务的解决，“始于毛，成于邓”，最终由邓小平自觉地、出色地加以承担。

邓小平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在1982年十二大的开幕词中。但其实自1978年以来，他在反对“两个凡是”、提倡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倡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思想的科学体系，特别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新时期的“宣言书”中，都是围绕这一“相结合”问题，以此为主线，展开各方面的论述。在党的十二大上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一“基本结论”，可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一轮的标志，是“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宣言书。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和相比较，邓小平新的重大发展和贡献是：

第一，他明确提出“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的思想，作为提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历史任务的着眼点、落脚点、归宿和终极目标。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重大实践价值和意义更加凸现出来。他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正式提出“走自己的道路”，更明确地把“走自己的道路”与“相结合”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是对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观点的重大发展，表明“相结合”的根本目的和产生历史性飞跃的检验标准，归根到底都要以是否找到一条革命或建设的“自己的道路”来衡量。改革开放时期，他反复讲“走自己的道路”。1984年他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是对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重大发展。

第二，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概念和新理论，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新实践相结合的伟大理论成果，作为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具体化的新标志。这一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标志，是邓小平理论的全部内容，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自己的路”的科学阐明，也是对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当年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就化为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今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则化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结合，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的重大历史功绩是继承和发展了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全面概括和表述了党的思想路线。他指出，“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说的实事求是，坚持同志的基本思想。”这就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的思想路线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表明两者在理论与实际结合这一内涵上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都和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直接相关，这是“相结合”的两次飞跃的共同规律，表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相结合”达到历史性飞跃的哲学方法论基础。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贡献，在于他对这一路线作了新的重大发展。这特别体现在他强调实事求是就是解放思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解放思想，主要是从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中解放出来，从我们自己过去长期的“左”的错误中解放出来，从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某些错误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特别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过去错误认识中解放出来。

第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在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时，着重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延安时期着重论述过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什么是理论家问题。邓小平则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这与要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相关联。他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包含理论与实际两个层面，既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又要正确对待实际。对这两方面邓小平都作了新的深刻论述，发展了思想。关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他着重论述了两点，即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信念和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信念，无疑是“相结合”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否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无从谈起。1991年他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永远丢不得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在讲坚持马克思主义时，总是同时提出另一个问题，即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也是真坚持还是假坚持的问题。他不仅提出“真正地坚持”的问题，还提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他说，“我坚持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指出，不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根据新的变化的条件；就是“认识”马克思主义，即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不考虑马克思主义之后一百多年来世界的变化。在提出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之前，邓小平还突出提出和回答了“什么是思想”的问题，这是在解决“中国化”问题时邓小平与的不同特点之一，也是“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不同点之一。邓小平对和思想历史地位的科学评价，也完全是从“相结合”这一角度，以是否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作为评判和区分思想和晚年错误的根本标准。他高度评价思想和的历史地位，正是因为思想是“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共运史中解决“相结合”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否定和纠正的晚年错误，也正因为它违背了思想，违背了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

第五，在如何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结合方面，邓小平也作出了新的突出贡献。从中国实际出发，就必须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总体的科学判断，对中国的社会性质有一个总体认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经过长期调查研究，才彻底认识了中国的国情，阐明了自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而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独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国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1957年中国无疑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这是怎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是高度发达的超英赶美的已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即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社会，还仅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对此，从党的八大到十三大，经过长期痛苦的摸索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全党才最后认识到当代中国这一基本国情——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和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相结合。正是从初级阶段这一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的确立表明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实践的结合，已实现新的飞跃。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最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还在于他不仅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实践的结合，还突出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和时代特征、时代精神、时代变化相结合的问题。邓小平理论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他所说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论断。所说的“根据现在的情况”，并非单指国内情况的变化，也包括时代的变化，国际发展趋势的大变化。这就深刻说明了两点：一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用在“变化的条件下”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具有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来与发展变化中的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相结合”。二是把握当代中国国情、当代中国实践，必须将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纳入人类社会和整个世界的发展潮流之中，放在整个世界变化和时代变化的全景中加以思量，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中的中国，放眼世界看中国，从比较中看中国，避免静止地、孤立地审视中国的具体实践。邓小平在总结了国际共运特别是我国对20世纪下半叶时代主题和特征的认识长期存在“左”的偏颇的教训后，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新的科学论断，反映了二战后世界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把握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和平与发展因而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一块基石，成为它的时代背景和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鲜明时代精神。不仅突出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这是邓小平在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又一特点。

三

邓小平同志之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不断开拓前进，从而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地创造性地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鲜明领导风格。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作出新的卓越贡献。这主要表现在相关连的两方面：

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作出了全面、科学、深刻的概括，不仅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一概念，而且对这一理论形态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其基本内涵、内容、体系，理论特色和理论价值与意义，特别是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在中国共产党史以至当代中国历史中的历史地位，都作了深刻的阐明。这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对“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标准、意义和特点以及与第一次飞跃的内在联系等进行了科学总结。同志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伟大旗帜，这是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也是重大特点。具体说：一是阐明邓小平理论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这一定位表明这一理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对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作了科学回答。这就揭示了这一理论的内涵、功能和价值。二是阐明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与马列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科学体系，这就阐明了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三是通过对邓小平理论的概括和阐述，同时也就对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对党成立以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基本规律和方法、途径，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的巨大能量和划时代历史作用，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理论总结。

另方面，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实践中，以高度的自觉，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继续全面推进，也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发展。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可以说，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即是“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继续完善和深化，也是“相结合”的新的历史性飞跃的酝酿、过渡、重要准备以至新的起点。在九十年代国际风云变幻、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和机遇，同志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在理论与实践上全面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最突出的是提出了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三个代表”的理论，这是同志一系列重要论述的一个总纲。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纲领性、战略性思想，是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它是党的建设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但它又决不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而是对整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邓小平理论的主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新的继续回答和重大发展。它的最大贡献，就是面对新世纪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学说，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党的先进性的辩证统一，体现了时展和社会主义进程对永葆党的先进性的深刻要求。

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我国社会主义所经历的曲折、失误和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问题的进程。这个进程还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邓小平提出党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与“关键在党”相关连的命题，但他未来得及就这一问题在整个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内在关系全面展开，作更深入的论述。这一历史任务由同志来完成。

同志在新世纪初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正是继续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新进程，是对邓小平理论核心和首要问题作出的新的继续回答。党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党的先进性与社会主义命运息息相关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党的先进性的相互联系和辩证统一，从而极好地阐明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提出的根本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发展，是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核心——社会主义本质与执政党关系问题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从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出发，从新世纪新的历史条件和共产党面临的新挑战与新考验出发，提出“把我们的事业推向二十一世纪，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从而发展了邓小平“关键在党”的思想。他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他说，“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实质，就是要坚持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面的作用。”而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这种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发挥，又取决于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因此，根据实践发展变化提出的要求，不断提高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将是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他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战略思想。他说“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要深刻认识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要抓紧自身建设，越要从严要求党员和干部。”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关系的角度，深刻阐明了党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帮助人们在新的历史进程中进一步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对新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对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实践，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一重要思想是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的重大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伟大成果和新的飞跃。

（所引的论述，除《选集》第3卷外，其余主要见《文集》第2卷374、372、408、373、381等页；《文集》第3卷22、23、341-342页；所引邓小平的论述，除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卷外，其余引自《邓小平思想年谱》174、240、458、210、174、155、206、257、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