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回到黑格尔思想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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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189（2001）01—0054—05
蔑视和抛弃黑格尔，黑格尔逝世后欧洲思想界具有一定普通性的潮流。当时，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开声称自己是这位大师的学生，并且明确地将黑格尔哲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一些唯物主义者，在反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时，也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以致于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又重新回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在费尔巴哈“清除了思辨的概念”之后，形而上学方法再次出现在以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之中。这种倾向也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德国社会内出现了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倾向，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经济的唯物主义，或者将它等同于自然科学式的唯物主义。科尔施指出，在19世纪后半期的资产阶级学者中，存在着对黑格尔哲学的极度漠视，而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日益倾向于忘记辩证法原则的原初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基于他们对马克思文本和当时的理论和政治现实的洞察，提出了“回到黑格尔”这个著名口号，要求回到黑格尔的有价值的思想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思想倾向已经逐渐淡出了。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中间，这个问题也鲜有人问津。然而，依我们的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回到黑格尔”实际上有着难以忽视的理论意义。即使在今天看来，理解其真实的哲学意蕴对于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通过这面多棱镜来理解和阐发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回到黑格尔”实质上就是回到黑格尔的辩证法立场
“回到黑格尔”当然不是回到黑格尔的体系唯心主义。近代以来，特别是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牢固地确立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基础。黑格尔的体系唯心主义是历史上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也是它的绝响。任何哲学都再也不能闭目无视自然科学的成果而关门编织随心所欲的体系了。那么，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再强调要“回到黑格尔”？这是否不合时宜？其目的或意图何在？我们认为，他们强调“回到黑格尔”，实质上是要回到被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们抛弃的黑格尔辩证法立场，并由此揭示马克思辩证法的黑格尔渊源及其新的超越，从而捍卫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沿着以下两条道路回到黑格尔的辩证法。
一是沿着总体性的道路回到黑格尔。总体性是指整体性。黑格尔辩证法是总体的辩证法。但由于近代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注重分门别类的“细部”研究、而不注重整体联系的形而上学仍然在科学研究和人们的思维方式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当时，除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以外的西方唯物主义，其理论立场基本上都是严格的唯物主义立场，这种立场是分析的、还原论的唯物主义立场。而实证主义的出现，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消解整体的分析倾向。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也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归结、简化为纯粹的经济主义的倾向。为此，卢卡奇提出总体性的观念，一方面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化（实证主义化）的企图，甚至将反对的矛头（错误地）指向了自然辩证法；另一方面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化的经济决定论倾向。什么是总体性？简单地说，总体性就是整体性，就是指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表明，单纯依靠还原与拆零不能真正揭示整体特质，整体自有其所突现的整体的特性，它不能还原为各个部分。黑格尔也早就认识到了整体性的意义，透过黑格尔哲学的神秘主义外衣，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哲学中，自然—历史是一个总体性的发展过程。黑格尔辩证法不只是纯粹的方法，同时它也是世界观或自然—历史观，只不过在黑格尔那里，这种自然—历史观是头足倒置的，自然和历史是绝对精神外化（外现或异化）的过程。对黑格尔来说，一切感性的自然物，都不过是绝对理性的一种自我显示。马克思更是从整个自然与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高度来阐明他的新唯物主义。对马克思来说，“社会总体性”（霍克海默语）决不是自然科学的方法所能揭示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写道：“在解释历史时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决定性差异的不是经济动因的首要性，而是总体观点，总体范畴，总体对各部分的全面影响的首要性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采纳来的而且出色地把它转换为整个新科学基础的那种方法的实质。”①在卢卡奇看来，整体高于部分、部分从属于整体是隐含在黑格尔辩证方法中的革命原则。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一宗旨，并把它运用于考察自然与历史的总体的运动过程，尤其是将社会整体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全面探讨了社会整体存在与发展的内在规律，得出了唯物史观的科学结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将总体性问题突显出来，一个直接的目的是要破除第二国际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马克思哲学的错误解释。
二是沿着质变与飞跃的道路回到黑格尔。为什么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从过程的角度考察，是因为渐进的发展在一定的时刻或关节点上出现了质变与飞跃，由此产生了新的质、新的层次。这种新的方面既源于但又有别于旧的质、旧的层次。因此，发展是连续性与间断性的统一，是量变与质变的统一。黑格尔辩证法对此有深刻和细致的洞察。可以说，他的辩证法是强调质变与飞跃的突现的辩证法。黑格尔关于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的飞跃的这种辩证法的观点，被马克思和恩格斯采纳了，然而却被第二国际的许多理论家们否弃了。他们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接受了“自然界没有飞跃”的渐进进化论观点，在观察自然与历史的关系以及社会历史的进程时背离了辩证法，存在模糊自然与社会的界限、将社会自然化甚至反对社会革命的种种谬见。伯恩施坦1899年出版《进化的社会主义》一书，明确将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观，主张用渐进的、和平的议会斗争来通向社会主义，认为历史过程将自然地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反对社会革命。当时，整个德国社会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希法亭、培培尔等都是进化论的信徒。在我们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主张“回到黑格尔”，不仅是要回到黑格尔的总体性原则，而且是要回到黑格尔承认质变与飞跃的辩证发展和辩证否定的原则。在辩证法中，是否承认飞跃是发展原则的关键。正是飞跃导致了事物的发展的阶梯。而理解飞跃也必须从层次的角度来完成。因为更高层次的事物或现象是从较低层次的事物或现象中突现出来的。新旧事物间的关系，是不同层次的事物间的关系。它们之间有连续性也有间断性，既存在上向因果作用，也存在下向因果作用。这种作用与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作用显然是不同的，因为飞跃导致了新的性质、新的事物的出现。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也可以将辩证法理解为对不同层次间的相互关系的动力学解释。
二、“回到黑格尔”是回到黑格尔肯定人类精神作用的积极成果
把黑格尔辩证法当作死狗抛弃，不仅是费尔巴哈，而且也是与其同时代的纯粹唯物主义取得反对黑格尔主义的胜利时所犯的一个“光荣的”错误。他们正确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但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这种唯物主义的内在缺陷。在这种严格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精神或意识没有任何科学的、合理的地位。而他们正是用这种唯物主义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因素荡涤得干干净净。但是，唯物主义并不一定要排斥精神或意识的科学的、合理的地位。这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因此，当他们发现黑格尔辩证法中蕴含的辩证的世界图景中充斥着对人类精神的肯定和高扬的内容的时候，便一古脑将所有涉及肯定精神的本体地位和现实作用的东西都抛弃了，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立场被抛弃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我们看来，在自然——历史的总体的动态世界图景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层次与环节，那就是具有巨大能动性的人类精神或意识。从卢卡奇到科尔施再到葛兰西和整个法兰克福学派，他们都强调意识、意志和意识形态的作用，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一方面，他们都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经济的理论，而且在资本主义仍然在继续发展的时候，工人阶级必须坚持其阶级意识，与资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另一方面，他们不满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们漠视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渊源，在反对唯心主义的同时却否定人类精神的任何积极作用。因此，回到黑格尔，并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框架内肯定人类精神的作用便有了现实的背景和理论的需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提出要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相结合。当然，他的意思并不是真的要将唯心主义引入唯物主义，而是要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积极成果——对人类精神的地位及能动性的宏扬——相结合。这种积极成果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中表现得分外明显，黑格尔更是以极其夸张的超现实主义的方式表达了对人类精神的敬仰与崇尚。而这一点恰恰被后来的庸俗唯物主义所抛弃了。因此，“回到黑格尔”这种对马克思和最大的形而上学家黑格尔之间关系的新理解，的确有助于瓦解另一种形而上学，即从科学主义的后门而进入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黑格尔哲学的这一积极成果的肯定与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明确意识在世界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卢卡奇和科尔施认为，人的意识及其理论形态——意识形态以及文化价值等方面是自然—历史这个总体过程中的实在的方面。将意识“嵌入”世界是黑格尔的重要遗产。黑格尔所谓的人类史和世界史，实际上是精神的历史，历史哲学是精神哲学的一部分。历史的客观本质是思想或精神。黑格尔确实把个人及其凭激情而进行的活动说成是上帝借以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但他同时却表明，上帝的目的是通过人类精神活动而达到的，他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认识，恰恰离不开人的历史活动和自由意识；没有人的自由活动和自由意识，上帝的意志、计划、目的、自由等等，就只不过是完全空洞的抽象的东西。这种唯心主义的甚至是神学的世界观中包含着对人类精神价值的肯定。很可惜，这种肯定建筑在错误的世界观基础上。正如科尔施所指出的，黑格尔“不是把哲学嵌入世界之中，更多地是把世界嵌入哲学之中”。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这种颠倒，不只是简单地将辩证方法嫁接到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而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将黑格尔对人类精神的宏扬建立在新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这种新唯物主义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在本体论上持实在论立场，并且明确肯定意识的实在性。但马克思更进一步阐明了自然与历史的辩证的、历史的关系，进而在新的更高的人类社会历史层次上阐明了他的历史唯物论。这种观点不仅与黑格尔的唯心史观有了根本区别，而且与纯粹的唯物主义以及费尔巴哈的感性的唯物主义区别开来了。科尔施认为，庸俗社会主义、庸俗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科学，都在意识和它的对象之间划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思想、意识是世界的客观存在的“观念的”组成部分。“对于唯物主义来说，不仅作为所有其他社会—历史现象的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而且法律和国家这些政治和法的上层建筑，都是现实。”“许多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到今天甚至还没有在理论上承认精神生活和社会意识的形式是类似的现实。”②他们只承认经济是唯一客观的现实，法和国家，已经由于带有观念形态的特征而稍微较不现实一些，纯粹意识形态，则全然是非客观和不现实。
二是强调意识与现象的一致性。即通过人们的能动的意向行为与实践活动改造世界，使之符合人类的目标与价值理想。这就是历史过程的合目的性问题。无论马克思还是黑格尔，他们都承认历史整体具有规律性和合目的性。人类历史存在“自由的规律”，黑格尔认为，真正的自由是一种，就是一种不依赖于它物的、自我决定的必然性（内在的必然性）。透过黑格尔晦涩的言辞，我们不难发现，黑格尔所说的自由，实质上是历史主体的意志自由，换言之，这是一种基于人类主体能动性的实践活动的自由。因此，科尔施说：意识和现实的一致，是每一种辩证法，包括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特征。没有这种意识和现实的一致，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革命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是必然得出相反的结论。没有这种一致性，没有这种目的性设置，人类改造世界的任务就不可能实现。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回到黑格尔”是为了抵御实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侵蚀
实证主义从19世纪中叶产生以来，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影响日益显著，并且逐渐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之一。在这种理论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化”或实证主义化的企图。德国社会内实证主义思潮也很有市场。其理论表现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等同于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近代机械论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将马克思的方法解释为片面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还原主义的科学方法，将事实与价值严格区分，否定人类精神及价值甚至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的地位及作用。总而言之，是用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修正”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历史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为了抵御这股潮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突出地强调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的思想联系，用辩证法对抗形而上学，用主体性原则来匡正纯粹的、客体的唯物主义，强调事实与价值、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在这方面，黑格尔这位高明的唯心主义者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遗产。马克思继承了下来并进行了创造性的阐发。而那些企图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却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一现实。于是便有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回到黑格尔”的运动。卢卡奇强调总体性，反对经验主义研究的原子性和事实性。他表示，他研究的是社会世界，他所讨论的对象是社会客体或文化客体。而人是所有（社会的）事物的度量。在社会世界中不存在任何严格的主客体区分。霍克海默认为，在抛弃黑格尔为其绝对精神的哲学而建立的本体论时，实证主义剥夺了理智在判断现实的真假时的任何权力，过分的经验论导致事实的神圣化、绝对化。他提出要把唯物主义从仅仅是唯心主义的反义词和否定非物质存在的简单理解中拯救出来。他批评实证主义追求纯客观“事实”，是“事实拜物教”，它割断了历史与发展，也割断了与主体的联系，因为事实与主体是不可分割的；而社会科学对这种方法的模仿，则造成“社会总体性”意义的丧失。他认为，科学应该期待哲学思想来解释真理的本质而不是单单用科学方法论作为真理的最终限定，应该把科学与主观价值判断统一起来。主体在总体性中发挥着能动作用。霍克海默还指出，真正的唯物主义不是建立在物质本体基础上的新型经济形而上学，基础和上层建筑始终是相互作用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单纯从底层，从社会经济基础来解释上层建筑、文化现象的还原主义是错误的。霍克海默的这些观点比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更接近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中也重申了他与马克思的相关立场。
四、“回到黑格尔”最终是要回到历史的（社会的）唯物主义
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面彼此之间存在许多分歧，但他们主张回到黑格尔的总体意图仍然存在一致之处，那就是要否定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从而最终回到历史的（社会的）唯物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总体性、辩证的层次性与飞跃思想的阐发，对黑格尔注重人类精神的能动性的积极成果的宏扬、对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唯科学主义的批判等等，最终都凝聚为一个理论旨归，即回到马克思的历史的（社会的）唯物主义立场。
要回到历史唯物主义是因为存在着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第二国际时期的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进化的社会主义”或改良主义以及将社会规律自然化的企图等等，都是这种偏离倾向的表现。正如卢卡奇所说：马克思原来的本体论不仅在他的敌人那里，而且也常常从他的捍卫者的意识中完全消失。因此，马克思主义面临着重新确立马克思的真正本体论的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确立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晚年卢卡奇纠正了早年对自然辩证法的否定态度，明确划分了本体论的三个层次：无机物、有机物和社会三个由低到高的层次。这三个层次之间是辩证的关系。较高的层次来自于较低的层次，但同时具有较低层次所不具有的新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是处于最高层次的社会存在或“社会总体”。这种理解是合乎逻辑的。它与第二国际内流行的抹杀不同层次间的质的差异的庸俗唯物主义观点有着根本区别。第二国际的一些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所犯的一个错误就在于片面强调连续性，片面强调自然科学方法的普适性，结果导致用渐进的进化学说来取代辩证法。比如，考茨基把社会看作是“带有特殊规律的自然界的特殊部分”，把社会的规律称为自然规律。他认为唯物史观最重要的部分不是承认人的改造活动，而是承认人类社会和动物群落之间的类似之处。这种观点实质上导致了社会关系自然化、社会进程生物化。伯恩施坦所倡导的所谓“进化的社会主义”也体现了这种思路（虽然考茨基也反对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他师从英国费边社会主义，将庸俗进化论引入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和阐释当中，试图以此来规范马克思主义，结果导致了否定社会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出现。这种观点与强调质变、飞跃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是对立的。他们以科学化为借口，其理论实质是要抹平历史唯物主义与纯粹唯物主义的差别，进而抹平科学社会主义与改良主义甚至与资本主义的差别。
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从不同角度强调社会存在和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地位与作用，强调社会存在本体论与自然本体论的差异，强调目的性设置对于人类劳动实践的重要性，强调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中心地位，他们的这种理论意图，都是为了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社会的）唯物主义立场。而“回到黑格尔”是他们达成这一目标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这一番理论的澄清，黑格尔哲学的巨大历史感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中重新显示出了勃勃生机。去掉了遮蔽的马克思的哲学也更加澄明。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在进一步的理论构建中也出现了种种偏颇与谬见，对它们的澄清，将是另外的论题了。
【参考文献】
①【匈】卢卡奇著：《历史和阶级意识》，利文斯通英译本，麻省理工学院1972年版，第27页。
②【德】卡尔、柯尔施著：《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