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著名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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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著名学者/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建/创新

【正文】

从90年代初苏东剧变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的时间。这10年来，随着苏东剧变的发生，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外理论界也经历了一个由受挫转而走向复苏的过程。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来说，总结这段时期以来有关国外著名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点，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身建设，应该起到一种借鉴作用。在今天的国外理论界，仍旧活跃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依然繁多，诸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等等。所有这些流派在其论述中当然都涉及到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但是并不是每个派别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主题来论述，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将主要选择那些专门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派别和个人作一点介绍，以为国内学界提供一些参考。

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论“马克思主义的重建”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崛起于20世纪70年代，在现在仍然活跃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中，它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重要话语的派别。与绝大多数西方学者一样，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中，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也把它主要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而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是它在苏联的特殊形态。以此为基点，早在70年代它刚刚兴起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尤其重视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研究。因此，这一时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着重关注的都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譬如剥削、阶级、历史唯物主义、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以及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等。而在80年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偏好便已发生了转移，即“由狭隘的马克思主义的论题转向更一般的社会科学哲学的问题”。

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受苏东剧变的影响，有的流派和代表人物退出了马克思主义，成了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者，有的甚至走向反面，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者。在此背景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于1992年出版了由E.O.赖特和A.列文等人主编的《重建马克思主义〈论解释和历史理论〉》一书，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重要性，而且还对“重建”马克思主义作了学理上的深入探讨。

尽管我们可以不同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作为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的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在该书的前言中，主编者也提出，在90年代的政治氛围中，出版一部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话题的著作，似乎是犯了一个“时代性的错误”，但是他们认为，马克思所开创的理论设计是具有连续的时间性的，现在需要的是对它进行“重建”和“革新”。所以，他们指出，“无论马克思主义的大厦如今需要多少革新，我们认为，它应是一座具有理性的扎实基础的、处于正确区位的大厦。”还说，“在我们看来，对于理解和改造社会世界，需要重建的老的结构可能仍然是人类的最美好的希望”（注：E.O.赖特等主编：《重建马克思主义》，维索出版社1992年版第Ⅸ页。）。

尽管如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回避当前在西方盛行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话题。他们承认，苏东剧变的确给西方左翼激进的社会理论和实践带来了很大的危害。这点表现在基础理论方面就是，从前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少人都已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其中有些人虽然仍然坚持左翼的立场，但却不再认同马克思主义，而是为形形色色的“后马克思主义”所吸引。即使在继续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激进主义者之中，从前是有达成理论共识的共同核心的，譬如，大家基本上均赞同：劳动价值论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的批判工具；历史唯物主义为划时代的历史变迁提供了恰当的说明；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是基本的解释概念。可今天，他们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已再也不存在“任何牢固的共识”了。

今天，对于上述提到的三条核心理论共识，许多还继续认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人所采取的态度是，他们“都拒绝劳动价值论，怀疑历史唯物主义的可能性，把阶级当作只是国家政治、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其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方式之一”。（注：E.O.赖特等主编：《重建马克思主义》，维索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针对这种“危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策略主要有两条。这两条策略基本上是该学派自70年代崛起以来一贯主张的继续。今天它们在新的背景下得到重申，是因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两条策略是：

第一，“作为重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策略，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追求对建立在那些基础之上的基本概念、假设前提和理论论证的逻辑进行严密的分析。”（注：E.O.赖特等主编：《重建马克思主义》，维索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他们承认，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任何理论家在一定的程度上都会有这种目标，但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像一般的分析哲学家那样，“将这些价值置于它的理论设计的核心之中”，这样做有时甚至可以忽略“具有早期马克思主义特征的其他目标”。因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应该用一套无所不包的含糊的纲领性图式来逃避精确阐述的观点。它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概念和命题都要进行详细的阐述、评估、订正。这样一来，许多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由于被它认为是脆弱的和不可证实的而被抛弃。而它却认为，“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设计通过这种分析、紧缩和重建的过程，可以得到推进”（注：E.O.赖特等主编：《重建马克思主义》，维索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第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提出“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策略，是要对常规科学和哲学的规范（其实是西方的主流哲学和社会科学）保持开放的态度，并以之作为新的理论资源。他们认为，在其整个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就处于一种有问题的关系之中。它表现在，一方面，有些敌视科学价值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把科学（至少是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手段和人类解放的敌人。另一方面，有些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又把经典文本宣布为《圣经》式的文献，似乎其中一切答案都是预知的，这种貌似科学的态度其实很不科学。对这类立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一律予以抵制。他们认为，按照这些观点，是“不能够构建了解有关世界的新情况的理论大厦”的。相反，他们提出，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的社会科学来看待，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反实证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而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是非辩证的、非历史的、唯心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他们认为这些价值都是值得怀疑的，是一种蒙昧主义。因此，他们不同意有人批评其这种做法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而是认为，“重建马克思主义必然要侵蚀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对手之间的界限。而且，在当前的联合中，这种必然性对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能力自身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注：E.O.赖特等主编：《重建马克思主义》，维索出版社1992年版第Ⅹ页。）。

在《重建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不仅重申了“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策略，而且提出了所谓“马克思主义议事日程”(MarxistAgenda)，对曾经被看作是对“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的根本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到底还留下什么“合理内核”，进行了解剖。通过剖析，他们提出了“临床的马克思主义”(ClinicalMarxism)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ScientificMarxism)的对立、“自变量的马克思主义”(IndependentVariableMarxisms)与“因变量的马克思主义”(DependentVariableMarxisms)的对立、以及作为解放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论及“临床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时，作者是以作为临床实践的医学与作为科学研究的医学之间的区别作类比。他们认为，就医学而言，一般可分为临床和科研两部分。临床医生基本上是以现有的理论去理解疾病和医治病人，把现有的理论当作工具使用，因此，临床医学并不关注新知识的产生。相反，从事科学研究的医学却以推进理解为主要任务。与此相对应，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也可以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的不同极，将它区分为“临床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二者的区别及特征，下面这段话说的很明白：

“临床的马克思主义试图应用马克思主义药包中的工具，对社会情境的‘病理’进行诊断和抚慰。当临床的马克思主义运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时，……它并不是要发展或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要理解特殊条件下发生作用的（阶级）力量和（制度）约束，以及在可能的地方实施整治和治疗。反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恰恰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重建。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家要积极寻找向现存理论提出问题的案例。要实现这一目标，异常现象对深化理论见解是必不可少的挑战，而不是应予否认或存心忽视的麻烦。”（注：E.O.赖特等主编：《重建马克思主义》，维索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尽管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这些临床的模式和科学的模式可以彼此相互加强和充实，但是在以往的历史中，由于马克思主义出现严重的教条化，经常忽视和否认各种异常现象，这样，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而且也妨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提升。因此，重建马克思主义，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看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要复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并对以往的“临床的马克思主义”实行种种制约。

除此之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区分出“自变量的马克思主义”与“因变量的马克思主义”，并以此来申明对“重建马克思主义”设计的认识。所谓“自变量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它对“一套特殊的相互联系的机制”的关注来界定的，这其中包括阶级、财产关系、剥削、生产方式以及经济结构等。在这之中，虽然对阶级可以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方式来理解，但占具核心地位的是阶级概念。“因此，自变量的马克思主义可以称做作为阶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注：E.O.赖特等主编：《重建马克思主义》，维索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页。）

而所谓“因变量的马克思主义”则是由对“不同社会中阶级关系的再生产和转型”的关注来界定的。尤其是，因变量的马克思主义为了理解社会主义、以及最终是共产主义的可能性，试图将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解释为一种特殊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因此，用一种带有倾向性的表述来说，“因变量的马克思主义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注：E.O.赖特等主编：《重建马克思主义》，维索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

谈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这之前，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毫无疑问，“自变量的马克思主义”与“因变量的马克思主义”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作为阶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被认为对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解释作了解释。而今天，由于一方面，阶级分析家比从前更清楚地意识到，在产生社会现象方面，只有阶级和其他因素的互动才具有重要性；另一方面，很少有理论家还相信，阶级分析本质上可以为将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供合适的理论基础。因此，如今阶级分析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张力已发展为一种彻底的决裂，“阶级分析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统一不再受到赞同。”（注：E.O.赖特等主编：《重建马克思主义》，维索出版社1992年版第187页。）

除上述提到的剖析之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还提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还存在第三种要素，即作为一种阶级解放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解放理论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可以看作一个有三种相互依赖的理论波节(theoreticalnodes)组成的整体：作为阶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自变量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因变量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阶级解放的马克思主义（规范的马克思主义）。在那里，这三种要素相互之间是彼此加强的。其中，“作为阶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其原因提供诊断；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鉴别治疗方案。如果没有阶级分析和科学社会主义，解放的批判只不过是一种道德谴责；如果没有解放的目标，阶级分析只不过是一种学术专业。”（注：E.O.赖特等主编：《重建马克思主义》，维索出版社1992年版第189页。）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今天，之所以会出现“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就是因为这个整体分裂了，不仅是前面所说的阶级分析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出现了分裂，而且在它们和作为解放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之间也出现了分裂。后一种分裂更是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现在是既无法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早期的形式，也不可能退回到它的早期理想。那么，按照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解，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前景又将如何呢？它们的看法是，由阶级分析、科学社会主义和解放理论三者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虽然分裂了，但它们三者作为独立的成分还会分别繁荣起来。因此，尽管作为危机所经历的东西将被视为不可避免的不断发作的伤痛，尽管马克思主义不再具有整体性，但是重建某种马克思主义还是可行的，只不过这种马克思主义不再表现为一种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政治设计，不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而只是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的一定问题和概念的谱系”。在它们看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正好体现了这一趋势，因而是一种“合理的”替代方案。由上可知，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主张只不过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将马克思主义经院化了，而且它的那种极力要脱离政治的观点被批评为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看来也是毫不奇怪的。

二、德里达：使马克思主义激进化的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德里达是法国著名的思想家，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1993年他出版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在当时左翼思潮因受苏东剧变的影响而处于低潮的形势下，曾经给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带来新气象，同时也反映出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最新见解。

从总体上看，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当代价值方面，德里达可以说与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是有共同之处的。这点也是他们赢得世界上仍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士尊敬的地方。有关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观点，我们前面已有介绍，而就德里达本人来说，这方面的论述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是很多的。譬如，在谈到全球化以及政治、技术和媒体在其中的作用时，他就承认，《共产党宣言》在当代具有很高的价值。因为他发现，“传统的文本没有一个讲清楚了政治正在全球化的方式，讲清楚了在最有创见的思潮中技术和传媒对于它们的不可简约性——而……对于它们的不可简约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方式作过分析”。（注：［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所以他说“他们的教训在今天显得尤为紧迫”。虽然德里达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当代价值，但在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上，两者有所不同。前面曾经提到，分析马克思主义所要做的工作，是要尽量使马克思主义非意识形态化、非政治化，也就是说在提出使它“科学化”的同时，使它学院化或经院化，成为一种纯粹的学问，尽管它们认为这样做仍可发挥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对于类似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做法，德里达其实是不赞同的。这点通过他对同样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就可以看出来。他指出，当前，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上，国际学术界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这种阐释确立了自己的解放的末世说，赋予它（指马克思主义——引者）一种总是可以解构的形而上学的或者说本体—神学的内容。”另一种则是“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法国的而且是阿尔都塞周围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最为警觉的和最为现代的再阐释，他们认为他们应当做的就是尽力把马克思主义从任何一种目的论或任何一种弥赛亚式的末世说中分离出来”（注：［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而德里达自己则认为，“我所关心的恰恰是要把后者从前者中区分出来。”即要把目的论或弥赛亚式的末世说从马克思主义中区分出来。

因此，这里实际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理解问题。德里达在此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有多种多样，而在如今新的国际形势下，他所力图申述和极力提倡的只是“某种马克思主义精神”。这种马克思主义精神，按照德里达本人的理解，就是“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注：［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德里达强调，这种马克思主义精神不同于以往传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明确提出要将它与这样一些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区别开来，因为“那些精神把自己固定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躯干上，固定在它假定的系统的、形而上学的和本体论的总体性中（尤其是固定在它的‘辩证方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中），固定在它的有关劳动、生产方式、社会阶级等基本概念中，并因此固定在它的国家机器（谋划的或实际的：工人运动国际、无产阶级专政、一党制、国家以及最终的极权主义的残酷性）的整个历史中。”（注：［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由此可以看出，德里达对传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完全是持否定态度的。

与此同时，德里达认为，他所倡导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也不同于一般的解构哲学，原因在于，它并不只是一种理论文本的破译，反之，它要干预社会、要面向未来。所以，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他明确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的解构并不仅仅限于马克思主义文集的一种理论—思辨的层面，而是要指向把这些文集和世界的工人运动的机构和策略的历史联系起来的一切东西。并且这种解构归根结底并不是一个方法的或理论的过程。在它的可能性中，就像在总是已经构成它的不可能性的经验中一样，解构对于那事变，最简单地说，也就是对于那将要发生的事件的来临，从来都不是一个陌生的东西。”（注：［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因此，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所要做的，并不是要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那样，仅仅满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进行重建，而是力图以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来批判现实，并针对福山之流提出的“历史的终结”的谬论，为未来提供弥赛亚的精神动力。正是因为如此，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中，是德里达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垮台的哀悼活动中，看出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当代价值；是德里达发现，一个半世纪之前在西方只有一个幽灵——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回荡，而今天却是有诸多的“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的书名中“幽灵”用的就是复数）在回荡。

不仅如此，他还发现，今天在日常生活中，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遗产的人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因为在他看来，继承一笔遗产，同时就意味着要偿还一笔债务，而这也就意味着要承担一种责任。在目前状况下，有哪些人在承担着这种责任呢？德里达着重提到的有：一种是近十几年来，竭力在抵制“某种政治和理论形式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实际上是抵制“它的形而上学的霸权”的人；一种是坚持思考和实践“这种抵制”，并对反动的保守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反科学的或蒙昧主义的企图毫不留情的人；还有一种是没有放弃“民主和解放的理想”，但却以解构的方式来思考和捍卫它的人。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产生的时代相比，既然“幽灵”已由一个变为复数，继承人也变的更加庞杂，那么，在今后的岁月里，这些人的行动方式有何变化呢？德里达认为，由于以往国际工人运动的组织形式都已相继破产，未来左翼的组织形式和行动方式将会采取的是一种“新国际的‘共产主义’”：“这是一个重新组合的联盟，它无配偶、无组织、无政党、无民族、无国家、无所有权。”（注：［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建设未来的角度去看，他的主张确实带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的意味。

三、其他流派或代表人物的看法

（一）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意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在从前东欧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中，沙夫是主张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之一。这篇文章中，沙夫明确提出没有哲学不行，而这个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他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决断。至于在哲学上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理由，他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人在世界中主要是一个行动者，面对各种复杂环境，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他必须通过自己的活动作出选择。这样，与其他哲学流派相比，沙夫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所具有的优势正在于，它是直接关注并介入生活和行动的，而不仅仅停留在经院式的空谈上。因此，他说：“我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在于，这种选择能使我比对手更好地理解环境，并按照自己的目标对环境施加影响。”还说，“我之所以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为我提供了比这些流派（沙夫在文章中提到了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和新实证主义等——引者注）更好的世界图景，并且开辟了更广阔的活动的可能性和活动范围。”（注：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沙夫认为，他主张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二条理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自治人道主义具有实用功能，也就是说，它们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不乏实践—政治的意义。

谈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现在仍有哪些思想具有时代价值时，沙夫着重说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关于个人、自治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理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关于自治人道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部分，而且是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部分”（注：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0-61页。）。沙夫提出了三条具体理由：第一，个人对于恰当分析任何社会问题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出发点。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基本原理。第二，个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和产物，这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阐述的观点仍然有生命力。第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社会现实的创造者，该观点既为自治的人道主义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也使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一切他治的人道主义、尤其是与那些以宗教信仰为依据的人道主义区分开来。此外，沙夫还认为，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当中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尤其是在政治方面”。

另一方面，沙夫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所包含的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观点，至今仍有价值。这是因为，第一，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根本特征，也是它对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梯也尔、基佐等）的理论的发展。所以，在他看来，“那些今天否认阶级、阶级斗争这些科学概念的价值的人，是想把社会科学不仅扯回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水平，而且想使它落后于法国革命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达到的水平。”（注：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第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的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包括布罗代尔也承认并使用的方法论工具。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使用它，已经成为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第三，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具有的更大的实用价值在于，它比其他流派更能促进我们解决与当今时代的实践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至于社会革命，沙夫认为有必要对苏联解体后的现状予以重新思考。

（二）伊·沃勒斯坦《苏联东欧剧变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的观点

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沃勒斯坦是所谓世界体系理论派的代表人物。近年来，他发表过《苏联东欧剧变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一文。这篇文章虽然没有专门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但他提到的马克思思想中对分析现代世界体系仍然有用、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四个基本观点，其中有三个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有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

沃勒斯坦所指的马克思思想的四个基本观念是：阶级斗争、两极分化、意识形态和异化。按照通常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除两极分化之外，其他三个观念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内容。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而论，为何单单这三个思想比较有价值呢？沃勒斯坦的论证是，就阶级斗争而言，不同的阶级拥有不同的利益，这种思想最初并非马克思创立的。早在1750-1850年的欧洲，它在所有重大讨论中，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最初，它甚至不是左派的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使它声名远扬，并成为工人运动特有的思想。马克思是一个科学的分析家，而不是一个说教者和预言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他的阶级斗争观念之所以有效，原因是，它的论据有两个前提。其一是，所有的人都寻求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并因此反对那些剥削他们或乘机利用他们的困难的人；其二，客观上处境相同的人，就倾向于采取类似方式行动，这样，就必然为谈论阶级和集团反应提供了依据。当然，沃勒斯坦也特别提到，在当今世界上，除阶级斗争之外，马克思主义还必须重视民族、种族、宗教和性别等方面的斗争。

说到意识形态和异化的理论价值，沃勒斯坦认为，就前者而论，马克思毫无疑问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即他承认思想是客观世界的产物。但是，马克思也不是不知道，我们的一切观念都是在“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的气氛”中形成的。当前，在我们对19世纪以来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全部知识遗产进行批判整理时，认真思考我们的思想和社会的基础，显得尤为必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在这方面可以作出重要贡献。至于异化，他认为，“这一概念是马克思思想中不可缺少的”（注：参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第19-24页。）。

（三）巴里巴尔的《马克思的哲学》（1993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重新理解

巴里巴尔曾是阿尔都塞的学生，并于1965年参与过《阅读〈资本论〉》的写作，因而，在20世纪60-70年代，他一般被认作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70年代以后，包括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内的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纷纷式微，一些有意与之区别的新派别先后呈现，这其中就包括法国以拉比卡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巴里巴尔因为与它的合作关系，又被列为该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之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现状一度变得“萧条”，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题更是鲜有人问津，在这种情境下，巴里巴尔于1993年出版《马克思的哲学》，在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学界确实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巴里巴尔的《马克思的哲学》一书由于出版于苏东剧变后不久，因此它给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带来了很大的鼓舞。为此，法国的许多著名学者，例如塞夫和拉比卡等都曾纷纷著文发表评论，充分肯定它对复兴马克思哲学思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但是，从该书的思想主旨来看，巴里巴尔的许多观点并不新鲜，譬如，他的所谓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以及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反哲学”的主张，在60年代的阿尔都塞的主要著作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论述。对我们来说，相对具有参考价值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他本人不赞同这一提法）所作的历史梳理，因为不论巴里巴尔对错与否，该书所提出的有些问题还是值得我们去进行重新研究和思考。譬如，就“辩证唯物主义”来说，巴里巴尔承认它受到了恩格斯的影响，但是恩格斯未使用过这个词，用的是“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也没有用过它，只用过“辩证方法”；“辩证唯物主义”的术语是工人社会主义者狄慈根于1887年创造的。1908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接受了恩格斯的某些思想成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官方正式认可的哲学体系的形成是在1931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苏联哲学界都存在以德波林为首的“辩证派”和以布哈林为首的“机械派”的论争。1931年，这两派都被斯大林压制下去了，他正式确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法定地位。1938年，斯大林发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联共党史》一书的四章二节正式问世。从此，这一体系以“狄亚玛”(Diamat)的简称在全世界得到传播。（注：有关巴里巴尔《马克思的哲学》的详细介绍，可见曾枝盛《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的第三章二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从巴里巴尔书中所阐述的这些内容看来，有些思想只不过是先前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的复述，但在苏东剧变的历史条件下，他的这部书的出版，对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体系似乎带有“盖棺论定”的性质，这点显然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