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思想和92年后思想具有相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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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图分类号：K512.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01)02-0043-06

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倾向，即任意“拔高”革命领袖的思想，把他们的思想说得越革命、越社会主义越好。这是一种“左”的思想倾向。在对列宁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过程中，尤其存在着这种倾向。清除这种倾向，是推进改革实践的需要和还列宁思想本来面目的需要。

一、一个流传甚广、根深蒂固的误解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指1917年十月武装起义胜利至1918年4、5月间苏俄转变工作重心这一时期。一个流传甚广、根深蒂固的误解，即认为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的革命思想是快速地、激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1938年联共（布）中央审定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指出：“苏维埃政权在缔结了和约（指布列斯特和约——引者）和取得了喘息时机后，就着手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从1917年11月至1918年2月这个时期，列宁称之为‘用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时期。”[1]还提出：“在1918年春，就开始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过渡——‘从剥夺剥夺者’过渡到组织上巩固上既得的胜利，即过渡到建设苏维埃国民经济。列宁认为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喘息时机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2]这些论断的意思是，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已经急迫地把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力图使俄国快速地过渡到社会主义。1960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中也提出：1918年初，“革命继续向纵深发展。党一方面建立苏维埃国家制度，一方面领导工人阶级为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从1917年年底到1918年年中，“用列宁的中肯的话来说，这是用‘赤卫队进攻资本’。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被根本摧毁，苏维埃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3]这里，也认为列宁当时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认为他提出了俄国快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学术界重视对苏俄新经济政策的研究，认为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是“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并且将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与1921年春以前他的思想作对比，认为列宁此前的思想包括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思想，是“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如有的论著提出：“列宁对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上以1921年春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即从十月革命后到1921年春以前的直接过渡时期和1921年春以后的间接过渡时期。”“直接过渡时期又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十月革命胜利后到1918年夏为第一阶段。”[4]另有著作指出：“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直接过渡一直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指导思想。”[5]

根据学术界的一般观点，“直接过渡”有相互联系的两层含义：一是指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绕过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或者说取消商品、货币和市场，由国家政权机关来组织生产和分配，直接地、简单地向社会主义过渡。二是指快速地、激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取消商品、货币和市场，由国家政权机关组织生产和分配，必然导致一些非常的、强制性的、激进的措施出台，使过渡的过程呈现激进的状态。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过渡办法，目的在于追求快速度，而且由于过渡的过程避开了商品、货币和市场等中间环节，其结果必然是过渡中的快速度。由此可见，所谓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持“直接过渡”的思想，归根到底也是认为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提出了快速地、激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二、“计算和监督”是渐进地、缓慢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领导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计算和监督”，即由工人团体或组织对企业的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进行监督，对有关账目进行计算。正确地认识列宁关于“计算和监督”的思想，是正确认识这一阶段列宁思想的关键。

笔者以为，列宁关于“计算和监督”的思想是“非剥夺剥夺者”的思想，是渐进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因为它的基本含义在于不改变企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性质，在这样的前提下由工人团体或组织对企业进行计算和监督。在1917年《四月提纲》中，列宁在论及下一阶段革命的任务时就已提出：“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6]这说明，在列宁的思想上，计算和监督是非社会主义性质的任务。而且在这一时期，列宁曾明确地指出，在实施计算和监督的过程中不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1917年5月，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为了改善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必须把有产阶级的税率提高到利润的100%，即“剥光”资本家。列宁在批评这种“高调”和“空话”时说：“甚至对大多数资本家，无产阶级不仅不打算把他们‘剥光’，……不仅不打算剥夺他们的‘一切’，而且相反，打算让资本家在工人亲自监督下去做有益的和光荣的事情。”[7]意思是说，无产阶级不准备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对工人的剥削。同年9月，列宁在文章中就这一问题进一步指出：“问题的‘关键’甚至不在于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单靠没收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其中并不包含组织要素和计算正确分配的要素。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征收公正的捐税……的办法来代替没收。”[8]

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列宁起草《工人监督条例草案》，并且敦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于11月中旬通过《工人监督条例》，领导展开了工人监督的活动。从列宁起草的《工人监督条例草案》的内容看，它涉及的问题主要有：规模较小的企业可由全体工人和职员直接实行工人监督，规模较大的企业则必须由全体工人大会选举产生工人代表实施监督，工人代表作出的决定企业主必须服从，企业的一切账簿和文据以及一切库存的材料、工具和产品一律对选出的代表公开等等。在这个草案中，根本没有关于“剥夺剥夺者”或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思想。而且在这个时期，列宁在《告人民书》中谈到苏维埃政权当时的措施时说：“除实行最严格的计算和监督，把以前所规定的捐税全部征收上来外，政府不打算再采取任何其他措施。”[9]即政府不打算剥夺资本家的财产。

当时苏俄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工人委员会制定和颁布的关于工人监督的文件有100多份。笔者详细阅读了这些文件，发现所有的文件均未将工人监督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联系在一起，而只是认为这项措施有利于有计划地调节当时的经济。如1917年11月14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工人监督条例》的第一条提出：“为了有计划地调节国民经济，兹规定在一切工业、商业、银行、农业、运输业、合作社和生产协作社，以及其他有雇用工人或家庭劳动的企业中，施行由工人监督企业产品和原料的生产、买卖及其保管事宜以及监督财务的办法。”[10]又如，西伯利亚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有关工人监督的决议提出：“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管理国民经济，为了防止日益迫近的经济崩溃，制止厂主怠工并全面调整工业，西伯利亚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如下：……”[11]乌拉尔工厂委员会第一次省代表会议通过的有关工人监督的文件则提出，工人监督主要包括四项内容：一是技术监督，监督机械、零件和所有各种机器是否完好无损；二是经济监督，监督按适当价格采办材料、原料以及产品出售的情况；三是财务监督，使企业的一切账簿、单据公开，在工人组织的监督下计算和确定产品成本，确定利润的分配；四是企业内部制度的监督，由工人组织参与制定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12]。以上援引的材料足以证明，工人监督是“非剥夺剥夺者”的措施，与社会主义改造或者说与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无直接的联系。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综上所述，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领导采取的主要措施是“计算和监督”，而从列宁的有关论述看，从苏维埃政府有关文件的精神看，“计算和监督”是“非剥夺剥夺者”性质的措施，是与社会主义改造无直接联系的措施。既然如此，完全没有理由认为列宁这一时期持俄国快速地、激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相反由于他不主张“剥夺剥夺者”，不主张立即直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或者说他主张采取一些既有利于无产阶级利益又比较能够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措施，应该确认他的思想是渐进地、缓慢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国内有的论著提出，列宁把计算和监督“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心环节”，主要的是针对俄国当时大量存在着小生产这一状况的。列宁认为，要使小生产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单靠变革所有制是不够的，因为变革所有制并不包括组织要素和计算正确分配的的要素，重要的是进行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社会化。该著还提出，列宁指望建立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展开全面的计算和监督，这样就可实现社会主义[13]。这样来认识列宁的思想，也许大大贬低了列宁的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必然懂得，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当时的俄国尚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首要的、重要的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把大量的小生产变为大生产。要达到这一目的，变革所有制关系固然不够，但是，加强计算和监督即使是进行全面的计算和监督难道就够了？难道生产力的发展可以靠加强计算和监督而实现？稍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人，都会对此作否定的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决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决不会把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实施计算和监督上。

有的论著在论证“计算和监督”是社会主义措施时，往往援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一段话：“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14]需要指出的是，列宁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并非是指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指十月革命胜利后近期的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可以通过这个政权采取许多有利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措施，但是它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说还远远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常常把这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但他同时又明确地说明这一阶段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如他1918年1月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并不抱幻想，我知道我们才开始进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我们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但如果你们说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那你们是正确的，正如人们把西欧许多资产阶级共和国称为民主共和国一样，尽管谁都知道，没有一个最民主的共和国是完全民主的。”[15]同年5月他还说：“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16]所以笔者认为，列宁《国家与革命》中的一段论述，本意是指“计算和监督”可以把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近期的一个社会阶段调整好，而不是把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调整好。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本自然段开头援引的那段话之后，列宁指出：当人们对资本家和保留着资本主义恶习的知识分子进行监督的时候，这种监督就会成为真正包罗万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监督，资本家就绝对无法逃避和无处躲藏了。这足以说明，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存在着资本家阶级的社会阶段，这个社会阶段显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三大差别”特别是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再往下，列宁接着说，进行工人监督“决不是我们的理想，也决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为了彻底肃清社会上资本主义剥削制造成的卑鄙丑恶现象和为了继续前进所必需的一个阶段。”[17]这就直接地告诉我们，需要进行工人监督的社会阶段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到达社会主义需要经过的一个阶段。总之，在《国家与革命》中，“计算和监督”不是社会主义的措施。

下面还必须研究列宁的几个论断。1917年11月4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让工人着手在自己的工厂建立工人监督吧，让他们用工业品来供应农村，换取粮食吧。每一件产品、每一俄磅粮食都应当计算到，因为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计算。”[18]又说：“用加工工业的产品交换粮食，对生产实行严格的监督和计算，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开端。”[19]同一天，他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前线代表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讲到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正在展开时说：“社会主义就是计算。如果你们愿意对每一块铁和每一块布都实行计算，那就是社会主义。”[20]显然，计算和监督的作用，只是表现于对资本家活动的制约，对资本主义剥削的限制，不能够直接实现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的任务。列宁认为计算和监督是社会主义或曰社会主义革命，一是因为当时群众积极参与计算和监督的活动，表现出极高的革命热情和极大的创造力，已经和正在改变社会面貌和人们的生活面貌，列宁认为俄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出现了“新的生活方式”，他对此给予高度肯定，赞扬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是社会主义。其实这种赞扬属于人们通常所说的“过奖”，因为“计算和监督”所产生的新生活方式不可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二是因为“计算和监督”可以为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这说明它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但是实施这些措施有利于俄国未来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正是从这重意义出发，即从这种措施具有趋向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出发，说它是社会主义。可是，如果望文生义，硬说“计算和监督”是社会主义，则不符合列宁的本意。

总之，以上引出的列宁关于“计算和监督”的若干论断，不能证明列宁视“计算和监督”为社会主义措施，不能证明列宁这一时期持快速地、激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三、实行国有化不能证明列宁持快速、激进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1917年底至1918年3月，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进行国有化，基本上实现了铁路、商船和大工业企业国有化。以后的人们把国有化企业视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把国有化视为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并且由此推断列宁关于国有化的思想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推断列宁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形成了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笔者认为，这样的推断是不正确的。

其一，列宁曾经指出，国有化是同资本主义相容的措施。国有化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经济危机反复席卷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加强国家政权干预经济的能力，减少和减轻经济危机，这些国家纷纷在铁路、航运、邮政、电报、银行等领域实现了国有化，并且对那些将要破产的工矿企业也实行了国有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陷入战争中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实施国有化，作为摆脱经济困境的重要措施。鉴于此，列宁1917年4月在有关文章中论及银行国有化和大工业企业国有化问题时说：“这类措施在战时已有许多资产阶级国家实行了，因为这是同日益逼近的经济的彻底崩溃和饥荒作斗争所绝对必要的。”[21]他还指出：“土地国有化是一项资产阶级措施，它不排斥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也不排斥它”[22]。把辛迪加收归国有，这是不是社会主义措施呢？“不是的，这还不是社会主义。”[23]可见，列宁甚至未把国有化看成为社会主义的措施，怎么可以因他领导了国有化而认定他形成了激进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其二，列宁领导国有化，不是为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是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在实施计算和监督的过程中，有些企业主拒不接受计算和监督，从事种种破坏生产的活动，力图从生产上搞垮苏维埃政权。为了打击这些企业主的破坏活动，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新政权不得不对这些企业采取了国有化措施。列宁在1917年1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讲到采取银行国有化措施的原因和意义时指出：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力图实行工人监督，“为了实行监督，我们曾经把银行家找来，同他们一起制定了他们也同意的办法，以便在实行充分的监督和报表制度的条件下领取贷款。”可是，银行里的敌人却在进行危害苏维埃政权的罪恶活动，这就使得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采取国有化的措施[24]。还说：“我们本来想走同银行妥协的道路，我们给他们贷款以便向企业提供资金，可是他们却暗中策划了规模空前的破坏，实际情况使我们不得不采取另外一种办法来进行监督。”[25]他要求立即通过和实行银行国有化的法令，说：“如果现在不批准这个法令，那只会使银行采取种种措施，来加倍地破坏经济。立即实行这个法令，不然反抗和暗中破坏就会毁灭我们。”[26]在列宁起草的《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中，他明确地写道：“粮食的紧张状况，投机倒把、资本家和官吏的怠工以及整个经济破坏所造成的饥荒威胁，使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的革命措施来同这种祸害作斗争。”[27]以下，他提出了银行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措施的任务。这说明，他关于国有化的思想是以“采取非常的革命措施”来同“祸害作斗争”为出发点的，是以巩固苏维埃政权为出发点的。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维埃政权颁布了220个关于国有化问题的文件。笔者认真地阅读了这些文件，未发现这些文件将国有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联系起来，任何一个文件都没有这样的说明或者暗示。许多文件在强调国有化的必要性时指出，因为企业主不服从“工人监督”，反对苏维埃政权，所以必须将其国有化。正如汇编苏联国有化文件的《苏联工业国有化》一书导言中所指出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初几个月内，由列宁、斯大林签署政府法令曾宣布把许多大工业收归国有，因为这些企业不服从苏维埃政权颁发的关于实行工人监督产品生产和分配的法令，抗拒苏维埃国家的其他措施等。”[28]这个事实也可说明，在当时，国有化的目的是巩固苏维埃政权，它不是快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措施，列宁的思想不是快速、激进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其三，到1918年4、5月间，即国有化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列宁提出必须停止国有化，把计算和监督的工作重新置于最重要的地位。这就是他所说的：“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是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但是在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过来的那些企业、经济部门和经济领域中，我们还没有做到计算和监督。”“不能以继续向资本进攻这个简单的公式来规定当前的任务。……为了今后进攻的胜利，目前应当‘暂停’进攻。”[29]“如果我们现在想用以前的速度继续剥夺资本，那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我们组织无产阶级的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而这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的。”[30]众所周知，1918年4、5月间，列宁提出必须转变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即把工作重心由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和管理俄国。无疑，转变工作重心的内容，包括把国有化的工作转向计算和监督的工作。这个事实一是说明，在列宁的思想上，国有化属于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随着工作重心由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它应该退出无产阶级实践的舞台或者说退居次要的地位。二是说明对于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国有化，列宁也不主张使之无限发展和激进化，在该暂停的时候他及时发出了暂停的指令。如果确认这一事实，何谈列宁当时持快速、激进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呢？！

四、列宁自己说新经济政策思想可以追溯到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他的思想

1921年后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是渐进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这是学术界不争的事实。值得指出的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多次明确地提出，他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即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他的思想具有与新经济政策时期他的思想相同的性质。

1921年10月，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在论及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自己的思想和实践时说：“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我们过去的经济文献，回忆一下共产党人在俄国夺取政权以前和刚刚夺得政权之后——例如在1918年初所写的东西……，我们就会看到，在我们刚刚做完建立苏维埃政权这第一件事和刚刚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的初期，我们关于经济建设任务所说的，要比1918年下半年以及整个1919年和1920年所做的要小心谨慎得多。”[31]这里的意思是说，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即从起义胜利到1918年春，自己的思想以及党的思想同国内战争时期关于采取非常措施的思想相比较，具有不同的特点，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比后者“要小心谨慎得多”。所谓“小心谨慎得多”，指实行“非剥夺剥夺者”的计算和监督的措施，比推行战时非常措施稳妥得多。

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在论及国内战争时期自己关于采取非常措施的构想时还说：“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以前我们认为，不经过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的时期，即使要走到共产主义的最低阶段也是不可能的。从1917年产生接受政权的任务和布尔什维克向全体人民揭示了这一任务的时候起，在我们的理论文献中就明确地强调指出，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过渡，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32]在这里，他一是强调自己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思想同国内战争时期关于非常措施的思想是不同的，二是指出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他认为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最低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要经过“计算和监督”的时期，三是指出“计算和监督”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过渡，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可见，在列宁的思想上，“计算和监督”是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过渡性措施，是“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是长期性的、渐进的措施。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在论及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战略退却时说：“阵地是事先准备好的。这一点可以查证，只要把我们党1921年春的决定同我上面提到的1918年4月的决定对照一下就行了。”[33]意思是说，新经济政策同1918年春的政策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实行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国家的政策回到1918年春政策的水平上去，意味着战略退却要退到1918年春的“阵地”上去。

1921年10月，列宁看到了一份私营的《广告小报》，引起了对1917年底苏维埃政权政策的联想。他在当时举行的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到这件事，并指出：“在1917年底颁布的头一批法令中，有一条关于国家垄断广告业务的法令。这条法令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争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设想，向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过渡尽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取消私人报刊，而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服从国家的领导，把它们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法令规定国家垄断广告业务，也就是设想还保留私营报纸而把它作为一种常规，还保留需要私人广告的经济政策，也保留私有制，即保留许多需要刊登广告的私营企业。”[34]以上这一段话，最清楚地表明了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的思想。他主张采用“渐进的办法”向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过渡，这种办法的内容是保留私有制，即保留需要刊登广告的私营企业，保留私人报刊，将这些企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服从国家的领导。

在上述会议上的报告中，列宁还说：1917年国家关于垄断广告的法令“有正确的成分，即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在向新的社会关系过渡时曾试图通过一种可以说是最能适应当时存在的关系的途径，尽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作大的破坏。”[35]意思是说，当时所实行的关于计算和监督的措施，是最能适应当时条件的措施，是渐进的措施，是不作大的破坏的措施。

以上援列宁的论述说明，在列宁自己看来，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他的思想不同于国内战争时期他关于非常措施的思想，而相同于新经济政策时期他的思想，因为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他主张采用“渐进的”办法过渡，主张“保留私有制”，主张对社会经济关系“不作大的破坏”，这同新经济政策时期他的主张是一样的。

既然列宁自己作了这样的肯定，那末应该确认，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他的思想具有与新经济政策时期他的思想同样的性质，即它是渐进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