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社会发展合力思想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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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194（2001）01—0003—08

唯心主义完全从精神因素出发寻找社会发展的原因，旧唯物主义把人的主观意志、主观动机看作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二者在社会历史领域殊途而同归：均把纯粹的、单一的精神因素看作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以后，才打破了社会历史领域唯心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为科学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力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方法论指导。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发展的合力思想，表述精练，内容丰富，含义深刻，对于我们科学地把握社会发展的动力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的合力思想

由于唯心主义历史观对人们的影响根深蒂固，因此在唯物史观创立以后的一段长时期内，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论证精神因素的物质起源即强调物质因素的决定作用作为重心。这样做的结果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一方面引起了某些善意的人们的误解，认为唯物史观是经济决定论或者经济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别有用心的人的歪曲和攻击，把唯物史观说成是完全排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唯经济主义。为了批判别有用心者的歪曲和攻击，同时也消除善意者的误解，并完整地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恩格斯晚年写了一系列这方面的书信，其中关于社会发展的合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1890年9月写给约·布洛赫的书信中。

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的合力思想严格说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合力指的是人们的“意志合力”；广义的合力指的是包含“意志合力”在内的“总合力”。关于意志合力的思想，他明确提出了；关于总合力的思想，他虽没有明确地提出，但基本思想却有了。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意志合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明确提出了人类“意志合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思想。他指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我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社会历史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由于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经历的不同，致使人们的意志各异：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动机和目的，并进行着不同的活动，“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这个结果“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这样一来，在社会历史领域便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活动的单个人，他们行动造成的结果却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而是跟自然界的运行过程一样具有客观规律性。也就是如恩格斯所说：“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虽然这样，但不能因此就说，每个人的意志为零。实际上，每个人的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合力里面的”[1]（P477—478）。

这里，恩格斯是从主体的角度考察了人的意志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之所以说社会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并不是说人的意志因素在社会发展中不起作用（实际上每个人的意志都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因素），而是说它们不是作为单独的、孤立的因素直接对社会发生作用，它们融合为一个整体的力量从而对社会发挥整体的作用，而这个总体的力量是不以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样，恩格斯不仅探讨了意志合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且探讨了它们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和所造成的结果，这比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主观精神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论述不仅深入，而且高明。

（二）“总合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致约·布洛赫的这封信中，恩格斯不仅提出了意志合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思想，而且提出了包含意志合力在内的“总合力”的思想。为了准确地把握恩格斯的思想，特把恩格斯的原话抄录如下：“根据唯物史观，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1]（P477）。

在这段话中，恩格斯实际上提到了社会中的所有主要因素：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因素（这些因素是从不同角度来说的，实际上它们的含义多有交叉之处）。概括起来，这段话主要包含着如下重要观点：

1.要发挥社会合力的整体功能和效果。人的意志对社会的作用不是单独地、孤立地发挥出来的，而是所有意志融合成总体的力量从而对社会发挥作用。包括意志合力在内的总合力的情况也是如此：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社会动力系统的要素之一，它们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在交互作用中融合为一个系统整体，从而发挥着整体的功能。这就要求必须重视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从而使系统处于良性状态发挥出最大功效。

2.要坚持全面的观点，重视各种动力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既要重视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如“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和经济因素，也要重视其他因素的作用，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观点、法律观点、哲学、宗教等精神因素和上层建筑的作用。

3.要坚持重点的观点，突出物质生产和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既要看到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又不能把它们的作用等量齐观，因为经济因素、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合力的论述语言精练，内容深刻。只停留于宏观的论述，难以深刻把握他的合力思想。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下面就他关于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思想分别加以具体探讨，以进一步理解和把握他的合力思想。

二、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恩格斯晚年，针对一些人对唯物史观的误解和歪曲，突出强调了精神因素和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补充并完善了他和马克思原先论述不够的精神因素的作用。纵观恩格斯晚年的书信，对精神因素的作用提出了以下的重要思想。

（一）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

德国资产阶级学者保尔·巴尔特别有用心地宣称：唯物史观把人看作是受经济摆布的机器，把思想看作是纯粹消极的形式和外衣，他们从来没有论述过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反作用；以保尔·恩斯特为首的德国社会内的“青年派”，也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歪曲，他们（指“青年派”—笔者）“说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丝毫没有（正是创造历史的）人的参与，并且说什么经济关系（但是它们本身就是人创造的！）就象玩弄棋子一样地玩弄这些人”[2]（P97—98）。指称唯物史观轻视人，贬低思想、精神因素的作用，是这些歪曲者的共同特点。对此，恩格斯在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曾坦率地说过：“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P479）。出于巩固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长期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对主体和精神因素的作用论述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它们的作用，只是说他们在某一时期强调的理论重点不同。

实际上，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重视人创造历史的巨大作用，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系统地论述了人创造历史的各种重要作用。恩格斯在晚年的书信中，继续坚持并强调了这一观点。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他明确提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又先后两次强调指出：“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他对意志合力作用的强调，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主体的强调。因此，认为唯物史观排斥人的作用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二）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承认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同承认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有重要作用密切相关。因为人创造历史所依赖的便是他的意志、目的、计划等精神因素。前面已较详细地分析了人的主观意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恩格斯看来，每个人的意志都对社会发展产生作用，它们通过在相互作用中融合为一个合力，从而对历史事变产生影响。

不仅人的意志因素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作用，“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对于社会发展“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79页）。

在各种精神因素中，恩格斯论述最多的是意识形态（思想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它们是精神因素的典型形式。在阐述它们对社会发展产生作用的时候，恩格斯往往是以论述上层建筑作用的方式进行的。在我们多次提到的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强调指出，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和教义，都“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1]（P477）。

恩格斯并没有停留于原则性的议论中，而是进一步指出，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因为，经济不能自动地发生作用，它要借助于主体因素和上层建筑的作用来实现自己的必然性。他说：“并不象某些人为着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1]（P506）。经济虽然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具有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它必须通过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借助上层建筑的力量来为自己开辟道路。正如普列汉诺夫指出的：“从一个转折点到另一个转折点的道路，总是要经过‘上层建筑’。经济几乎永远不会自然而然地取得胜利，关于它永远不能说：自然而然的活动……而是永远必须通过上层建筑，永远必须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3]（P273）。积极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从而为社会发展开辟道路，这便是上层建筑的特定功能。

恩格斯晚年，在强调上层建筑作用的时候，总是与强调主体因素、精神因素的作用结合起来，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思想上层建筑在整个上层建筑中起着重要作用，政治上层建筑是以它为理论指导建立起来的；而上层建筑与主体的关系最密切。可以说，强调精神作用，与强调主体作用、上层建筑的作用是一致的。

（三）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逐渐递增的：社会发展是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但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恩格斯在1876年为写作《反杜林论》而准备材料期间曾提出了一些令人注目的观点。他说：“有一种看法，似乎人们的观念和看法创造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不是相反，这种看法正被以往的历史所推翻，在历史上，结果总是与愿望不同的，而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甚至大多数是相反的”。接着，他话锋一转，强调指出，“这种看法只有在比较遥远的将来才能在下述意义上实现，就是说：人们将会预先认识到由于关系的改变而引起社会状况（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改变的必然性，并且愿意实现这种改变，而不是无意识地被迫地这样认识和这样做”[4]（P671—672）。在恩格斯看来，在比较遥远的将来，包括人的“观念和看法”等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非常强大，会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和社会的发展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们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5]（P323）。在稍后（1880年）所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恩格斯又指出无产阶级取得社会权力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之后，“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5]（P443）这表明在恩格斯看来，主体因素、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逐步提高的，社会历史的发展经历着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的主体作用将居主导地位。

（四）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限度

尽管恩格斯晚年突出强调了上层建筑和精神因素的作用，但他的强调始终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要以承认经济因素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为前提。否则，便很难同唯心史观划清界限。因为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本分歧不在于是否承认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于是否承认精神因素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必须承认经济因素的作用是第一位的，精神因素的作用是第二位的。

1.从精神因素的最终根源看，它是人们对自身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物质生活过程的反映，因此是由物质条件所决定的。拿人的意志因素来说，每个意志的产生都根源于一定的物质条件。伟大人物也不例外，他独特的意志品格是由他独特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2.从精神因素对社会作用的具体机制和最后结果来看，它们的作用是通过“合力”形式呈现出来的。合力所导致的结果是一种客观的自然过程，这表明意志因素对社会进程的影响是有限的。

3.即使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成了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主人，人们仍然要遵从经济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实际上，人们之所以在那时能成为“主人”，并不在于他们能够取消经济社会的客观规律（实际上人们永远不能取消客观规律），而在于他们能够科学地认识与预测，从而有效地利用经济社会的客观规律。因此，即使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因素和物质条件的作用仍然是决定性的。

可见，恩格斯在突出强调精神因素的同时，始终不忘提醒人们：精神因素的作用尽管强大，仍然是有限度的，是非决定性的。

三、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恩格斯看来，精神因素的作用较之经济因素不能不处于次要地位。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一）经济因素的涵义

恩格斯晚年提出了许多与经济有关的范畴和论断：在1890年8月5日致施米特的信中，提出“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提出“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尔后又提出“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在1890年10月27日致施米特的信中，提出“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同时还提出“经济关系”、“经济基础”、“经济发展”、“经济影响”等范畴，指出“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在1893年致梅林的信中，提出“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在1894年1月25日致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开首便提出：“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可见，在恩格斯那里，经济因素的涵义是很广泛的：它既包括直接的经济利益、经济关系、经济运动等，也包括与经济密切相关的生产活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等范畴，甚至包括人口因素和地理环境。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因素”等同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用以表述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但他视为核心的，则是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体的生产方式。因此，恩格斯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实际上就是强调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就是强调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和把握为什么恩格斯一再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

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主要表现为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表现为社会基本矛盾的决定作用，最终表现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根源于人们维持生存的需要和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它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出此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改变、经济基础的变更，并从而或快或慢地引起上层建筑的更替……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交互作用和矛盾运动，引起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断变化，社会从而向前发展。关于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思想，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序言》中做了系统表述，这里不再赘述。强调生产方式和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做法。

恩格斯在晚年的著述和书信中，也始终坚持了这一观点。这样的论述俯拾皆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说“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说“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的信中，提到“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提出“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伯恩施坦在恩格斯去世后指责他晚年对精神因素和上层建筑的强调标志着他从唯物史观后退到了唯心史观。精读恩格斯的晚年书信，我们清楚地看到伯恩施坦的指责是多么地无的放矢！这也启示我们：要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必须认真研读他们的原著，把握他们思想的精髓，从而树立起牢不可破的信念。而如果只根据第二手、第三手资料来研究，很容易人云亦云，乃至随风便倒。

（三）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理解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

恩格斯晚年，当谈到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时，常常要加上“归根到底”四个字。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理解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至少包含以下含义。

1.表明经济因素的根源性和最终性。就是说，社会历史变迁的最终根源和最终动因只能从经济因素中去寻找，而不能从精神因素中去寻找。这就在社会历史领域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立场。

2.表明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是从总体上、总过程、总趋势来说的。如果不是从总体上考察，那么便会发现，社会生活中的其他因素，如政治因素和精神因素在历史发展的某一事件中可能会起主导性作用。如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信中便指出：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会对历史斗争的形式起决定作用。

3.表明经济因素对其他因素的决定作用并非都是直接的。实际上，经济因素对许多因素的影响是非常间接、非常疏远的，因此并非任何变化都是由经济原因直接引起的。唯物史观并不要求对于任何社会变化或随便什么社会现象，都必须从经济上得到直接的说明。恩格斯曾强调指出，如果坚持对于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要从经济上得到解释，“那么，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1]（P478）。

因此，“归根到底”的提法，一方面强调了经济因素的最终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给了精神因素以很大的活动空间，即在“并非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精神因素可以起着很大的作用，乃至主导的作用。这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是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决定作用的真谛。

四、恩格斯合力思想的当代启示

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发展的“合力”思想的论述，他关于经济因素和精神因素促进社会发展的唯物而辩证的精辟分析，给了我们许多重要启示。出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谈三个最主要的方面。

（一）全面重视社会动力系统中所有因素协同并进的整合作用

从横向上说，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都要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从纵向上说，既要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又要及时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既要重视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完善，又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能动的反作用；从动力的类型来说，既要重视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社会基本矛盾）和根本动力（生产力），也要重视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如体制改革、主体对社会行为的调节，还要重视社会发展的动力杠杆——科技革命，等等。

由于各种动力因素都互相影响与相互作用，因此既要重视分析各个孤立因素的作用，更要研究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规律，从而调控和引导它们作用的方向与速率，使动力系统发挥出最大的整体效果和协同功能，以便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转。

（二）高度重视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经济是基础，经济因素归根到底决定着社会面貌。因此，必须搞好经济建设，提高生产力水平。为达此目的，必须适时调整和变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的环节和方面，从而使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相互协调。

（三）充分重视主体力量和精神因素的递增作用

人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而人创造历史所依据的主要就是他的精神力量。所以，在社会由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力量和精神力量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今天，社会已演进到知识经济和信息网络时代，仅靠经验的盲目实践弊病越来越多，危害也越来越大。这就要求知识、理论必须走在实践的前面，自觉地指导实践。各国政府承担着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组织重大实践活动的重任，能否在现代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管理和决策，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重要。

恩格斯的合力思想，内容丰富，含义深刻，给人的启迪颇深。今天，深入挖掘这一思想并在新时代下发展创新，对于我们科学把握社会发展动力系统的机制和规律，从而发挥各种动力因素的最佳效能，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