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道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反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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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图分类号〕D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0)06-0004-06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是指由西方共产党和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西方社会，力图寻找一条适合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西方人民解放道路而形成的一股哲学和政治理论思潮。认真地分析和总结他们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反思20世纪社会主义成败得失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方社会的现实，促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经历了如下几个比较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苏共在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中推行教条主义，要求西方共产党以苏共为中心，听从苏共的指挥，严格按照苏联革命模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使得西方共产党丧失了组织、政治和思想上的独立性。然而，按照苏联革命模式进行的西方革命却相继失败。苏共这一做法首先引起了西方共产党内先进的理论家，如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等人的反对。在他们看来，当时革命的客观条件完全成熟，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人阶级缺乏必要的主观精神准备，导致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匮乏。由此他们分析了西方社会的特点，提出了不同于俄国的“总体革命”模式。在这个探索过程中，葛兰西的思想显得尤其重要。

在葛兰西看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统治方式和俄国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葛兰西首先把国家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部分。政治社会主要是指国家的暴力专政机关，包括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权力机构；市民社会则主要是指民间的社会组织机构，它通过民间社会组织，如政党、学校、教会、学术文化团体等，向人们传播本阶级的价值观体系，以获得群众的认同和忠诚。他指出，俄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缺乏民主传统，其阶级统治主要是通过政治社会的强制性领导来实现的，因而只要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革命就取得了胜利。但是，西方国家市民社会较发达，资产阶级不仅通过国家机器从政治上压迫工人，在经济上剥削工人，而且更多地是通过意识形态的作用使工人阶级认同资本主义统治的文化秩序，从而使工人阶级同意接受资产阶级的统治，其统治是总体统治。对于西方革命来说，革命的前提条件是首先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唤醒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然后再进行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其革命模式应是包括文化心理革命、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

葛兰西从上述观点出发，提出了“阵地战”的革命策略，即革命的直接进攻对象不是“政治社会”，而应该是“市民社会”，应该对资本主义统治采取各个击破办法，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建立一切进步阶级的统一战线，西方革命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葛兰西的“阵地战”的革命战略主要是基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西方资产阶级对危机的发生有较强的抵御能力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而得出的积极成果，对于后来西方共产党逐渐摆脱教条主义、独立自主地探寻本国革命的道路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第二阶段是“二战”后至70年代，新的科技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有较大的提高，出现了蓝领和白领工人之分，再加上西方国家战后的社会再分配和福利职能的发展，西方社会的普遍贫困化的趋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由白领工人组成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文化教育水平比蓝领工人要高得多，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他们把关注的目标更多集中在如何提高生活质量上，如生态问题，女权问题等。“革命”和“专政”对他们无法产生吸引力。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通过制造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让工人阶级把幸福建立在对商品的追逐与消费中，使工人阶级政治意识和革命意识不断弱化、淡化，成为丧失了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否定能力的“单向度的人”。因此，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培养、革命主体的寻求、革命力量的分化组合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他们结合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人的压抑，寻找革命新人，重新设计革命的道路和方式，这在西方进步学者那里表现得较为突出。他们针对西方社会的这种变化，提出了以“大拒绝”为宗旨的西方革命战略。他们认为，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各种途径，如学校、家庭、工会、文化等来影响工人阶级，使之革命意识淡化，因此，为了免受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影响，最好是对资产阶级的一切采取“大拒绝”的态度。他们的这一理论为西方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学生造反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尔库塞、萨特等人也被西方青年学生尊奉为精神领袖。为了唤醒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他们相当重视艺术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一种“艺术审美救世主义”的革命策略。在他们看来，由于艺术表达着人们的美好理想、对幸福的向往，而这种向往和现实生活状况作比较，就可以揭露人的本质和存在的差距，最终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批判和否定向度。这种艺术审美救世主义的革命战略既表达了西方进步学者对当代西方社会异化的反抗和对自由、解放的孜孜追求，也表现了他们在革命问题上的个人主义、浪漫主义和乌托邦的缺陷。

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在发展进程中出现了各种问题和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如个人崇拜、高度集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等、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中苏论战等，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使西方共产党开始逐渐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开始了独立自主地探索西方革命的道路的历程。陶里亚蒂在1956年意共“八大”上提出的“多中心论”和以“结构改革论”为中心的意大利式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主张各国应当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他反对那种在国际共运史中存在所谓一个指挥中心和一个领导党的做法，要求平等地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指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应该是多样的。法共也明确提出“争取民主斗争是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组成部分”，这些思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中引起了较大反响。

通过探索，西方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三种理论潮流。其一是以葡共、希共、美共、德共为代表。他们坚持以马列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反对用和平手段夺取政权，拥护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主导地位。其二是从原来共产党中分化出来的自称为马列的“左派”。他们主张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的主张由于脱离了西方的实际，在西方影响不大。其三是以意共、法共、西共、英共等为代表的“欧洲共产主义”，他们既反对社会的改良主义，也反对在西方实行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模式，主张尊重西方民主传统，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走西方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在当代西方力量最大，影响最广。欧洲共产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对本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新探索，其突出贡献是突破了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教条主义束缚，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各国具体历史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而不是照抄照搬现成的革命模式或马克思主义词句。

第三阶段是70年代后，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和运用，既给人类带来了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但也使人们在物质享受中迷失了自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纵欲主义等现象迅速弥漫；同时科学技术也带来了诸如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全球性的生态问题，严重地制约着人类的发展和生存的基础，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以本·阿格尔、威廉·莱易斯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生态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办法，形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和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他们把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直接归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新表现形式。此外，资本主义社会享乐主义的价值观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制造出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必然带来的“异化消费”，工人阶级为了逃避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而在商品消费中体验幸福的消费，又会进一步强化生态危机，它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因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就是靠向工人阶级许诺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来维护其统治的。但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也必须受生态系统的限制，导致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能力的期望的破裂，使人重新认识自我及社会，他们称之为“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正是它造成了资本主义统治的危机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引发了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他们主张实行零增长的稳态经济，反对极权主义、官僚主义的管理模式，主张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民主管理；反对异化消费，主张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进入80年代后，由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冲击，现实社会主义的形象对西方工人阶级的影响，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西方各派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特别是苏东剧变给西方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它给西方共产党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也使共产党在西方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削弱。为了走出困境，西方共产党重新调整了政策，对西方革命重新进行了新的探索。他们一致认为，苏东事件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次重大挫折，但不能由此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破灭了，它否定的只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因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仍然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他们还提出，在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应该从实际出发，尊重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西方共产党已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但要真正走出困境，还尚需时日。这既取决于西方共产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摆脱教条主义，也取决于西方资产阶级控制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程度。一句话，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和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决定了西方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

（二）

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西方共产党内的理论家、西方进步学者注重对西方意识形态、文化的批判，强调西方革命应是一场包括文化、政治、经济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西方共产党在逐渐摆脱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则强调西方长期民主传统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意义，强调西方应走不同于俄国革命模式的民主革命道路。如果联系西方的历史文化条件，我们就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是完全合理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这是因为：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一战”后，以葛兰西等人提出的总体革命模式和“阵地战”的革命策略是在反思西方革命失败的基础上，根据西方社会结构不同于俄国的现实而提出的。体现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同西方社会结合起来的努力。而“二战”后，由于科技革命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分化成日益复杂的阶层和利益集团。如何引导由白领工人组成的中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是西方共产党的首要问题。而资本主义通过宣传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从中输出其意识形态，使人们盲目追求物质生活消费，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呈现出淡化、弱化的趋势，可以说，西方社会对人的统治是全面、总体的统治，其中，意识形态的作用越来越强，它使得资产阶级的道德价值观念对工人阶级有较大的影响。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对自然的过度开采，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和精神问题。可以说，西方人不是生活得越来越幸福，而是越来越空虚，越来越被异化，人过着的是非人的生活。它突出地表现为社会生产整体化、一体化趋势和个人个性自由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人在这个总体统治的社会，变得越来越不自由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代西方反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慢慢产生、发展起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思考革命问题，由此他们把理论关注的焦点转到意识革命上，其中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批判，更是其理论关注的中心，它同时也说明西方革命要取得成功，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至关重要。对此，恩格斯晚年也曾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展一方面取决于工人阶级的壮大，但在物质条件相对成熟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就成为决定因素。他指出：“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最近五十年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1]

与西方党内理论家、西方进步学者不同，西方共产党、特别是以意共、法共、西共为代表的“欧洲共产主义”，比较强调建立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全体劳动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通过和平的民主斗争方式，分阶段地夺取领导权。在他们看来，由于西方有长期的民主传统，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白领工人组成的中产阶级更多地关注如何提高生活质量等具体问题以及人的精神问题，再加上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的弊端，“革命”、“专政”对他们丧失吸引力。使传统的暴力革命在西方不可能实现。只有首先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通过议会民主斗争的方式，争取劳动群众的支持，然后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纲领和政治纲领。他们同社会民主主义的显著不同在于，他们仅把民主、议会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是其目的。

西方共产党的这种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恩格斯晚年也曾有过论述。恩格斯晚年既重视暴力革命，也肯定存在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他针对德国社会内有人只强调暴力革命，否认存在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时明确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力水平高，武器先进，统治机构健全，工人阶级很难用暴力取得胜利。而靠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通过议会斗争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以和平的方式取得成功是可能的。因为在社会化的生产力面前，“资本家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证明自己是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2]。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生产领域占有优势可以先成为生产过程的主人，进而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可以说，西方共产党要求通过议会斗争，争取群众，建立民主的统一战线，分阶段逐步夺取资产阶级的阵地，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最后再夺取整个政权，这种革命模式不仅更符合西方的现实，而且也和晚年恩格斯的设想是一致的，是值得肯定的。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探索的西方革命为什么至今尚未取得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大致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考察西方革命失败的原因：

第一，由于科学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迅速增加，工人阶级的工作环境和条件有较大改善，使工人阶级的劳动方式从体力型向智力型方式转换，也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同时，生产自动化和专业化的生产体制要求吸收工人参加生产管理，再加上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化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客观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垄断资本使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剧，现存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有利于资产阶级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其危机，资本主义应付危机的能力进一步增强。高、新、尖端武器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西方革命发生的可能性。

第二，西方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传统的产业部门迅速衰落，以服务业、金融业、信息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迅速壮大，传统的工人阶级发生了分化，出现了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分，以白领工人组成的中产阶级，他们的价值观念和传统的产业工人存在着较大差异，既加深了工人阶级不同行业的隔阂，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力，也使西方社会的利益结构更加复杂。同时由于传统产业工人的衰落，不仅直接导致工人运动陷入低潮，而且甚至工人阶级为了生存而举行的罢工也得不到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如90年代英国煤矿工人的罢工），这种状况也决定了西方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第三，全球性生态问题、粮食问题、人口问题的出现，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似乎人类的共同利益高于国家、民族、阶级、个人利益。而要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最终取决于科学发展的程度。由此，科学问题、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似乎高于一切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围绕社会本身目标产生的阶级斗争成为次要的东西。

第四，西方共产党长期受教条主义指导思想的束缚，加上强调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中心领导地位，使得他们长期照抄照搬俄国革命的模式，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国情联系起来，导致其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国的工人运动不能有机地联系起来，因而，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地贯穿于西方的革命实践。同时，西方共产党除了要和资产阶级政党作斗争外，还面临社会所宣传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挑战。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渊源实际上是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修正主义，他们只顾追求眼前利益，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其指导思想是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他们在选举中随时改变政策，以取得不同阶层的支持。而他们在改善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政治地位方面，又作出了较大成绩，团结了相当的群众，在西方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如风靡欧洲的“第三条道路”）。但他们放弃了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没有本质的区别，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障碍之一。再加上现实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社会主义在西方群众中的形象。致使西方群众既难以把西方共产党同西方社会党相区别，又容易把它同现实社会主义混为一团，这种状况当然会影响西方革命的进程。

上述情况说明，西方革命要取得胜利，西方共产党必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加强党内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密切联系本国的实际，把群众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和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利用已有的民主制度，把群众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这就要求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战斗功能，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斗争，使广大群众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当代西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最终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束缚，使西方社会的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最大限度地争取劳动群众。同时，还必须通过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引导和改变群众的消费需求，使工人阶级从消费异化以及消费主义的生存方式中摆脱出来，去追寻真正的自由、合理、公正的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参考文献】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607,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