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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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一百多年中，社会主义除了从列宁、斯大林到、邓小平这一条主流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线索外，在全世界范围内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不能忽视的一派。研究他们的社会主义观，不仅是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的学术研究之必要，而且对于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把握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促进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一种与第二国际观点相对立，也与列宁主义相对抗的，自称以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为己任，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社会主义思潮。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被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1923年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发表被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从1923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两大派别，主要倾向是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60年代，出现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趋向和流派，打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人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1968年在法国“五月风暴”中，“新左派”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奉为指导思想，把马尔库塞、萨特奉为精神领袖。这场运动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推到了历史的前端，并使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进一步扩大。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把理论重点从哲学转向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和革命前景的研究上，出现了众多流派：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的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着种种的分歧乃至对立，却仍然构成一种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有着共同或相近的见识。本文阐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作为主流的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第一，他们认为不是“经济决定论”、也不是康德的伦理学，而是人道主义哲学构成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一种社会主义理论需要自己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把实践唯物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哲学基础。但是，第二国际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把唯物史观庸俗化，理解成僵硬的经济决定论，并在此基础上理解社会主义。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正统，甚至也不新鲜。伯恩斯坦则用康德伦理学来补充唯物史观，修正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既反对经济决定论，也不认为要用康德伦理学来补充唯物史观，而是强调应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即他们所理解的人道主义哲学。早在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就强调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试图通过拯救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总体性，强调主观意识的作用，从而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性质，对抗第二国际的正统派的经济决定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之作中，卢卡奇批评经济决定论所表现出来的机械论和宿命论倾向，认为这种观点虽然看起来强调经济运动规律的客观“科学”性质，但“它取消人和社会活动的地位”，使人们在所谓的外在永恒的“自然法则”面前无能为力，社会主义成为不用革命主体参与的自发运动的结果。实际上，在任何历史运动中，人已经成为一切（社会）事物的尺度，因而，历史发展的本质，就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运动。如果看不到主体的能动作用，把客体始终当做思想之先和之前的不变的东西，思想只是对它的直观，那么就失去了理解辩证法、理解历史的关键东西。既然历史过程是自觉的意识主体与客体——历史结构和现实——作用的结果，那么十月革命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失败主要应通过分析无产阶级的“意识”状况来加以解释。

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作的这一补充和解释，对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直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机械决定论的错误理解，恢复马克思主义辩证的、能动的性质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这一补充和解释中，也显示出浓重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乌托邦色彩。卢卡奇自己在晚年也认识到这一点。这一阐释，还体现了一种社会历史方法论的转变，即从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向哲学批判方法的转变。这种转变，使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变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面世，立刻引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重视，掀起了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热潮。他们用人道主义取代唯物史观，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基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的当年，马尔库塞就写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宣称“这些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注：《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3、95、105、69-70页。）这一新的基础就是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在马克思那里只能是奠基于人性“异化”和“复归”之上的人道主义要求，它意味着“人这一存在物的定义的革命”。“马克思是把消灭了异化和物化的‘实证的共产主义’看作人本主义来加以叙述的，人本主义这一术语表明，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的基础就是人的本质的某种实现。”（注：《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3、95、105、69-70页。）弗洛姆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中断言，马克思的哲学与存在主义思想一样，代表着一种抗议，一种对人的异化的抗议，它从属于反对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失去人性的西方人道主义哲学传统。他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从他关于人的概念中推导出来的。”“正如保罗·梯利希所指出的，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就是：‘一场在社会的现实中反对毁灭爱的抵抗运动。’”（注：《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3、95、105、69-70页。）他甚至提出为了区别恩格斯等人的经济唯物主义，可以将马克思的历史观叫作“人类学的历史观”。尽管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纷呈，但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用人道主义取代唯物史观并在此基础上理解社会主义则是他们的共识。

第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他们重建马克思主义和新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前提。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主义化相对应，他们丢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仅仅诉诸于道义、诉诸于价值理性，对资本主义进行价值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将异化和人道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围绕社会与人性的对立和冲突来展开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普遍全面异化的社会、病态的社会、单面性的社会（马尔库塞）、不健全的社会（弗洛姆）、总体异化的社会（列斐伏尔）。不仅存在着劳动异化，而且还有政治异化、消费异化等。这个“病态的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存在（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注：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与新左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页。）在这个社会里，人成了“非个体化”（阿多尔诺），成了物品的奴仆（弗洛姆），成了机器（霍克海默尔），人成了单面的人（马尔库塞）。造成这种社会和人的“病态”、异化的根源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纷纷从异化论分析范式出发，找到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实证主义、大众文化等等。他们找到了科学技术。哈贝马斯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也是意识形态。正是技术的全面进步导致人的全面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马尔库塞甚至给出了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注：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与新左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2页。）。他们找到了意识形态，说明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与工具性，指出它具有操纵功能、欺骗的功能和辩护的功能。正是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异化，压抑人、操纵人的功能的空前加强，形成一股严重威胁社会解放的阻遏力量。他们找到了实证主义，认为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以一种非历史的方式来理解世界和科学，旨在反对对既定一切事物进行哲学“否定”的批判过程，使思维顺从现实的一切，使理性不得不接受现存事物和现存秩序，实证主义堕落成肯定哲学，为现实辩护。他们还找到了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使文化、艺术商品化，排除和否定了文化艺术的独立自主性；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标准化、划一性扼杀了人们的个性、自主性、创造性与想象力；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消除了文化原有的批判和否定的向度，堕落成为为现实和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的工具。

第三，他们不仅诉诸于人道主义批判资本主义，而且同样从道义、价值理性的角度批判现实中存在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同样是他们探讨未来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是他们社会主义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苏联社会主义刚刚建立之初，“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是抱有很大热情的，但随着这一社会主义模式逐渐暴露出其固有缺陷时，他们便开始对它进行了猛烈抨击，大加鞭挞。他们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与马克思“原来的理论”加以比较，断言苏联现实与马克思的理想不相符合，苏联不是一个真正解放的社会，而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极权社会主义社会或官僚社会主义社会。苏联模式片面强调政治上夺权，经济上改变所有制，忽略思想文化革命，强调纪律和服从，忽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因而是一种狭隘的设计。他们着力批评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认为它是与法西斯主义一样的极权国家或独裁国家，“在完整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下，警察将极端官僚主义的权威几乎强加到生活的所有领域”（霍克海默）。“国家变成一种物化的人格化的权力”（马尔库塞），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仍然是被统治和控制的对象。他们还断言苏联社会主义和西方社会一样，是同一个发达工业社会的某个变种，这两个社会的共同基础都是工业——技术结构，都以技术合理性作为社会组织原则。马尔库塞指出，这两种制度显示出共同的后工业文明的特征——集中和管理取代私人事务和自由，竞争是组织化和合理化的，各种规章制度体现着经济与政治的结合，大众传播、娱乐工业和教育协调着人们的行动。他们认为，这两种基础相同的社会，其性质不会有本质的差别，其发展趋势也必然日趋同化，人的遭遇境况也不可能有根本差别，都是异化、压抑型的社会。莱易斯认为，苏联不仅仅是一个异化劳动的社会，而且还是一个异化消费的社会。阿格尔说：“在苏联，工人阶级在法律上是工厂的主人，但依然是异化生产制度的被控制而无独立性的受害者。”（注：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503页。）弗洛姆说：“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的原则基本上与资本主义的原则是相同的：最大的经济效益，规模巨大的官僚工业机构以及在这个既官僚又具有经济收效大的体系中个人的绝对服从。”（注：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9-150页。）他们还批判苏联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作为它的核心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认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丧失了革命批判精神，变成了苏联领导集体的意识形态，变成了其控制人们思想的工具，为其制度和政策作合法辩解。

第四，既然资本主义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都不符合他们的道德理想，那么，他们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呢？他们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价值学的解释，社会主义成了一种价值观。

对于未来的理想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选择了既不同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又不同于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三条道路，“我们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那就是民主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它以社会主义的本来的原则为基础而提出一种新的、真正的人类社会的理想。”（注：弗洛姆：《让人成为人》，《各国社会党主要文件汇编》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378页。）这种第三条道路，弗洛姆称之为“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马尔库塞称之为“自由的社会主义”，萨特称之为“有人性的社会主义”。尽管叫法不尽一致，其实质乃是同一的，这种社会主义是一种价值，其本质特征乃是人道主义。作为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它的最高原则是：人的地位高于一切，人始终是社会的中心，是最高的价值，所以，一切社会活动均应以人的需要为转移。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要服从于人的发展这一目标，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弗洛姆说：“人的地位高于物，生活的地位高于财产；因而工作的地位高于资本；权力来自创造而不是来自财产；决不能让环境支配人，而必须让人支配环境。”“在所有社会和经济安排中，人的价值高于一切（注：弗洛姆：《让人成为人》，《各国社会党主要文件汇编》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379页。）。

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它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萨特说：“社会主义是不确定的，它是一种价值，把自由选择作为自身的目标。”（注：萨特：《七十自画像》，载《生活、境遇》，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36页。）马尔库塞说，自由的社会主义是一个自由的王国，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弗洛姆称“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拥护自由。它拥护免于恐惧、匮乏、压迫和暴力的自由。但是，自由不仅包括免于什么样的自由，而且还包括什么的自由。例如，积极负责地参加制定有关公民利益的一切决议的自由，将个人的潜力发挥到最大限度的自由。”（注：弗洛姆：《让人成为人》，《各国社会党主要文件汇编》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380页。）马尔库塞、弗洛姆更强调人的精神自由。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当然包括使人从诸如物质匮乏、政治专制这类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但是，对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来说，更重要的是要使人从精神的、性的压抑中解放出来，人性将得到完全的恢复，人成为一个精神健康的人。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道德的社会，一个伦理的王国，人类成员之间充满着博爱关系，“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人根植于友爱和团结的联结，而不是血缘和土地的束缚之中”（注：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司1988年版，第372页。）。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是一个美学的天地，人们按照美的法则来组织世界，生活变成娱乐，劳动变成消遣。总之，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真善美的统一体，自由幸福，没有统治，没有压抑和异化。

围绕这样的社会主义价值，西方马克思主义还设计了种种新社会主义的模式与蓝图，诸如实践社会主义（科尔施）、工厂委员会的社会主义（葛兰西）、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列斐伏尔）、自由社会主义（马尔库塞）、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弗洛姆）、生态社会主义（莱易斯、阿格尔）、后工业社会主义（高兹）、市场社会主义（罗默）等。

如何实现这种理想的人道主义价值王国呢？“西方马克思主义”依然从价值理性，从人道主义立场上去寻求问题的答案。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彻底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的。它认为以武力和暴力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任何企图，不仅毫无益处，而且也是不道德和不人道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人性在合理的条件下发挥作用的自然的逻辑的结果……这只有唤起人的理性及其对一种更人道、更有意义和更丰富的生活的渴望才能实现。它以对人有能力建立一个真正的人道的世界的信念为基础。”（注：弗洛姆：《让人成为人》，《各国社会党主要文件汇编》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381页。）马尔库塞干脆宣称：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从科学到乌托邦，而不是从乌托邦到科学。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基础已经变得不合时宜，现代社会变革的动因不是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而是工业社会对人的本能和人性的压制和摧残，人的心理本能结构遭到破坏。所以，社会主义变革的途径和道路也只能是主观的、文化的、意识的、心理的革命。葛兰西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希望通过意识形态的革命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道德信仰和价值观念，把新文化传播到市民社会中去，“变成实践活动的基础，变成人们协调一致的活动的要素，变成人们精神的和道德的结构要素”（注：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马尔库塞主张一种“非暴力的反抗”，就是通过意识、本能和文化革命来进行。列斐伏尔主张通过日常生活批判，即变革现存的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习俗、价值观念，变革日常生活中的人的思想、意识而走向社会主义。赖希则主张通过意识革命和性革命来实现变革。普兰查斯提出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与此同时，他们认为实现这种社会变革的革命主体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同化，失去了以往的革命性。他们寄希望于新的激进力量，即尚未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同化，厌恶现存的生产方式的人。这些人包括知识精英、青年大学生、黑人、少数民族、社会底层的被遗弃者、失业者、流浪者等。正是这些人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着与现存社会对立的形象和价值，蕴藏着向新社会转变的萌芽，他们用新的感性和意识来批判资本主义世界的形象，“宣布行动不是为了竞争，反对野蛮的‘屠杀’，揭露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肯定身体的敏感性和官感，生态抗议，蔑视征服世界和殖民战争的错误的英雄行为，妇女解放运动，反对对缺乏独创性的美和慎言微行的反性感的、清教徒式的崇拜——所有这一切倾向都有助于行为原则的废除”（注：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与新左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4页。）。

二

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这里有个立场和方法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坚持整体性原则、历史的原则和辩证的原则，即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放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整体地、历史地加以观照和透视，无疑是明智的、有益的。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存在了三百多年，但它们都是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实现了革命性变革。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科学，就在于它不像空想社会主义那样仅仅从价值理性、价值原则出发，而是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既从历史的必然性、规律性，又从历史的主体性、合目的性去说明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包括着科学理性原则与价值理性原则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里，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是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然而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紧张和对立却一直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乃至形成了两个传统：“科学的”社会主义和伦理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是伦理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传统中的一部分。以此为背景，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强调的价值道义原则，无疑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身所固有的一个原则、一个方面。他们在极端的立场上凸现了这一种原则，以夸大、扭曲的形式释译了它，使人们对这一原则和因素有了更深刻、更自觉的认识和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也因此而具有部分的合理性、片面的真理性。

价值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马克思主义当然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也是具有人道主义内涵的运动和制度，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正确之处在于作为对第二国际“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动、修正，它们正确地发现了被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忽略、否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的价值原则，看到了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必然联系，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副解毒剂，尤其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学说时，并不总是有机会、有条件对他们学说中的不同方面加以同样的全面的解释和说明，而常常是为了反驳他们的论敌，不得不强调被论敌所否定的主要原则，他们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时，其主要任务是批判唯心史观和空想社会主义，所以更多地强调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突出自己学说中的科学原则。其次，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出现了严重失误，社会主义价值被悬设，成为一个抽象，乃至被物化和湮没。再次，社会主义国家里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理论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偏向，忽略、忘却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原则。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伦理、人道性质的重视强调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仅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也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的价值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价值合理性进行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的批判和抨击。当代资本主义从物质生产过程到文化生产过程等，一起被放在他们那人道合理性和人性自由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受到无情的批判和考察。其批判和分析常常有独创深刻之处，的确击中当代资本主义的时弊，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有助于我们全面而正确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他们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批评，诸如：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高度集权，党政不分、官僚主义、个人崇拜，片面强调改变所有制以发展生产力而忽视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建设等等，也的确击中了其要害，提出了许多应该引以为戒的许多经验教训。

马克思主义肯定社会主义也是一种价值体系，无产阶级应该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方向上也作出了努力。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的解释和说明，尽管从根本上讲属于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范围，但其中不乏合理之处。他们对基本价值作的一些细致的分析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价值的思考。如他们强调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人的解放，强调人的解放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以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追求利润、增加财产，认为社会主义是民主、自由和人道的社会，肯定人道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肯定自由、公正、平等、民主等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当代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情形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变革，采取什么样的战略与策略，这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变革应采用什么方式，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他们强调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并没有排除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6页。）总之，“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8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伦理道义的视角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变革路线，诸如民主改良、心理革命、日常生活批判、乌托邦的道路等。他们的战略思考，虽然在许多方面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但是，他们的这种价值变革的思路确实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把人们对此问题的思考引人一个新的层次，给人们进一步考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革命方式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第二，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由于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的价值原则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相对于所谓正统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存在的理由。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而言，他们却不再合理。他们是以割裂社会主义中科学原则和价值原则的内在统一，抛弃其中科学原则为前提而突出价值原则的，因此他们的合理性是相对的、片面的。

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人道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坚持人道主义的原则，但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以人道主义哲学作为基础，以人性、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作为模式来论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有着根本区别。马克思多次反复批判以人道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指出：“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世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天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9页。）正因为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对现代资本主义不遗余力地进行了道德价值批判，但又没有能正确地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文明弊端，价值困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全面深刻的异化，但他们的批判说到底是一种“道德义愤”，“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20页。）他们无力找到产生如此弊端、困境、异化的深刻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关系、生产方式。所以他们也找不到去除它们的正确途径，同样不能对社会主义必然性进行科学的论证，社会主义成了一种道义上的必要。这正如医生看病时，仅看到了病症，却找错了病根，当然也就开不出对症的药方。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伦理价值说明，则明显地“带有资产阶级框框”和浪漫主义色彩。事实上，伦理价值是由产生它的物质社会关系决定的。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4页。）。任何不受时间限制、独立的精神价值世界是不存在的，不能用主观意识去创造这种价值，这种价值也不能从人类自我的神秘的内心深处产生。伦理价值有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内容，在阶级社会的条件下具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里，对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产生并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不理解社会价值与现实物质世界的规律性联系，纯粹在道德的天空中自由地构想飞翔，而“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而伴随着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9页。）。

与此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变革道路的种种设想尽管拓宽了人们的思路，但其命运却似乎不妙。他们的社会变革之设想至今仍停留在幻想之中，很难付诸实施，既使真的偶尔付诸实施，却也是成为人们厌烦的嬉皮士运动。当他们寄希望于通过意识、心理、价值变革来改变现实社会时，他们忘记了意识、心理、价值本身又是由现实社会决定的，他们不明白意识、心理、价值的改变与现实社会的改变只能被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离开了实践基础，抛弃科学原则，他们无力走出两难境地，只得陷入困境，最后沉沦于乌托邦的幻想之中而自娱，社会主义“对这种社会秩序来说就总像一纯粹的乌托邦，……它表现在对最好的国家和最大的快乐的构想中，表现在充满幸福的永久和平的构想中”（注：《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185-186页。）。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则和价值原则的内在统一，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原则，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其结果是重新回到空想社会主义状态，成为一种现代乌托邦。如果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割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则和价值原则的内在统一，抛弃、消解掉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原则，而不再科学的话，西方马克思主义则由于抛弃、消解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则而失去意义；如果说，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前，旧社会主义从道德理想角度去批判资本主义、论证社会主义，还具有理论和实际的合理性、积极的革命意义的话，而在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后，仍旧回到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方法中去，则无疑是一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反动。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科学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偏执一端，陷入片面，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没有真正地弄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革。

社会主义学说有自己的哲学基础，哲学的变革是社会主义学说变革的基础和前提。事实上，我们看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进展总是和他的哲学立场的转变紧紧相随的。《德法年鉴》时期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与马克思的费尔巴哈哲学立场相适应，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他对历史之迷的解释是非科学的，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形成的自己的新的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则构成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框架的基础。他对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和假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则也总要深入到对它们的哲学基础的批判中去。马克思之所以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实现了社会主义史中的革命性变革，关键就在于他建立了自己的新哲学，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实现了怎样的哲学变革呢？他的哲学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它不再是去单纯地解释世界，而是要落实到改造世界上去。这种新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也是辩证的。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根源在于实践唯物主义中的两者是内在统一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经济决定论而加以反对，并要以人道主义哲学来补充和取代。实践的唯物主义与机械决定论无疑是相对立的，但与人道主义哲学同样也是对立的。人道主义“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于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质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普通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且以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0页。）当人道主义哲学把“人性”、“人的本质”之类的东西当作历史发展的动力，用人的异化和复归去解释社会历史时，实践唯物主义则认为，不存在什么固定的人性、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并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人的本质总是在实践和社会关系中形成的，是变化发展的。人性、人的本质是需要被解释的，同样价值、道德也是有社会条件决定的。尽管人类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是有差别的，但人类社会历史还是表现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历史规律总是以自身的逻辑和力量，使人道主义的抽象的道德呓语成为历史中无意义的碎言。

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的扭曲和改写，实际上表明了他们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精髓，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之所在。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的割裂和偏执深深地根植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和偏离。对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只能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